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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红: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

更新时间:2019-05-23 19:53:31
作者: 马中红  
聚集起大批年轻的平民用户,比如网络文学领域的“起点中文”“晋江文学城”;二次元世界的“acfun(简称A站,2007)”“bilibili(简称B站,2009)”以及无以数计的百度贴吧和豆瓣小组。

  

   网络技术发展至此,网络文化内容生产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生产主体由精英阶层书写的专业内容生产(PGC)转向普通网民参与的非专业性内容生产(UGC),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年网民的内容生产能力;内容传播方式由先编后发的单向传播向即写即现的双向多点传播转向;内容呈现方式由图文为主转向多媒体,文字的重要性逐渐被图片、影像取代。2013年4G网络技术启用,导致视频内容生产的几何级成长。以网络直播为例,最早的视频直播网站“9158”诞生于2005年,以PC为终端,但由于受到带宽和PC端固定空间影响,直播平台一直不温不火。2016年至今,4G解决了带宽,智能手机改变用户网络使用习惯,以映客、YY等为代表的直播平台得到超常速度的发展。同理,国内短视频也始于2005年,经过长达十年的沉寂期后于2016年随着快手、抖音、火山小视频、西瓜视频等平台的发展突然爆发,成为最热门的网络应用产品(APP),再一次革命性地改变了网络文化生态。

  

   直播、短视频的主要书写方式是影像,从事直播内容生产只需要一个视频摄像头,一个电容麦克风,一副监听耳机、一块外置声卡,一台电脑,投入成本很低;短视频内容生产更简单,一部智能手机即可。低成本投入,内容生产简单又直接,致使大量网络用户涌入,以短视频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快手日活跃用户16亿,月活跃用户达到68亿;抖音国内的日活跃用户25亿,月活跃用户突破5亿。据我们调查,直播和短视频都出现了从最初一二线城市用户快速下沉到三四线及乡镇用户的趋势,这并不是说一二线城市用户退出使用,而是更多小镇和乡村青少年进入改变了直播和短视频的用户结构。随着他们的进入,易学易上手的视频生产方式很快帮助他们成为直播和短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大量带有底层小人物生活色彩和浓郁乡土气息的内容进入互联网文化内容生态圈,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和强度冲击主流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以土嗨文化为例,主要存在于短视频和直播中,大量反明星高颜值的普通乡镇青少年用手机拍摄自己日常生活中低俗的搞笑取乐和各种奇奇怪怪的“炫技”,或者拍摄刻意寻找的乡村民间各种奇葩见闻、猎奇趣事。视频背景大多数是贫穷的乡村实景、尘土飞扬的沙砾路、建筑工棚和喧闹集市,通常配上很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和歌曲,用很嗨的叫喊和蹦跳加以表演,很土很渣,故而被称为土嗨文化或土味文化。毫无疑问,文化消费的低成本、低技术,文化再生产资源的丰富性、易得性促使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网络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唯其这样,社会底层群体才获得了参与文化内容生产并得以直接展演和传播出来的机会。当然,媒介技术介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以“上帝之眼”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他们的直播内容、短视频内容多大程度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呈现,多大程度是为了博取眼球而以审丑方式讨好受众,我们很难做出简单判断,但至少在大众媒体中被有意无意遮蔽的乡镇青年生活因为他们自己的书写而得以显现,并由此分享现代科学技术对于边缘、低层人群的文化赋权。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文化空间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要件,以文字、数据、图像、视频的技术特质为基础,创建互动、复制、仿真和拟像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懂技术者得天下,因此互联网最初形成的是技术向的黑客和极客文化,对技术要求很高,即使当年出现的动漫、COSPLAY这样本质上属于非技术领域的文化类型,也同样对其参与者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比如想下载最新动漫,就需要掌握P2P软件的使用,懂得寻找字幕并根据不同版本自行调整字幕出现的提前量或延迟量。COSPLAY玩家也要掌握后期修图软件,以便让自己的作品在光线、色彩上表现得更为出色,而网络注册、上传、下载、分享、转发、翻墙等等也是参与网络文化内容生产最基本的媒介技能。马克·波斯特在评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媒介思想时指出,技术具有解放和平等的潜能,技术武装下的介入使观众获得建立和批判的位置;因为面对新的媒介技术,“作者与观众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制位置,而是处于可逆的位置,这从根本上瓦解了艺术维护权威政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尽管这种维护有悖其初衷”。

  

   网络技术的发展不断倒置主与次、上与下、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关系,在赋权给某个群体时,也在剥夺另外群体的权力。简要梳理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于网络文化生态的影响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因技术应用的一再降维,原先没有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的青年群体逐渐登堂入室,以他们各取所需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生产大量青年亚文化内容,而原先掌握文化话语权的父辈精英群体相应就被剥夺了文化表达权,在网络世界中极容易失语。由此可见,随着书写技术和方式的变化,文化内容的生产和消费由原先的精英生产庶民消费模式转变成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模式,主文化时刻防范亚文化,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隔绝,青年文化圈层分化,都市青年文化鄙视乡镇青年文化,审美裂变,文化断层。

  

四、文化输入、文化资本与审美实践


   媒介书写技术最先使具有互联网接入条件、熟谙互联网“语法规则”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少年获得赋权进入文化内容的消费和生产,媒介书写技术的再一次降维,使视频和直播脱颖而出,图文书写不再那么重要了,从而为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乡镇青少年群体和患有技术“恐惧症”的父辈群体提供了广泛言说的可能性。但是,言说/书写什么,以什么方式言说/书写,为什么言说/书写的追问让我们看到了父辈与子辈、同侪之间、亚文化圈层之间的悬殊。媒介书写技术的开放性从互联网整体文化构成和多样化审美的角度为原先处于社会低层的、高年龄的、低学历的、低收入的边缘群体提供了自我表达和展演的空间,但并不担保这些群体消费和生产的文化内容都符合主流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他们的文化消费、审美、意义深刻地打上了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印记。“既存的文化模式形成了某种历史蓄水池,一个预先构成的‘可能性的领域’,各个团体从中取用、转化与发展。每一个团体都从自己的起始条件去创制某些东西。通过这样的创制,通过这样的实践,文化被再生产与传递。”我们创制文化,也被文化所创制,前者是主动性,后者是结构性的,只赞美主动性与文化的多样性显然是不够的,而只观照到文化的权力结构也是不够的,两者是一种辩证关系。陶东风先生认为不同年代的人分享相同的记忆是代际沟通的重要机制,反之,“没有共享的记忆,这是两代人隔阂的主要原因”,而隔阂不是因为“自然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人为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制度造成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深刻地改变了两代人以及同代人之间的审美和文化关系,除此之外,在我们看来,教育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化输入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今日审美之沟和文化断层的重要因素。

  

   90后通常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是伴随着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他们的父辈在相同的年龄,接受的是文革红色文化的影响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古典文学名著和古典音乐的熏陶,培养出古典主义的审美趣味和社会精英价值观。相反,最影响90后的不再是尼采、萨特,不再是巴尔扎克、高尔基,也不再是斯特劳斯、贝多芬,取而代之的是乔布斯、扎克伯格,是日本任天堂、盛大《传奇》,也是日本御宅文化和耽美文化。文化的输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文化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90后创造的“火星文”如“那①刻_ゞωǒ哭了oοОゞ为了〆伱ゞωǒ真Deづ变乖了ゞゞО”(那一刻,我哭了,为了你我真的变乖了),自由拼贴汉字字符、日文、键盘字符、表情字符、标点符号、制表符号以及其他特殊符号,明显受到美式和日式网络字符表情影响,又留有网络在线交流时为快速便捷输入而将错就错的印痕。00后使用的语言走得更远,他们直接用拼音或英文首字母在线交流,“xswl(笑死我了)”“nss(暖说说)”“NBCS(no body cares,没有人会在意)”,这是键盘文化和网络社交文化的混合物。在更多的青少年亚文化中,我们看到了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次元文化中的动漫、游戏、COSPLAY、耽美的文化样式、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几乎都与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90后生于网络,长于网络,接受到了与父辈不一样的文化滋养,当他们有能力参与文化内容生产时,前设文化不可避免地烙印在其文化消费和再生产上。

  

   而同为90代或00代,不同个体所消费的文化以及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是否完全相同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不同家庭、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出生的年轻人文化输入的差异不一定小于两代人,而决定文化输入多寡、质量优劣、审美高下往往取决于其所受教育的程度。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但不可否认,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市场化和民办学校迅速发展之前,所有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接受的公立教育相对而言是比较公平的,教育资源由国家统筹统配,公立学校也没有人为地分出三六九等,学生就近入学,贵族与庶民的孩子同班同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应声而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迅速发展,原先公立学校的机制结构遭遇挑战和分化,整个社会陷入教育焦虑之中。教育关乎社会文明和进步,关乎社会成员的审美和道德水平,关乎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而近20年来中国学校教育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表现在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差异方面,北京大学教授王蓉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部分地区的公立教育式微,越来越多的资源涌向私立教育(或称民办教育)”,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对公立和私立教育两极化发展趋势的控诉,教育已经导致个体发展不平等,寒门再难出贵子。当私立初等学校采取大量聘请外教、借助国外先进学校的课程设置、双语教学、出国游学等办学理念和机制时,公立学校却面临优质师资流失的隐忧。退一步而言,公立学校系统中两极分化现象也极其普遍,在各地区排名数一数二的学校,易如反掌地获取所有优质资源,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而在另一端,则是以“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出名的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为代表的考试学校,通过军事化管理、题海战术、断网断手机和一切非人性化的方法去追求升学率。而民工子弟学校,失学少年、留守儿童等等,更凸显了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平等。很难想象位于金字塔尖的群体会与最底层的群体共处一个文化圈。布迪厄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学校教育的不平等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并实现阶层之间的代际传递,“不同社会身份与地位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资本,体现不同文化品位、文化消费、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而处于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与互动,便形成了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即文化屏障。这导致教育途径获得文化资本之外,要有相当的经济条件与消费习惯以进入相应的文化环境。”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多寡使得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界限,下层社会因为没有机会获得上层社会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最终将被排斥在上层社会的习性之外,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

  

当城市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创造各种符号以传递自己的压力、焦虑、狂欢时,乡镇的年轻人同样也在通过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无聊、逗乐、狂欢,这是拜互联网书写技术的降维所赐。但是,前者吸收全球流行文化和先进技术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进行文化的再生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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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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