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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

——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更新时间:2019-05-23 19:20:21
作者: 黄琪轩  
从多次历史事件中寻找问题,试图展示背后共同的逻辑,这是社会科学家试图呈现的历史研究。而作为冷战史研究专家的陈坚,他的专著《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则探索在冷战开始初期,中国走向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这样的问题适合描述历史,为我们展示鲜活的历史故事。同时,这样的研究不是从因变量出发寻找更广阔的历史解释。与此相关的是,探索新中国的领土争端,历史学家往往会专注于中国历次领土争端的特殊起因、主要参与者、政府应对策略以及领土争端的结果。而社会科学家则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何在有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在领土争端中持强硬立场,而有时候却会做出妥协。 在这样的案例内研究中,社会科学家会从一个案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变化来提出问题,并由此寻找更具规律性的解释。

  

   除了从纵向比较中提问,还有不少研究从横向比较中提问,比较典型的做法是跨案例比较。社会科学家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他们会从比较案例中求同或者求异。有学者展示,欧洲国家以外有两个重要的“和平区域”。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南美洲的国家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同时,自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以来,西非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战争。为何会存在这样的和平区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社会科学家会从这两个和平区域的历史演进中寻找共同点,探索历史规律。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各诸侯国之

  

   间的竞争类似于今天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形成了一个早于西欧体系的华夏体系。而历史学家看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则更重视历史叙事,比如《古代中国及其敌人》梳理了古代中国和北部游牧民族匈奴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 这样的历史叙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这样的研究却难以聚焦可供比较的问题,因此是人文研究。许田波在对比古代中国和欧洲历史的时候发现:在战国时代的中国,诸侯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打出了大一统的秦王朝;而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却遵循“制衡”原则,维持了欧洲诸国分裂的局面。她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古代欧洲没有打出大一统的国家,而古代中国却打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从对比的历史中提问,无论是横向比较、纵向比较还是交叉比较,社会科学家试图寻找与回答国际关系史上的规律。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历史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探索历史存在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差异就是提问的方式。首先,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时候,喜欢问“为什么”的问题,以便他们对此给出解释。其次,社会科学家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提出他们的问题,无论是案例内比较还是跨案例比较。不管怎么提问,“因变量”是围绕他们问题的核心。他们的问题会关照更普遍的意义而不是讲好一个故事。

  

三、 选择理论:将历史嵌入国际关系理论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家研究国际关系史并不是将重心放在新史料的发掘,但是,他们却需要考虑将史料和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话。如果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是社会科学的“微观理论”,那么,他们往往需要将历史研究嵌入两类理论:一类是宏大理论,另一类是中层理论。宏大理论往往来源于实证,却又超脱于实证。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中形形色色的主义就是宏大理论;而不少中层理论则是源于实证检验总结的具有时空和地域限定的同类规律集群。这些中层理论可以发展出一系列的微观理论,即更具体的国际关系规律。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首先要将史料嵌入宏大的理论视角。不同理论视角看待的历史事实会有差异。历史学家常常强调让历史说话,而历史从来不自己说话。卡尔举了一个例子:“琼斯在宴会后开车回家,他比平日多喝了点酒,车子的刹车又不大灵,开到一个死角那里又什么都看不见,一下撞到了罗宾逊,把他压死了。罗宾逊是走过街道,到街角拐角处这家香烟店来买烟的。” 那么,这场车祸的原因是什么呢?琼斯不开车,就不会发生车祸;琼斯不喝酒,或许车祸也不会发生;琼斯的刹车没有坏,这场车祸也可能避免;发生事故的街角如果装有路灯,那么,琼斯可能就不会撞到罗宾逊;罗宾逊如果不抽烟,他就不会出门买烟,也不会被车撞到,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尽管卡尔认为有些原因可以被剔除,但是在寻找因果关系来组织历史事实的时候,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视角有着重要的作用。卡尔的看法是:“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讲就是:你是否能观察到一个事物取决于你用什么理论,理论决定了你能观察到什么事物。 不是世界在那里,你观察到了这个世界;你有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决定了你观察到怎样的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宏大理论提供不同的视角,会让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在看待同一段历史的时候,找到不同的证据,得出迥异的结论。

  

   比如,看待全球化,不同的理论视角就会找到不同的历史事实。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较多地梳理全球化历史的一个侧面,他们强调理性的个人遵循比较优势展开国际分工与交换强调技术进步降低了各国的运输成本;强调国际组织对国际合作起到的促进作用。因此,理性的个人、进步的技术、国际组织成了他们书写全球化历史的重要内容。

  

   同样是看待全球化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会看到强权对整合世界市场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眼中,世界市场的兴起离不开强权的作用。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罗纳德·芬德利以及凯文·奥罗克合著的《强权与富足》。 这两位作者尤其强调“强权”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因此主导全球化的历史主线离不开国家权力。而世界体系论的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著作则展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全球化历史。他强调世界体系是一个经济实体,他称之为“世界体系”。从 16 世纪开始,以西欧为中心,世界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体系”。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部分组成了一个整体,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劳动分工。不同的区域承担了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也使得中心地区从世界经济的运转中获得不平等的收益。因此,沃勒斯坦用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分工,中心对边缘地带的剥削来组织全球化的历史。

  

   而建构主义者则强调理念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大英帝国是18-19世纪全球化的引领者。有研究展示,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就开始尝试摒弃重商主义,推行自由贸易。英国的贸易政策转变离不开自由主义的关键人物——亚当·斯密。在斯密的推动和影响下,大英帝国的政策制定者如谢尔本伯爵所秉持的理念也在发生转变。在谢尔本伯爵担任英国首相后,他开始按照斯密的自由主义理念进行改革。英国决策层不仅允许了美国独立,还尝试和欧洲国家和解,并积极推动英国和世界各国展开自由贸易。像斯密这些思想家积极行动起来,积极推动其理念付诸实施,也推动了全球化进入了一轮自由贸易时代。

  

   事实上,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绿色政治等不同的理论视角会梳理出非常不同的全球化历史。每一种理论视角都会重视一个方面的历史事实,而忽略其他方面的事实。因此,即便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希望追求“价值中立”,但是他们也难以实现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全景式”展示。嵌入“宏大理论”的需要让他们集中呈现部分历史。这样的历史呈现尽管不够完整,但是这样做的显著优点是保持了理论连贯、逻辑自洽、证据集中。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国际关系史时,他们的实证研究不仅需要与宏大理论对话,还需要和中层理论对话。中层理论是依靠实证检验总结的具有一定时空和地域限定的规律集群,它们由一系列的微观理论构成。将自身的研究嵌入中层理论,是让自身的微观理论找到对话的对象。这样的对话使知识的去伪存真、积累进步成为可能。比如,国际关系中有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等一系列的中层理论。

  

   以民主和平论为代表,国际关系学者发展出了一系列与国际关系史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有研究嵌入这一中层理论,并试图指出,不是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而是人们会根据事实不断修改民主国家的定义。 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来看,美国曾把普鲁士德国界定成民主国家,随着美国与德国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人又把德国界定成了非民主国家;苏联在与美国一同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时候,也被美国人视为民主国家;但是,随着二战结束后美苏竞争的加剧,苏联在美国人眼中变成了非民主国家。作者将历史研究嵌入一个中层理

  

   论,试图展示民主和平论的主观性。其他研究也对这一中层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比如有研究展示民主和平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历史上民主国家数量比非民主国家少,且民主国家之间大多不接壤,因此发生战争的概率自然比较低。

  

   贸易和平论的学者展示了贸易对和平的促进作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贸易依存度很高的英国和德国二者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呢?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互动历史的梳理,戴尔·卡普兰的研究展示了相互依存大国之间对未来贸易的悲观预期致使二者走向战争。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卡普兰认为其具体走向取决于贸易预期,即双方对未来可能展开贸易的判断。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的相互依赖才会是和平导向的。 ② 社会科学家试图从国际关系史中发展出自身的微观理论,大都需要和这些中层理论对话,来清晰界定自身的贡献。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都会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一旦将自身研究嵌入宏大理论,他们往往会发现,不同的理论视角常常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历史证据。“实证”的过程让不止一种宏大理论得到历史证据支撑。中层理论也是如此,竞争的理论之间,都会有相应的历史证据与反证。你会发现:无论对宏大理论还是中层理论而言,没有哪一种理论凭空出世却找不到历史证据支撑;也没有哪一种理论是“终极方案”,将国际关系的历史一览无余。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在进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不会说自己“证明”了什么;而是说自己的研究展示了什么。理论之间的竞争已经很难用“对错”来表述,大都数竞争的理论只不过存在解释力强弱的差异。

  

   那么,怎么获得更强的解释力呢?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往往会诉诸更“科学”的方法,让自身的“理论”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四、 运用方法:用科学方法探究历史


历史学家研究国际关系史常常采用一些历史学的方法,比如马克·布洛赫 著有《历史学家的技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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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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