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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

——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更新时间:2019-05-23 19:20:21
作者: 黄琪轩  
华人历史学家严耕望也著有《治史三书》等。马克·特拉亨伯格的著作《国际史的技艺》介绍了做国际关系史的技艺,包括如何研读文本、分析档案和文件等。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会存在一些差异。因为社会科学家大部分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简略概括,比较流行的方法可以归纳成四个词:模型(model)、实验(experiment)、统计(statistics)、案例(case)。模型主要使用的是演绎法,实验、统计以及案例大都依靠归纳。现实中,这四类方法往往混合使用。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托马斯·谢林的著作《冲突的战略》就是使用博弈模型来研究军备竞赛、国际谈判等议题。而罗伯特·贝茨教授使用“连锁店博弈”模型来研究国际咖啡组织兴衰的历史,则是模型和国际关系史结合的典范。

  

   就实验法而言,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教授的《合作的进化》用实验展示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一报还一报”(tit-for-tat)是得分最高的策略。 这一研究影响深远,不过实验方法却难以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上有用武之地。与实验法相对应的是观察法,统计和案例的资料来源就主要依靠观察,观察现实与历史的数据与案例。尽管统计与案例二者存在竞争,即传统的定量与定性的分野,但二者的共识却大于分歧。采用这两类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可要用“科学”的办法来收集证据、找到规律。统计可以用大规模的数据来检验历史。战争的原因、结盟的模式、国际条约的签署等国际关系议题都可以从历史数据中寻找规律性的模式。有研究通过统计检验陈述一个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历史事实;有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验证一个国际关系的猜想,为已有研究贡献一个自变量;有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找出已有理论成立的条件;也有研究通过统计检验来反驳一个已有命题;还有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裁定已有的理论纷争。

  

   第一,找新现象。学者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陈述一个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历史事实。例如,有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历史上的战败国愿意支付赔款而不是赖账?经过统计检验,该研究展示:参与战争的国家并不能有效代表所有的主权国家。缺乏财政基础的国家根本不愿意打战,所以即便战败国也有能力支付战争赔款。 还有研究通过对1870 年到 1992 年的历史数据分析发现:尽管在战争爆发初期,战争会影响交战双方的贸易往来。但是,战争对交战两国的影响并不显著。历史数据显示:交战双方往往与对手展开贸易,贸易物品乃至包括战略物资。这样的统计通过数据,向人们展示了新的历史现象和事实。

  

   第二,找新解释。学者也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验证一个国际关系的猜想,为已有研究贡献一个自变量。例如,有研究通过统计 1807 到 2002 年间的数据发现:那些财政能力不足的国家,如有较高债务负担,且难以获得国际信贷的国家,更愿意与大国结成军事同盟。 ② 因为这些财政能力不足的国家缺乏独立发展军备的财政资源,它们用结盟的方式来搭大国的便车。这样的统计检验为联盟形成的文献贡献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财政能力。

  

   第三,找新条件。学者也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找出已有理论成立的条件。有篇援引频率很高的研究展示:盟国之间更容易有贸易。 ③ 但是有研究通过分析1885到1938年间欧洲国家的数据,挑战了这一理论。该文章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合作协定很重要。如果盟国之间存在经济合作协定,那么军事结盟就可以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但是如果两个国家不存在经济合作协定,结成军事同盟以后,二者的经济交往并不会得到加强,乃至并不比它们与那些非同盟成员国的经济交往程度高。 ④ 因此,该研究的统计检验展示,已有理论是有问题的,或者它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军事同盟之间的经济交往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经济条约作为支撑。

  

   第四,驳旧命题。学者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检验来反驳一个已有命题,挑战已有的理论。例如,针对上述研究,有学者通过统计展示:与他国结盟并不能“搭便车”,相反,与他国结盟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如果想要加入一个军事同盟,一个国家需要向同盟者传递有效的信号,展示其强烈的意愿和实力。1816 年到 2001 年的数据显示:那些进行了大规模征兵的国家,为此支付了高额成本,借此向盟国传递明确的信号。如此一来,它们就更容易加入一个军事同盟的俱乐部。 ⑤ 因此,这一研究反驳了国家加入军事同盟是“搭安全便车”的理论。还有研究通过历史数据来修正贸易和平论,该研究展示: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是“贸易共同体”有效预防了战争。当两个国家都在一个“贸易共同体”内的时候,两国的战争会影响整个贸易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在共同体内的其他国家会积极介入,防止两国走向战争。如此一来,人们不应该把和平的期望寄托在双边贸易上。“贸易共同体”对战争的预防作用要比两国贸易的影响更显著。

  

   第五,裁旧分歧。统计检验不仅能展示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还能裁定相关理论争论。例如,学界常常对此争执不休:究竟是选举权的扩大促使政府加大了财富再分配的力度,还是战争加大了政府再分配的力度?两个竞争的假说都有自洽的逻辑。可以想见,选举权的扩大会增加穷人的选票,迫使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以满足穷人的诉求。但是,有研究分析了从1816 年到 2000 年近两百年的历史数据发现: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动员穷人参战,因此加大了对富人的征税,以补偿穷人。统计展示排除了选举权的影响,是战争动员,而不是选举权的扩大促进了再分配政策的实施。 ① 历史数据展示:要解释福利国家的兴起,国际影响要大于国内影响。这是用统计的方法来裁定已有理论的分歧。

  

   如果说统计代表了定量分析,那么案例就是定性分析的代表。不过,即便是定性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家的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科学试图从国际关系史中寻找规律。大部分定性研究都可以纳入案例研究的范畴,但是社会科学的案例不同于商学院的案例,不同于法学院的案例。在社会科学家看来,他们希望通过案例寻找规律。下面我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反事实分析以及过程追踪这三项社会科学与历史学最接近的方法来探讨二者的差异。

  

   和历史学最接近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比较历史分析的学术抱负宏大,它聚焦于理论创建而非理论检验。它从宏观层面解释大问题,包括国家构建、战争与和平、民主转型等。比较历史分析有一些引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如:关键时刻、路径依赖、时间快慢、时间长短、先后顺序等。在 2003 年参与编辑了《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一书以后,2015 年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及其合作者重新主编了《比较历史分析前沿》。 ② 在这本书的导言部分,编者列出了 2000 年至 2014 年比较历史研究的获奖图书,这份名单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获奖图书中,和国际关系相关的是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的《非洲的国家与权力》。该书试图探讨:为什么非洲国家积贫积弱,长期难以建立起现代经济? ③ 针对这个问题,赫伯斯特将非洲的国家建构历史与欧洲进行对比。他给出的解释是非洲国家间缺乏战争。传承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的解释,赫伯斯特展示了欧洲的战争可以打破原有政治经济结构,使执政者能够加

  

   强对社会的汲取能力,塑造强有力的官僚系统,加强民族主义,锻造有凝聚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历史上,欧洲国家的战争促使了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是非洲独立后的历史却被纳入了文明社会,国家之间不能再发生战争。非洲国家缺乏欧洲国家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战争史,因此,也缺乏建成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驱动力。社会科学家使用比较历史分析这一方法服务于其寻找规律与理论建构的需要。

  

   “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s)也是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常用的方法。这一方法是研究者通过提供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发生过的,与事实相反的“可能选择”或者“替代选择”,进而探明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定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问:如果裴迪南大公没有去萨拉热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就不会爆发?如果没有希特勒,那么是否就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历史学中也常常用反事实分析,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反事实分析是为了在缺乏可对比的历史案例时,创造出虚拟的案例来探索“规律”。对社会科学家而言,在运用反事实分析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其中一个基本要求是:要最小限度地改写历史。 ②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这一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卓越的研究。

  

   他也批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著作《虚拟的历史》以及《战争的悲悯》中,错误地使用反事实分析。因为弗格森大胆地改写了历史来完成反事实分析。事实上,对社会科学家而言,为了探讨因果关系,不能随意地进行“反事实”分析。即便要假定没有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会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历史上首先要是可能的。如果纳粹德国根本无望赢得战争,那么人们就不能随意假定“假如纳粹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即便运用同一种方法,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史时也存在差异。

  

   “过程追踪”这个词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心理学。过程追踪强调按时间次序展开叙事,探析从原因到结果经历的中间步骤,展示事件发生的过程如何一步步展开,如何导致结果的出现,这样可以更清晰地展示因果链条。因此,过程追踪就像多米诺骨牌,如果桌面上有50张多米诺骨牌,过程追踪要展示出由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怎么会一步一步传导下去,导致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 ④ 过程追踪法不同于历史学家对事件顺序的细节描述,而是需要展示关键步骤如何导致了事件的结果,围绕因果链条进行的历史叙事。对社会科学家而言,他们最好能概括这些关键步骤不是特殊的,而是可以推广的。

  

   通过展示过程,社会科学的学者可以减少因果推断中的不确定性。尽管过程追踪的方法强调对历史细节的叙事,但是它是有假设检验的历史叙事。在展示历史事件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需要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性的分析,从而从中寻找更普遍的规律。过程追踪的名篇是《展示理念作为原因》。 ⑤ 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二战以后的重大问题。二战结束以后,在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精英——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共同体派的推动下,“欧共体”、“欧盟”这样一套独特的政治理念在法国逐渐形成发展。这一理念像滚雪球那样,影响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乃至改变了原本持有强硬立场的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等法国领导人的看法。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战后欧洲最终实现了一体化。因此,过程追踪很好地展示了法国国内的共同体派的理念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形成。一体化的理念对欧洲走向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都会使用一些方法,而社会科学家的方法则更多是社会科学方法而不是历史学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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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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