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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

——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更新时间:2019-05-23 19:20:21
作者: 黄琪轩  

  

   【内容提要】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与“描述历史”。他们不仅会探索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而且会致力于探寻有较广适用范围、简约与精确的规律。在对国际关系史提问的时候,社会科学学者倾向于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他们也更愿意从历史比较中提出问题。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会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素材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

  

   【 作者简介】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随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分野的日趋明显,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学者希望展示自己的研究和人文学科有所差异。社会科学的学者希望自身的研究更靠近“科学”。即便如此,坚持“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学者会围绕政治议题来展开历史探索;经济学者会依照经济视角来审视历史事实;社会学家会根据社会理论来组织历史素材。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探究历史,寻找规律。 他们的著作既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寻找历史规律时,所关注的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有自身的特征。

  

一、 解释历史:国际关系史中的因果关系


   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有一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做“科学研究”,也有一部分人则偏好人文。前者往往给自己贴上“社会科学家”的标签,而后者大部分以“历史学者”自居。尽管这两个群体的研究有重叠,有交叉,但他们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国际关系史的“社会科学家”大都就职于美国各大学的政治学系。《国际组织》期刊发表的与国际关系史相关的论文,大都出自这群人笔下。这一群体所秉持的理念是: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拟合出一些规律。他们会努力寻找国际关系历史现象之间可被观察的、有规律的联系。比如,他们会从历史上大战爆发的诱因中总结规律;从历史上国家结盟的模式中寻找规律;从历史上区域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拟合规律。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寻找历史规律时,深受 16 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影响,也深受牛顿模式的影响。他们往往致力于从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寻找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自然法则”。正如 18 世纪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所写的: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为了让一切看起来更清晰明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寻找历史中隐藏的规律性认识。因此,他们在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时,和“历史学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相信“历史偶然”而拒斥“历史规律”。这构成了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看待国际关系史的一项重大差异。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爱德华·卡尔除著有国际关系名著《二十年危机》,也写过历史学著作《历史是什么?》。他的看法和社会科学家更接近。“有人告诉我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时,我往往倾向于怀疑这个人要么是个思想上的懒汉,要么就是智力不高。” 如果一些国际关系的历史现象难以寻找规律,那么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会倾向于略过这段历史。

  

   社会科学家为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与事件提供解释,而不是对偶发事件予以阐释与理解。事实上,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两个传统。一个传统重视“解释”,而另外一个则传统重视“理解”。 社会科学会试图寻找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探索因果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这是在“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而解释的结果往往会有一些规律性的表述。这样的“规律”要被世人所接受,就需要经过两重检验:第一是逻辑自洽;第二是经验证据支撑。如果这两重检验都通过了,他们就把这样的规律叫做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

  

   那么,国际关系学者从历史中寻找出了形形色色的“规律”。哪些“理论”与“规律”更好呢?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重视三条标准。

  

   首先,社会科学家在总结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时候,重视规律的“适用范围”,总在努力解释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我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修昔底德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中找到了人类战争规律性的认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而后来的社会科学家根据修昔底德的论述,从国际关系历史中总结出了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主要是关注国际关系史中世界领导权变迁的研究。这一理论沿袭了修昔底德的论断,指出当挑战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崛起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容易爆发战争。 如果把修昔底德的论述放到更广阔的国际关系历史中检验,那就符合了社会科学所追求的较广阔的“适用范围”这一目标。

  

   其次,社会科学家希望从国际关系史中寻找的“规律”要简约(parsimony)。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喜欢展示历史的复杂性。比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他们会细致描绘偶然事件与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而社会科学家则喜欢用更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复杂事件。他们认为社会科学需要抓住关键。因此,社会科学家所关注的国际关系史最后往往都可以简述或概括成两句话:一种概括是:在什么条件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if……then);另一种概括是:有什么因素朝一个方向变化,那么,结果会朝特定的方向随之变化(the more……themore likely)。比如,国际关系学者总结的“民主和平论”就是这样的历史规律,而且被称为国际关系中经过长久历史检验,罕有例外的规律。“民主和平论”的最简单表述是:如果双方都是民主国家,那么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社会科学家看待国际关系史,和他们看待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他们相信世界要以“地图式”的方式展示,而不能以“照相机式”的方式呈现。不同于“照相机式”的、事无巨细地复原历史,“地图式”的展示历史要求研究者抓住历史关键,简化历史。社会科学家往往认为,如果把国际关系史展示得无比复杂,既难以提炼规律,也难以指导现实。

  

   再次,社会科学家从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的规律,需要具备“精确”的特征。而有关霸权稳定论的大部分研究都强调,开放的国际经济是公共品。这个公共品的提供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即霸权国家的存在。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所说:“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需要一个稳定的提供者” 金德尔伯格的表述被后来的学者总结为霸权稳定论。这是从国际关系的历史中抽象出的规律。而这样的规律会面临诸多挑战,因为它可能不够精确。比如,什么样的国家是“霸权国家”?以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来衡量?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才算得上“开放”?因此,斯蒂芬·克莱斯勒、蒂莫西·麦基翁等人又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 事实上,不少当代社会科学家从大规模的历史统计中,寻找更大限度的“精确性”。他们试图寻找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确立模型的显著性水平,来为规律寻找更大限度的确定性。因此,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与历史紧密相关,但是嵌入在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与嵌入在人文学科中的历史有显著差异。

  

   概言之,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历史时,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不是“理解历史”,不是“阐释历史”。他们会寻找国际关系中反复重现的规律,并以更广阔的适用范围、更简约、更精确的方式来概括这些规律。乃至有研究者指出,通过研究历史,总结规律,可以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做出预测。 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对“解释历史”的执着会影响他们提问的方式、理论诉求以及方法应用。

  

二、 提出问题:社会科学家的问题意识


   社会科学家在探索国际关系历史的时候,往往是用变量来思考问题,他们的研究有自变量和因变量。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自变量是原因,因变量则是结果,机制会牵引二者。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因变量”。

  

   首先,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倾向于提出“为什么”(why)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what),“怎么样”(how)的问题,更罕见提出“在何时”(when)与“在何地”(where)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是可供解释的问题,而不是可供描述的问题。

  

   比如,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会关注美国对外大战略。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美国对外战略时,可能写出的就是《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这样的宏大历史叙事会涉及美国对外战略的方方面面,历史跨度大,涉及议题广,气势更恢宏。而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历史时,往往会选取一个结果作为问题。比如历史上美国的大战略常常出现摇摆,有时候,美国对外大战略的重点是边缘国家与地带;而在另外一些时候,美国对外大战略的重点则转向欧洲等核心地区。那么,社会科学家在关注美国对外大战略的时候,会根据这一结果提出问题:什么时候美国对外大战略的重点在边缘地带,什么时候转向核心地区? 由于需要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会提出可以解释的问题,而不是可供描述的问题。

  

   其次,社会科学家在关注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往往从对比中提问,从比较中寻找因果关系。单一不变的个案往往难以寻找出历史规律,因此,社会科学家从比较中寻找国际关系历史中的规律。社会科学家的比较基于约翰·密尔的“求同”与“求异”方法。他们既可能从单一案例在不同时段的变化进行案例内比较,也可能从多个案例中的历史事实从寻找规律,进行跨案例比较。

  

比如,有些社会科学学者试图从单一案例在不同时段出现的变化来提问。对美国与中国在冷战初期的互动,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发现在 1947 年到 1958 年间,即在冷战初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呈现一次又一次的敌对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克里斯滕森不是关心一次事件,而是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随着朝鲜战争一步一步升级,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也在升级;1958 年,毛泽东主席决定炮轰金门,引发中美危机。克里斯滕森由此提出问题,这一系列中美关系恶化事件背后的共同逻辑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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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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