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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儒家的契约观念

——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9-05-25 14:11:39
作者: 郭萍  
契约还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协议或合同。因为契约除了体现双方的合意,还强调双方处于责权对等的约束关系中。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想实现某种价值,但自身有所欠缺必须得到对方的协助,而对方提供的协助是有条件的,为此,自身也需要提供给对方某种协助作为抵偿。这就意味着契约双方处于相互的“债务关系”中。

  

   其实汉语的“契”字即有亏欠,缺失,凹陷之意,《说文解字》曰:“刀判缺之,故曰契”;《广雅》曰:“契,缺也”[21],正是契约双方债务关系的一种隐喻。而《史记》所言:“常折券弃责”[9](P437),“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9](P2869)也是表明契券体现债务关系。当然,这种债务关系在契约订立之后才具有强制性,而在此之前,承担何种债务都是在双方协商之下自愿接受的,绝非强制的结果。因此,我们称之为“债务”或许过于消极,而应更积极地称为“责任”,但实际上,古汉语的“责”也可读作“zhai”,且与“债”字相通,《说文解字》段注:“责,引申为诛责,责任。”朱骏声《通训定声》:“责,罚也。”可以说,汉语的“责任”其实也带有某种亏欠、罪罚的意思。这一点也是中西文明的共同性,在西方不仅有“债为法锁”的说法,而且在古罗马时期,其市民法“契约”就在“协议”上加了“债务”性条款。

  

   当然,“责权对价”意味着除了责任,还有相对等的权利,这是实现利益的代价和交换条件,而且以契约确定的权利与责任都必须是对等的,即一方如果享受到因对方兑现承诺而产生的利益,那么也就要承担与其利益相当的责任,如果逃避责任,就要受到相应的惩处,以抵偿对方没有得到相应权利的损失。因此,契约比一般性的协议的约束力要更强,双方责权的分配、权衡更具体、细致,其效用和形式都如同“律令”,其意在保障双方交易合作的平等。

  

   二、契约观念: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

  

   在澄清“契约”概念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从政治哲学层面,阐明契约与自由的一般关系。现实生活中,自由作为一种根本的价值诉求,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总要落实为各种现实的自由权利,而“自愿协议”、“责权对价”的契约特质本身也属于一种现实的自由权利,这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可,并且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自由权利被各国正式写入法律,也即契约自由,其内容主要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等。显然,如果没有自由的价值观念和现实诉求,就不会有所谓的“契约自由”,也更不会有通过契约自由订立的实际契约。据此而言,契约存在本身就是以自由的价值观念确立为前提的,这实际表明自由观念逻辑地先行于契约观念。不仅如此,由于任何自由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建构社会制度和法规才能得以保障,而“契约说”正是理论界公认的一种法的起源学说,这就意味着任何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实质都是运用契约观念而达成的某种契约。由此可知,契约观念作为社会制度建构的方法,是一种为实现自由价值和诉求的工具性观念,而自由作为目的性、价值性的观念必然先于契约观念。在上述意义上,自由观念是契约观念存在的前提、基础和目的。

  

   不过,上文也指出现实的自由权利必须要建构起社会制度才能得到保障,而契约观念正是建构一切社会制度所运用的工具性观念,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契约观念,现实的自由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所以,从自由实现的意义上看,契约观念的确立要先于具体自由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契约观念是自由实现的前提和保障。

  

   这一面相随着近现代社会契约论的提出而突显出来,特别是由“霍布斯—洛克—卢梭”形成的“自然法”进路的社会契约论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类理论无不将组成国家的基本法规视为一种“原始契约”(康德语),并且都是从现实的保障个体自由不受侵害的目的出发,来解释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存在基础、存在意义以及各领域的制度建构等问题,从而根本颠覆了人们对于社会、国家存在基础和价值的传统理解。我们知道,传统国家根本上是为保障皇族的利益,皇族的最高统治权是以“君权神授”或“受命于天”思想为合法性基础,同时要通过加强臣服效忠君主的信念来维系,社会由此呈现为一种纵向的伦理等级结构;而“社会契约论”则提出以订立契约的方式组建社会和国家,公民个体乃是契约主体,由此决定了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每个公民的自由和主体价值,这实质是从社会制度建构的层面为个体自由权利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和保障。当然,订立“原始契约”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并不影响“社会契约论”对于发展现代自由的积极意义,事实上,现代西方社会正是由此确立了他们民主宪政的基础。[22](P69)

  

   在当代,“社会契约论”早已超出了“原始契约”的范围而具有了更普遍的现代社会建构意义。备受关注的罗尔斯就是将“社会契约论”视为实现制度正义的充分条件,他直言自己提出“正义论”的目的“就是要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23](序言P1)事实上,他是把契约论作为建构正义社会制度的工具,这实际也是指出了一种通行于社会各领域制度建构的基本方法。现实地看,契约论之所以成为解释现实自由权利的有效工具,主要是因为“像财产不可侵犯,不得滥杀无辜、救死扶伤等自然权利和义务很难找到经验上可验证的起源,求助于社会契约论却可以较好地解决其产生的理论前提问题”,[24](P27)所以,在政治、法制层面广泛地被运用。

  

   当然,针对近现代“社会契约论”的批评也很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批评“社会契约论”并不等于否认现代契约观念对于现代自由的积极价值,恰恰相反,积极地批评者也是运用现代契约观念为个体自由权利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要知道,功利主义者休谟虽然不认同卢梭以公意为前提的“社会契约论”,但同样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怀疑,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25](P532)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契约,其实功利主义者们无不具有契约精神,他们只是不认同卢梭的论证。此外,当代思想家哈耶克虽然也批判罗尔斯的契约论,认为罗尔斯与卢梭一样都是以理性预设的价值作为订立契约的根本出发点,其中潜伏着背离自由、通往奴役的风险。但他只是否定其订立契约的思想方法,而非契约观念本身,他所强调的是各种契约的订立都应是个体自由自发活动的结果而并无超越个体之上的人为预设,并且特别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这其实是从经验主义的进路上更彻底地贯彻了现代契约观念。

  

   由上可以看出,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密切相关正是契约与自由之间辩证关系的体现,尤其是契约观念作为一种工具性观念,为切实保障主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及其为实现这一切所需要的条件提供了有效的证成方法,因而是自由权利实现与否的关键。众所周知,一直被誉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基石的英国《大宪章》,实质就是一份“大契约”,这也足见契约观念对于保障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契约观念实际地铺就了现代自由之路。

  

   三、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

  

   以上虽然是就现代社会做的分析,但从“自由儒学”的视角看,契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是西方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关系,而且也贯穿在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历史演变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儒家具有现代性的契约观念和自由观念,反而是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物”,而是历经古今之变,不断生成发展着的观念,它们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正是在同步的历史演变中体现出来的。

  

   这根本是在于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都是一种主体性观念,也即都以主体的存在为逻辑前提。分而言之,自由最一般的涵义就是不受束缚、自做主宰,其实质是主体的在世状态,也就是说,自由与主体的存在相同一,现实的自由总是与其社会主体相一致。同样,契约也是基于主体才存在的,缔约的主体根本决定了契约存在的目的和价值,虽然缔约的代表往往是某一个人,但缔约主体却并非从来就是代表个体价值的个人。事实上,缔约主体也只是社会主体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而任何主体都是由生活本身所造就,即如俗语所说“生活造就了‘我’”,但生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变动不居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体必然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而转变,由是自由观念和契约观念也会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演变,[26]且根本上总与其当时代的社会主体价值相一致,这不仅意味着二者具有历史演变的同步性,而且意味着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保持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此,笔者就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作进一步分析。

  

   中国社会大致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宗族生活方式、家族生活方式以及当前的个体生活方式。[27]其中,在宗族和家族的生活方式下,人们以血缘宗法的宗族、家族为基本单位来组织社会生活,个体不具有独立价值,群体性的宗族或家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而在个体生活方式下,社会分工的系统化、精细化,使得个体无需依附宗族、家族便可以完全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非血缘的独立个体之间的交往成为现代生活的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现代社会自然是以独立个体为核心和基础来组织社会生活的,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主体已不再是传统的宗族或家族而是个体。据此推知,在传统的宗族或家族社会中,自由乃是宗族或家族为主体的自由,契约根本是为了维护宗族或家族的价值而订立;而在现代社会,自由则是个体为主体的自由,契约也相应地为维护个体价值而订立。如下表所示:

  

  

   基于历史哲学的思考,我们可以对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历史演变做具体梳理。

  

   (一)传统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

  

   如英国学者梅因在考察契约的早期史时所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经存在一种毫无契约观念的社会,只不过在最初的社会中契约是以极其原始的方式出现。[28](P176)据此而言,早在商周时期以王室为首的会盟活动就已经有了某种契约的意味,所谓“约信曰誓,涖牲曰盟”[5]。“约”和“盟”本身就是缔结盟约的方式,由此各大小宗族必须供奉周王室,而周王室也必须庇护其他宗族。这里虽然有大宗、小宗之分,但结盟的主体却都是宗族无疑,其目的也就是维护宗族的利益。此外,根据《春秋》、《左传》等典籍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订立的政治和军事盟约已有200多次,所谓“君子屡盟”[29]。由于封建诸侯国实质仍是一个靠血缘宗法维系的宗族,因此这些盟约仍然是以宗族为主体缔结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宗族的主体价值,这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盟约根本不同。

  

   战国后期,士大夫之家渐渐取代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儒家的契约观念也逐步发生了转变。如《困学纪闻·春秋》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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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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