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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

更新时间:2019-05-23 08:57:18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梁启超概述了他从西洋人那里听来的人类“进化说”,即人类进化之公理在于“优胜劣败”。在任公看来,这种公理已经得到世界历史的证明,而中国史书却从未涉及这样的公理:

   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终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新史学》,页16)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所表述的“进化论”史观太过粗糙,也太过质朴。但他受时代的知识语境局限,我们不必苛求。我们倒是值得注意这里出现的“世界历史”这个语词,因为它表明梁启超的头脑已经有一种世界史觉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对他的这一觉悟给与足够的关注。[13]

   在《新史学》中我们可以读到:

   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新史学》,前揭,页19)

   梁启超没有意识到,按他对“世界历史”的这一理解,他所宣扬的人类“进化”说其实很难站得住脚。既然世界历史就是“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何以可能说“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人类有史以来不就一直如此吗?如果所谓历史“进步”即一国之“文化武力”能“扩之充之以及于外”,那么,古代中国堪称相当“进步”。问题仅仅在于,中国古人的地缘视野有限,不知道真正的世界地域有多大。但西方古人的地缘视野即便比中国古人大得多,同样不知道整全的世界是什么样!

   基于林则徐(1785 - 1850)组织翻译的英人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中译名为《四洲志》,约1839),魏源(1794 - 1857)编著的《海国图志》(1843)才不仅让中国智识人而且也让日本的智识人与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后获得的世界地理新视野接榫。

   在此三百年前(1517年),葡萄牙舰队驶入珠江口,进占我国东莞屯门岛,沿途“铳炮之声,震动城廓”(《明武宗实录》)。整整4年之后,中国换了一位有血性的皇帝(明嘉靖皇帝),才发兵将葡萄牙人逐离屯门岛。那个时候,葡萄牙人也还不具有整全的世界地缘视野,误打盲撞而已,与三百年后英国人的入侵不是一回事。[14]

   梁任公接下来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并非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历史”,有的民族是“非历史的人种”:

   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新史学》,前揭,页16)

   在如今后现代的任何一派史学家看来,这话恐怕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我们能够理解,当梁启超这样写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中华帝国曾是“能自结者”,但也随时可能变成“不能自结者”。毕竟,曾经“能自结者”而后变成“不能自结者”,历史上不胜枚举:罗马帝国就是再显赫不过的例子。梁启超并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但他凭靠天生“极敏之眼光”懂得:

   在世界史中,我们首先必须涉及那些曾经知道自己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内和超出自身得到发展的民族。[15]

   由此看来,我们的确需要有世界历史意识,否则,我们未必会对此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梁启超由此得出他所理解的作为史学的世界史基本原则:

   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新史学》,前揭,页16)

   这里的“历史”一词的含义当指“史学”(英文history包含两种含义),因为,梁启超说的是“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而这样的“叙述”只能由所谓纪事作家来承担。

   由于时代的知识语境的局限,梁启超没有认识到,“叙述”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并非“进化论”引出的史学原则,毋宁说,这一原则堪称史学的古典传统。梁启超没有提到,古希腊以弗所城邦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 – 前475)的一句名言曾培育了古希腊纪事作家“极敏之眼光”:

   争战既是万物之父,亦是万物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隶,亦造就了自由人。(残篇53)

   这段著名箴言让我们看到,古希腊自然哲人已经懂得,万物之间的生存原则是争战性的,任何一物唯有通过与彼物的对抗、抵牾、争斗才成其为自身。每一存在者之成其为自身、保持自身、伸展自身,凭靠的都是争战的敌对性,由此自然会引出“优胜劣败”原则,无需等到19世纪的“进化论”来总结经验教训。

   欧洲的思想史家提醒我们,赫拉克利特有如此“极敏之眼光”,乃是因为他所身处的希腊城邦毗邻战争频仍、帝国不断更迭的近东大陆:“伊奥尼亚人拥有大量机会去体验天下时代的暴力。”[16]

   另一方面,面对如此残酷的“天下”现实,古希腊哲人也致力于建立一个言辞上的“世界城邦”,指望有一天能终结“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昙花一现,毕竟为“世界城邦”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一线希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在马其顿崛起之时,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世界史”作家。[17]

   现在我们值得问:中国古代史书真的像梁启超痛斥的那样无视“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从《史记》《汉书》乃至以降的历代官修史书来看,当然绝非如此!问题仅仅在于,中国所处的世界地缘位置不仅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也不同于阿拉伯人,这意味着“国族相结相排”的地缘状况不同。

   即便如此,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无论古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史书同样受自身的地缘视野限制——大名鼎鼎的赫勒敦(1332 - 1406)的《历史绪论》就是证明。[18]

   梁任公所说的“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实际指“地理大发现”之后出现的“国族相结相排”的时代。不过,即便在19世纪晚期,普鲁士王国的伟大史学家兰克(1795 - 1886)的《世界史》仍然没有把东亚地区纳入自己的视野。[19]尽管如此,“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是兰克史学的基本原则。

   还要过上一个世纪之后,准确地说,直到中国已经重新“站起来”之后,记叙晚近两百年“国族相结相排”时代的“世界史”才会把中国纳入其中。比如说,肯尼迪和西姆斯记叙“欧洲争霸之途”五百年的大著相隔三十多年,看起来就像是兰克《世界史》的续篇。[20]

   《新史学》后三节专论中国旧史笔法和体例(“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似乎在梁任公看来,新的中国史书当以世界历史意识为前提,凡此都得改变。在今天看来,梁任公的确有“极敏之眼光”,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或者说应该有怎样的史学教育。

   这让笔者想起比梁任公早一个世纪的德意志史学家施洛瑟(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1776 – 1861),他早年在哥廷根读神学,毕业后转向历史研究,以撰写中世纪的人物传记名家。1815年,施洛瑟出版了《连贯叙述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in zusammenh?ngender Erz?hlung)卷一,名噪一时,随即受聘为海德堡大学史学教授(1818)。5年后,他以两卷本的《18世纪史》(Geschichte des 18ten Jahrhunderts,1823)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史学功夫,随后不到3年又出版了《旧世界及其文化的历史的普遍史概观》(Universalhistorische übersicht der Geschichte der alten Welt und ihrer Kultur, 1st part, 1826; 2nd part, 1834)。接下来,施洛瑟用12年时间将《18世纪史》扩展成《18世纪和19世纪史:直到法兰西王朝崩溃》(六卷),[21]晚年又花费13年时间为德意志人写了一部普及性的《给德意志人民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das deutsche Volk,1844-1857)——那个时候,还谈不上有一个统一的德国。

   梁任公从经学转向史学与施洛瑟从神学转向史学看似相似,实则不可同日而语。毋宁说,两相比较,发人深省之处在于,梁任公并未充分认识到,深入认识西方人所理解的“世界史”对重述中国史究竟有何意义。

  

   “新史学”与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

   《新史学》发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教面貌已经彻底换了新颜。梁任公一梦醒来后首先会问:我们中国人今天具有了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在新的历史意识支配下,中国古史重述有了怎样的“风景”线?梁任公关心自己当年的祁梦是否已经实现,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会对梁任公说,他的史学观受19世纪末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影响,实在可惜,“优胜劣败”的世界观早就是学界的不齿之论。梁任公伸直腰板争辩说,晚近十多年来,欧美史学的新动向据说与震惊全球的“9.11事件”直接相关,“优胜劣败论”不过换成了仅仅说起来好听得多的“文明冲突论”,难道我的看法过时了?看看西洋人自己怎么说吧: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22]

   我们还看到,某些西方人的世界历史意识会让他把晚近的“优胜劣败”的世界冲突溯源到2500年前——也就是所谓“人类有史以来”:

   基地组织和西方的战争不过是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对抗的最新表现而已,双方的冲突经年累月,其起始之日已不可考,只能归入传说的范畴。冲突很可能始于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战争,对阵双方分别是阿凯亚人(伯罗奔半岛东北部的希腊人)和属于半神话的小亚细亚民族特洛伊人,战争的起因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尊严受辱,他的妻子海伦被一个名叫帕里斯的放荡的特洛伊花花公子拐走。

   ……

   但是,在后来那些通过荷马诗歌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世代看来,特洛伊的陷落标志着两个民族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历史的开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23]

   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待世界历史的政治史学家承认,“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要在达尔文主义法则下求生存的自然现象。”[24]事实上,所谓“达尔文主义法则”不过是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据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表达的历史观其实与兰克学派的教科书有关。[25]《新史学》篇幅很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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