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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论监察案件的证据标准

更新时间:2019-05-27 23:08:29
作者: 张中  

   【摘要】 监察证据无需转化便可直接获得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但作为职务犯罪定案的根据,必须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虽然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但必须参照刑事诉讼法的侦查取证规则。为保障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对调查活动进行合理规制,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案件,应当达到刑事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法院判决有罪的标准,但不能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高。

   【中文关键词】 监察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 证据标准

  

   我国《监察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按照一般的理解,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大背景下,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实际上就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根据中纪委研究室的权威解释,也就是“怎样确保监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符合刑事诉讼证据标准”的问题。[1]随着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颁布和实施,确立了监察证据顺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机制,实现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衔接。由于监察立法规范过于抽象,监察证据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规格才能满足刑事审判的要求?这是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必须正面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证据的种类、收集证据的程序以及各类证据审查与认定的具体要求和标准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监察机关收集证据必须要与其相衔接、相一致。[2]

  

   一、监察证据的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监察行为与刑事诉讼行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对于监察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如何才能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问题,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存在一个证据“转化”的过程,其解决方案是通过对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的划分,并依靠两方面制度安排予以实现的。[3]通常的做法是,纪委在调查后将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其中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移送后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则需由人民检察院重新收集,转化为合法的证据材料。[4]虽然监察行为不同于行政执法行为,但这种做法与刑事诉讼法对待行政执法证据的方式很类似。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根据立法部门的权威解释,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的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而不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5]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监察机关不再属于行政机关,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也不是行政执法证据。为了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解决重复取证问题,监察法将过去的证据转化改为了直接移送,赋予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资格。《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立法原理上讲,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理应由刑事诉讼法予以规定,监察法的这一做法有越俎代庖侵入刑事诉讼法领地之嫌。抛开这一问题不说,单就这一条文的内容来看,与上述行政执法证据相比,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要照单全收,不再区分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这里的“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按照权威机构的解释,“是对监察机关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资格的规定”,意思是指“这些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而“这些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还需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进行审查判断”。[6]

   对于监察法赋予所有监察证据直接获得刑事诉讼证据资格的做法,早在监察法制定过程中,就有学者质疑其合理性,认为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在收集上具有不可重复性,而言词证据稳定性较差,容易受到取证主体、取证方式甚至取证环境的影响,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使用监察机关调查的言词证据会因侵犯被调查人基本权利而造成虚假陈述,甚至造成冤假错案。[7]这种质疑不无道理。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部分行政执法证据赋予其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也主要考虑到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无法重新收集。如果这些证据材料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就会存在严重困难,对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都是不利的。[8]与行政机关执法相比,监察机关调查取证程序行政化色彩更重,强制力更大,封闭性更严。对于包括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在内的言词证据而言,在律师和司法机关无法介入监察程序的情况下,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难免遭受质疑。

   一般认为,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只是具备了在诉讼中的“使用资格”,能够进入刑事诉讼,而不是可以直接作为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提起公诉或者作为裁判的根据。作为一项授权性条款,该规定可以被视为授权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可以不对监察证据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行收集,而径行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并依审查结果将其作为指控或定案的依据。[9]这些证据材料是否真的能够作为证据使用,亦即作为定案根据,还要看法庭对这些证据材料审查判断后的最终认证结果。事实上,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10]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进行审查,如果发现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要求和标准,可以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二、监察证据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

  

   监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虽然可以不经转化而直接移送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但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要求。[11]

   (一)监察证据的种类及其形式要件

   证据种类,即法律对证据形式的规定,体现了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与《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证据种类相比较,监察法对于证据种类的规定存在缺漏,没有“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等证据形式。虽然有学者认为,法律对于证据种类的规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2]但作为刑事诉讼定案根据的证据,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形式的规定,否则就应当被排除。这是常识,也是法治原则的当然要求。

   很多人注意到监察法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陈述,这也许是考虑到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属于“无被害人的犯罪”。对于鉴定意见等证据形式,监察法也有规定。如《监察法》第27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并且签名。”但是,《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并没有明确赋予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不过,《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对于证据种类的规定使用了一个法律文本惯常使用的“等”字。在理解上,就有了“等外等”与“等内等”的争论。根据权威语言注释典籍的解释,“等”字作助词大致分为两种不同释义:一是表示列举未完;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13]法律规范都是有解释空间的,在这个解释空间内,可以赋予同一法律规范不同的含义,而在解释的时候只能从中选择一种作为对该法律规范的解释。[14]这里的“等”字,我们只能在第一个意义上理解,即列举未完。但是,参照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及其相关权威解释,为避免无端争议,监察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确有必要明确规定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以及笔录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

   就监察证据的具体形式而言,也存在与刑事诉讼证据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如“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中并无这种证据形式,与之对应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从字面上看,“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并不是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形式,但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在事实上已经赋予它刑事诉讼证据资格。[15]此外,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监察法》只在第26条中规定了“勘验检查笔录”,没有规定辨认笔录,当然也不存在侦查实验及其笔录的问题。参照上述观点,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依法制作的勘验检查笔录也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监察证据要作为判定被调查人有罪的根据,除了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外,其自身还必须满足刑事诉讼证据的规格,即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对此,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有详细规定。如实物证据,要求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应当是原物、原件。如物证、书证,应当附有相关笔录、清单,注明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以及是否为原件等,写明书面材料的名称、收到的时间、件数、页数以及是否为原件等,并有调查人员、提供人签名;提供人是单位的,还须加盖单位印章。对于言词证据,要求监察机关移送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以及被调查人的亲笔供词等,应当注明讯问、询问或者书写的起止时间和地点,并有被讯问人、被询问人或者书写人的签名或者指印。对于鉴定意见,要求鉴定书的形式要件完备,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并有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以及鉴定人签名、盖章。对于勘验检查笔录,应当记录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现场物品的位置、特征等情况,以及勘验、检查的过程,文字记录与实物或者绘图、照片、录像应当相符等。

   (二)监察证据的属性及其实质要件

   证据属性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对监察证据的实质要求。虽然监察法赋予了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资格,但其最终能否成为定案根据,还需要看其是否具有刑事诉讼证据的实质要件。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一款的规定,刑事诉讼证据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一规定反映了证据的实质要件,即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存在某种相关性,可以用来揭示、推断及证明案件事实。在我国证据理论上,很多学者习惯使用“关联性”一词,并认为关联性是证据最本质的属性。因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本质的、内在的联系,这样证据才有关联性。[16]从诉讼认识论的角度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逻辑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证明,而不是一种客观自在的关联性。它侧重的是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的形式性关系,即证据相对于证明对象是否具有实质性和证明性。[17]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首先其所证明的事项必须是对被调查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换句话说,监察证据对于证明职务犯罪事实的成立具有实质性。而一个证据所证明的事项是否具有实质性,必须根据刑事诉讼所涉及的实体法来判断。[18]同时,监察证据在逻辑上对于职务犯罪事实的存在具有某种证明作用,尽管这种证明作用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犹如刑事诉讼证据与其证明对象之间的关系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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