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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失败的知识产权?

——从中国视频企业的版权原罪说起

更新时间:2019-05-21 23:17:52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作为仪式的版权献祭


   2012年,腾讯视频和PPS网络电视互诉侵权,腾讯称PPS盗播其五部剧集,索赔金额超过千万元,而PPS则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地对腾讯盗播提起上诉,索赔金额过亿。搜狐视频,随后也对PPS发起了侵权诉讼,指责PPS共盗播其23部共800集剧集,PPS则反诉搜狐涉嫌盗播其独家影视剧173部。有意思的是,各方均否认自己存在盗播行为。[1]无独有偶,2012年3月份,中国视频市场占有率居前两位的优酷网和土豆网宣布合并,而在此前,两家公司也围绕版权互盗问题展开激烈的相互指责。据媒体报道,2011年12月,土豆网高层公开面对媒体用针痛扎一大片代表优酷的蓝色气球,将其炸成碎片,宣布要“斗争到底”,并发起1.5亿的视频行业天价索赔。冲突源于土豆声称其重金购买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遭优酷侵权盗播。优酷当天便迅速反应,痛斥对方盗播自家几十部剧版权,已将其告上法庭。随后,双方多位高管在微博上演隔空骂战,场面煞是热闹。[2]

  

   中国视频企业的版权互盗司空见惯,任何有登陆视频网站经验的网友都可发现,同一视频内容,往往都可通过搜索引擎在不同网站轻松找到,不同视频网站的内容高度重合。视频网站这种行业性默契的互盗版权,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一方面,视频内容的高度重合无疑反映视频版权的互相侵犯是行业普遍的潜规则;另一方面,版权也不是完全失效,否则,难以解释各大视频企业都在宣传自己对于某部电视剧的独家播映权。而这些独家播映权,其版权收购价格经常达到天文数字,以热播剧《心术》为例,其每集价位高达260万元到280万元(以剧长30集计算,版权成本将高达8000万)。[3]

  

   视频版权的普遍侵犯并非代表版权的完全失效,而视频版权的畸高价格同时建立在司空见惯的版权互盗之上。在视频网站市场,因而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半知识产权保护状态,一种特殊的半法治局面。一方面是市场对版权的普遍侵犯,另一方面是市场对版权的选择性保护。为争夺优质广告客户,视频企业需要借助独家版权策略,而捍卫和确认版权的结果,是不断抬高了版权价格,而在这种版权竞争策略的价格抬升下,任何一个视频网站都越发不可能支付其全部播放内容的版权费。因而,越是强调对单一视频版权的保护,就越使一个网站增加了对其他视频版权盗播的可能性。无法想象,在残酷的互联网竞争环境下,一个视频网站可以仅仅通过播放几部独家版权视频就存活下来。

  

   但是,视频企业虽然不可能收购所有播放版权,却也不可能盗播全部播放内容,相反,最终会在所有具备竞争实力的视频企业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点:即一个企业所收购的独家版权视频的数量,要能诱使其他企业也来盗播它的部分内容。以此,视频企业相互之间的盗播才能形成一种默契的均衡状态。某个网站盗播了其他网站的部分内容,其他网站也盗播了这个网站的部分内容,这样一双互盗版权的“看不见的手”,既能保证内容的共享,又能阻止侵权诉讼的发生。然而,最终也只有那些占有一定数量版权的企业,才能获得进入这一互盗游戏城堡的资格,版权制度则构筑起一道狙杀中小企业的高墙。只有占据一定数量版权的企业,才能获得对其他企业版权侵犯的资格。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使版权保护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选择性的版权宣告是对版权之神的献祭,以求得日常的版权亵渎的许可。因为,在高版权保护状态下,一个企业不可能不侵犯任何版权;而完全的盗播,也不可能逃过版权之神的诅咒。因而,在视频版权领域,最终就形成了一种行业的“原罪”:要在行业中生存,就必须获得版权之神的救赎,而这也就需要对版权之神做常规的法律祷告与献祭,通过选择性的版权保护和版权确认,不断为版权之神提供血食。与此同时,每个企业也要诱使其他企业对版权禁果进行偷食,从而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企业都陷入堕落的状态。最终,所有这些企业之间的分化与联盟,号召加强版权保护(一种竞争策略,而非实质性的保护),借此排挤消灭掉那些中小企业对手。至少在视频领域,对于版权的膜拜,就不是出自于虔诚的法律信仰,版权保护也不是意在推动文学艺术殿堂的缔造,而变成了版权之神与资本魔鬼之间的一场交易。

  

   视频行业的魔鬼也并非游荡在当代知识产权世界的唯一幽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3D打印技术的涌现,都在预示以集成诸多单一知识产权于一体的新技术形式的逐渐普及化,创新正以一种要求集成大量知识产权于一体的形式出现。这些技术趋势预示知识产权面临新的困境。技术革新正在逐渐告别传统的单一版权与专利权作品的时代,集合诸多版权与专利权于一体的产品与商业模式正在突破传统技术壁垒大量出现(比如视频网站、音乐网站、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整体产品打印等)。竞争优势的转移,越来越不可能只以单一或少数版权与专利技术的实现而完成。知识产权所构建的法律保护体系,正在塑造一个不对称的市场权力结构:占有一定数量知识产权的企业才能获得侵犯一定数量知识产权的可能性,中小企业成为被信息寡头收购创新技术的对象,知识产权的高水准保护形成了一个等级式的企业竞争筛选网络,市场竞争结构借助知识产权的介入被不断固化乃至锁死。与中国视频企业一样,一切只要是必须通过大量集成才能获得技术突破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产品或运营形态,都面临与之相似的困境与原罪。[4]在知识产权之神的默许下,互联网巨头企业的知识产权献祭与偷食,得以不断上演。在知识产权之神面前,只有那些资本力量雄厚的企业才能获得赎罪券;而中小企业,则只能在零散的领域做“创新”的苦行。

  

   正是因此,关于中国视频企业的法律原罪,从法治基础薄弱(立法不健全、执行不得力、司法不独立)、惩治力度畸轻、中国模式论、文化特殊主义出发,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知识产权,作为当代企业与资本竞争策略的法律工具,实际正逐渐变为企业间“战略恐怖平衡”的威慑性手段。知识产权对于当代资本经济的革命性影响,甚至可以譬之以核武器对于传统战争与和平的革命性颠覆。这一原罪所指示的问题其实已超出一时一地的困境与挑战,而指向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

  

“知识产权”稀缺性的吊诡


   首先,一切关于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学说正面临深刻危机。如果说,在古典经济时代,是以富有和贫穷来界定社会分化,在货币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和劳动来界定社会分化,那么,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劳动和资本的图示也已不敷使用。过去,人们希望通过劳动来降低自然的稀缺性,劳动价值学说因而承担了一种功能,即告知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来调和富有与贫穷。但是,对于知识财产而言,劳动价值学说的解释已显苍白。因为,知识稀缺性与土地财产有限性所导致的稀缺性完全不同,它在更大程度上揭示出稀缺性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因为,知识稀缺性并不出自知识的有限性(知识并不因为使用而耗尽),知识的稀缺性,实际完全出自于社会的规约。只有对一个有限数量的范围进一步筛选和界定,才能形成稀缺性。对于知识的攫取制造了稀缺性,而这种人为建构的稀缺性又成为进一步知识攫取的动机,而由这种攫取所形成的自我循环,是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得以构建的真实动力。由此所形成的吊诡局面是:它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运作条件,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由自己所造成的结果理解为制度运作的动机。而为了掩盖这一吊诡,知识产权制度则建立起一整套连续运作的框架与条件。如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所说,通过分岔和编码,这使稀缺性被进一步浓缩为拥有和不拥有的分化形态。[5]知识稀缺性本来是建构的产物,但通过这样一个遮掩吊诡的过程,人们就被置入一个由知识攫取而不断编码化的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一个知识产权体系的特定历史处境。知识稀缺性的吊诡,经过洛克式劳动价值理论的阐释,也就被转化为有关知识交换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化为如何正当化知识占有不平等的法律技术问题。

  

   在知识产权自我的意识形态诠释中,对于知识的攫取本是为了降低知识的稀缺性,是为了推动文学艺术创造和发明创新的进程。但实际上,正是攫取本身制造出了知识的稀缺性,而且,经过“拥有/不拥有”这样的财产编码之后,原先的知识的多少问题(A多一点知识,B少一点知识,但不会是全有全无的状态),就转化为知识的有无问题(A有权占有知识,B无权占有知识),在一个特许的时间范围内,谁要是拥有什么东西,就可以一再利用这个拥有;谁要是不拥有什么东西,就一直缺少这个东西。而这种人为建构的知识稀缺性的吊诡,也被进一步遮蔽起来,而这一切,也正是通过劳动创造知识的价值论说来完成的。

  

   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宇宙论框架中,稀缺性很难与有限性区分开来(以土地财产为典型),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稀缺性相反以知识的无限膨胀和持续使用的矛盾形式展现出来。古典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稀缺性往往联系于有限性,因而也被联系于剥削的可能性。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稀缺性不再被体验为一种对非权利人的剥削,稀缺性不再是一个针对总量恒定的客体进行具体配置的问题,而成为一个纯粹功能化的操作性概念。而这正是通过知识财产制度的奠定而实现的。对于知识的攫取,被浓缩为知识财产权的拥有和不拥有(不再是知识较多或知识较少的问题)这两个选项。表面上,对知识的攫取是通过劳动而正当化的,但实际的逻辑却不是如此。

  

   依照传统的论述,知识财产被视为一种由法律所保护的,对于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价值的支配权(dominium)。但实际上,知识财产其实是作为一种符码机制在发挥作用,因为,它不需要物理手段上的实际占有和控制,也不是某种必须通过劳动才被创造出来的知识价值,而知识的财产/非财产这组区分才是关键性的。基于这项区分,一个人不是知识的财产所有者,就是知识的非财产所有者,而不再有第三种可能性。劳动并未使知识财产变成“权利束”,“知识”也不必是一个需要被意识所占有的对象。在传统的劳动价值学说那里,既然人们通过劳动创造了知识价值,那么,人们自然可以自由地“享用”其知识成果,但知识的财产/非财产的符码化——知识的“产权化”——却要求知识必须通过一种“合理性经营”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在此,它就必须嵌入到理性资本经济的脉络之中。

  

大致从17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开始,西欧的所有事物都开始变为买卖的对象,包括灵魂救赎、政治职位、贵族头衔、土地占有等。稀缺性与尘世自然的财富规模和性质变得无关了。[6]灵魂与贵族头衔都变为买卖的对象,这当然不是因为劳动价值灌注于其中的缘故。“知识”的“产权化”,正是自17世纪开始其历程,这并不是偶然的。当代“知识”的全面产权化,不过是这个自17世纪就已开始的资本经济逻辑的深化。财产不再是静态的占有和支配形式,而必须通过动态的方式才能达成运作式均衡。知识作为一种抽象物,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流动性之中才能发挥它的效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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