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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圣平 范佳慧: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判断的解释基础

更新时间:2019-05-27 23:11:29
作者: 高圣平   范佳慧  
并不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涵摄领域内。

   其次,从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区分的制度变迁过程来看,《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合同法》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的制度刚性,使其具有了解释规则的属性。[33]但该解释颁行不久,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即发生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这里的“具体情形”包括“法律法规的意旨”、“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据此,尚无法得出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的结论。及至《民法总则》施行,其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立法者明确抛弃了司法实践中广为采用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二元化区分模式,[34]转而选择了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类似的规范目的保留模式,授权法官考察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以判定违法合同是否应归于无效。如此看来,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后,不仅《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应再作考量,而且规范性质识别进路更值商榷。

   第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本身就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35]某一规范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原因在于能影响合同效力,而合同效力被否定的原因又为违背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6]究其原因,在于这种二分格局陷入了“倒果为因”的思维形式中,即在寻得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后才给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结论,而非回答违反何种强制性规定以及基于何种理由导致合同无效。[37]这实际上是在“以问答问”,并无实益。[38]在(2016)最高法民申1692号裁定、(2016)最高法民申231号裁定、(2016)最高法民终271号判决等裁判文书中,法院直接先认定第16条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再判断越权担保的合同效力,即是此类思维的体现。“规范分类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识别而言,只能起到排除的作用,而无法从正面论证何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9)此外,理论上,衡量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要素有主体适格、意思表示、行为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和公序良俗。[40]法律关于主体能力和处分权能、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内容各有其相应的强制性效力评价规范,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第16条规定的越权担保的行为效力,若再借助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分析框架来评价这一越权行为的效力,则有叠床架屋之嫌。[41]

   (二)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在法适用顺序上的质疑

   在( 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先以第16条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为“本案一、二审法院以案涉《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决议事项并未经过(提供担保的公司)股东会的同意,(提供担保的公司)也未就此事召开过股东大会为由,根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作出案涉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无效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继而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抵押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是否构成表见代表,(相对人)是否善意,亦是本案担保主体责任认定的关键”。本案同时从两个方面确定担保合同的效力,“非止画蛇添足之嫌,更有自相矛盾之虞”。[42]从该案可以看出,法定代表人越权所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与公司应否承担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责任并非同一问题,即使违反第16条不影响合同效力也不必然得出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结论。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与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向的是不同的问题域,对《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进行识别曲解了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问题的本质。

   实际上,代表规范与代理规范同属法律行为的效果归属规范,即为将公司人员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公司的规定。[43]以代理为例,其实质意义在于使代理人处于被代理人的位置为他进行法律行为,该行为被视为与被代理人自己所为法律行为后果相同。[44]我国实行代理与代表的双轨制,但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皆为效果归属规范。[45]质言之,《合同法》48、49、50条所称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代表行为有效”指的是行为的法律效果由被代理人或法人承受,而不是代理人或代表人所为的法律行为有效;在解释上,不应将狭义无权代理解释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待定的只是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46]准此,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核心首先不在于行为的有效或无效,而是该行为是否对公司产生效力。[47]至于公司最终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应从两方面考察:如果该越权担保的行为效力归属于公司,若担保合同有效,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反之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该越权担保的行为效力不归属于公司,则无论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公司均不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稿)》(以下简称《公司担保司法解释(稿)》)[48]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在认定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的同时,还应当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依照合同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担保合同效力。”分别审理担保合同的效果归属和效力实为符合现行法和法理的方案。虽然条文的表述是“同时”审理“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和“担保合同效力”,但从该条的文义“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来看,认定“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是案件审理的第一步,其次才是进一步依据合同法、担保法、民法总则等法律中的效力判断规则认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担保合同对公司不生效力,则在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的担保纠纷诉讼中,无需进一步判断担保合同的效力。至于担保合同对公司不生效力之时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后果,则为另外一个法律问题,由他诉解决。在(2014)民申字第628号裁定、( 2015)民申字第1558号裁定、(2015)最高法民申字第2538号裁定、(2016)最高法民申1692号裁定中,法院将涉案争议焦点表述为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但当事人的诉称及裁判说理皆是围绕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展开。在《合同法》52条第5项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之下,判断某项强制性规范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所指向的问题是合同是否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具体而言,此处的无效属于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中无效,而非指法律后果不由公司承受。因此,就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实为错置找法路径。

   综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本身在合理性上即存疑义,私法上的越权交易更是不能囊括在此二分格局之下。从实际情况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二分格局本是法律解释的结果而非推理的前提,对于法官其实并不具有规范上的约束力。[49]更重要的是,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首先指向的是该行为后果是否应由公司承担,至于规范性质所指向的合同效力问题则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在实施效果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必然陷入两难困境:如认定《公司法》16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即为不足,如相对人在接受公司提供担保之时,已经审查公司章程和公司担保决议,但章程和/或决议存在无效情事,且非为相对人所应知道,仍令担保合同无效,对于相对人过于严苛;如认定《公司法》16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则对恶意相对人保护过度,如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决议即签订担保合同,仍令担保合同有效,有违法律特别规制公司担保行为的立法目的。[50]因此,就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与其囿于在方法论和法适用上都存在缺陷的规范性质识别进路,不若另寻解释路径。

  

   四、法定权限限制下的解释论

  

   (一)《公司法》16条: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抑或法定限制

   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存在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的区分。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是指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对代表权限所作的特别限制。[51]公司章程对代表权限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经营范围的限制;除此之外,公司章程还可以规定,一些特别重要的交易事项须由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52]为构建分权制衡、权责明确的公司治理结构,法律上将公司事务的决定和执行的权力在组织内部进行划分,并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进行限制。[53]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的区分实益在于是否具有外部效力。随着“越权原则”和“推定通知理论”的废弃,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第三人也不负有审查义务。[54]从交易安全考虑,公司不能否认法定代表人超越意定限制权限的行为,除非公司能证明交易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代表人缺乏代表权。[55]《民法总则》61条第3款即为此例。在意定权限限制下,法定代表人签字即视为公司的行为,“公章管理不严”仅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不影响公司在外部关系中行为的效力。在法定权限限制下,任何人不得以不知道法律规定为由免除注意义务。[56]申言之,法律一经公布并生效,就理所当然地对任何人产生效力,任何人不得以其自身不知法律而提出免责抗辩。[57]

   有观点认为,《公司法》16条仅具有内部效力,即其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公司内部的意思决定程序,故调整对象为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而非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58]在(2015)民一终字第72号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严格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将《公司法》16条界定为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不应约束公司之外的第三人。这一观点混淆了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与意定限制的区别。

《公司法》16条是《公司法》2005年修订的产物。在《公司法》2005年修订前后,证监会先后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旨在强化对上市公司担保的监管、保护公司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公司法》修订后一个月内发布的证监发〔2005〕120号通知,将上市公司担保行为分为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和应由董事会审批的担保两类,并对两类担保设置了严格的限定。不仅如此,直接参与立法的专家指出,“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公司的重大经营行为和民事活动,有较大的风险:如果决策不当,将会给公司、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法》16条的目的在于“引导公司对这类重大行为作出科学的决策、保证公司行为的恰当性、避免风险”。[59]结合《公司法》修订前后的公司治理环境,《公司法》16条绝不仅仅是从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规范公司担保行为,而是强调公司利益的保护。如果将《公司法》16条理解为效力不对外的“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之规范”,在“越权原则”和“推定通知理论”被废弃的背景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仍然对公司具有拘束力,公司权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监管部门规范公司担保行为、保护公司合法权益的初衷就会落空。[60]换言之,就公司一般交易行为而言,相对人得基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当然相信法定代表人具有相应权限,但就公司担保和投资这两类具有高度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交易行为而言,《公司法》设置了特别规定,相对人自然不能相信法定代表人当然地享有代表权限,因为法定代表人只有在公司机关依据公司章程就担保作出决议的前提下才具有相应的权限(特别授权)。《公司法》16条针对公司投资和担保这两类特殊的交易行为,剥夺了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担保的概括权限,将担保行为作为公司章程的内容,授权公司章程对公司担保行为进行类型化的规制,要求公司担保必须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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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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