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余盛峰:知识产权全球化:现代转向与法理反思

更新时间:2019-05-21 23:14:06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在一个特许的历史时间范围内,谁要是拥有什么知识,就可以一再利用这个拥有;谁要是不拥有什么知识,就一直缺少这个东西。[13]由此,法律系统自我建构的知识稀缺性吊诡也就被遮蔽起来。

  

   因此,在进入到“知识资本主义”时代,知识稀缺性就不再是一个针对总量恒定的知识客体进行具体劳动占有的问题,“知识稀缺性”已经成为一个纯粹功能化的概念,而这也正是通过现代知识产权系统的建立而实现的。对于知识的法律占有,自此就被浓缩为知识财产的拥有与不拥有(不再是知识较多或知识较少的问题)这两个法律选项。[14]

  

   依照洛克范式的标准叙述,知识财产是一种由法律所保护的,对于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价值的支配权(dominium)。但在进入19世纪之后,知识财产已经更多作为一种系统-代码机制在发挥作用,因为,它不需要物理手段上的实际占有和控制,也不再只有通过劳动过程才能被创造出来,而知识的财产/非财产这对二元代码区分才是最核心的机制。基于这项区分,一个人不是知识的财产所有者,就是知识的非财产所有者,而不再有第三种可能性。“劳动”本身无法使知识财产变成一捆“权利束”,“知识”也不必再是一个必须经由主体奇迹性行动才能创设。在洛克范式下,既然人们通过劳动创造了知识,那么人们自然就可以自由“享用”知识成果;但知识的财产与非财产代码机制,则意味着知识的“产权化”过程,这必然要求“知识”必须通过一种“合理性经营”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在此,它必须嵌入到资本主义理性的内在要求之中。

  

   大致从17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开始,西欧的所有事物就开始变为买卖的对象,包括灵魂救赎、政治职位、贵族头衔、土地占有等。19世纪以降“知识”的全面产权化,不过是这一资本主义过程的深化。[15]财产不再通过静态劳动、占有与支配的形式,而必须通过动态方式以达成交易的循环和流动。作为一种抽象物,知识只有在这种“流动性”之中才能发挥它的效用。和灵魂救赎成为买卖对象一样,知识产权的实现也不是建基于洛克劳动价值论,它实际奠基于法律-经济系统的自我编码形式之中。通过这个编码过程,知识就被转化为一种围绕于资本主义逻辑而不断展开的法律-财产形式。以资本形式展开的市场交易过程反过头来控制了知识生产过程。

  

   现代知识产权的运作,一方面排斥了劳动维度,以此建立起知识财产/非财产的权利代码,从而实现对知识稀缺性的精确控制;另一方面,劳动范畴又被保留下来,作为证明知识产权合理性的“寄生物”。它维持了劳动创造知识的表象,却也遮蔽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主导知识产权建构与演化的历史。

  

   (三)知识产权的现代转向

  

   19世纪之后,知识产权开始偏离以智力劳动为基础展开的辩论,而转向一种更为现代的法律组织方式。以现代登记审查制度的建立为分界线,从这时开始,知识产权登记审查程序本身就可以划定无体财产的范围。[16]它不必再去追溯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的本质问题,而只需要考虑相关申请人提交的相关保护对象的法律表述(represention);它也不再依赖于法律主体之间的举证与反举证,而只需要参照法律系统内部的登记与不登记、审查通过或不通过。19世纪中叶出现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将知识产权从无体财产本质的认识论重负中解放了出来:一旦登记审查通过,就能立即产生法律效果。

  

   1.古典知识产权的蜕变

  

   古典知识产权充斥着主体与本质这些命题,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知识产权开始借助有关交易与流通的功能化语言进行建构。[17]知识产权“从先验性检验方式(a priori style examination)转换到了一种结果性(consequential)或者前瞻性思考(forward-thinking)的推理方式”。[3](P.45)资本主义对于知识稀缺性的建构和操作,真正摆脱了18世纪之前那种先验主义的形式,知识稀缺性的法律控制技术变得更为精确,这为现代知识产权迈向封闭化运作铺平了道路。

  

   首先,以专利法为例,随着19世纪西欧社会分化过程的加速,特别是伴随理性化和官僚化运作的专利登记机构的出现,以及根据时间顺序和字母顺序编排已授权专利信息索引的出现,还包括“把各个不同的专利局集中到一个大楼里,对专利局人员的工作职责具体化,明确他们的养老金安排,以及引入新的结算程序”等建制化安排。[3](P.158)这些常规化、制度化的系统运作,使专利授权与专利确认逐渐摆脱了个人色彩,获得具有规范性预期的特征,进而成为纯粹的法律与行政过程。专利不再被视为是对行会技术的特权性垄断,也不再被简单理解为是对独一无二性发明的奖励(“发明”从属技术系统的内在网络而并不等同于“专利”),专利授权变成法律系统内部的规范化确认过程。[18]

  

   其次,古典知识产权预设了著作权-专利-外观设计-商标这样一个智力含量递减的位阶,但是,伴随19世纪下半叶工业资本主义的深入,“发明的非创造性形象”(non-creative image of the invention)逐渐兴起,上述知识产权子范畴的智力含量不再具有法律上的相关性,并出现了“一个从无体财产的定量检验(quantitative examination)向更加定性检验(qualitative examination)的转换”。[3](P.182)针对愈益常见的“发明同时性”问题,很难再借助“自然时间”的检验以甄别发明的先后顺序,而必须利用“法律时间”的规范性预期功能来确定知识产权的产权边界,知识产权的现代登记和审查制度,其所承担的正是这一“法律保证者”(legal guarantee)的功能。

  

   其三,随着19世纪中后期经济系统、科学系统和艺术系统功能运作与结构耦合的加速,“知识”逐渐被“信息”化,知识的“本质”问题已不再重要。“知识”的“信息化”过程,实际把一切知识都纳入到社会系统内在的功能性运作循环之中,“知识”成为系统化运作的信息评估与程序化的法律赋权的对象。[19]法律系统处置的不再是知识的“使用价值”问题,而更多与资本主义的“交易价值”挂钩,各种系统化功能语言开始取代古典法理学话语。

  

   在知识产权的这一现代转变中,“知识”也从“智力性财产”变为“制度化财产”(bureaucratic property)。如果说,古典知识产权有关发明的证据由个人或行会掌握,那么现在,知识与非知识的判别依据已然变为法律系统自我运作的结果。“发明”从“私人事业”变成“公共事业”,“天才式灵感”被形式理性化的登记审查程序与官僚管理系统所取代,变成一整套有关新旧知识/信息的控制、储存、发送、交易与循环的流程。“知识”从古典的私人性事迹变成现代的公共性储备,其控制机制变得空前集约与高效。“知识”的资本主义流通,借助法律系统的连续性运作过程,就被转化为可以自由分解、灵活移动、弹性组合的“信息化”形式。在这一转化后,新的知识种类与知识成果也就可以被不断容纳于其中。

  

   第四,古典知识产权对于不同知识财产边界的划定,通常借助于自然主义的空间与时间框架展开:譬如根据特定的行业与行会来确定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范畴,譬如依据自然化的“领先时间”(lead time)来甄别相关的发明权利人。但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种自然主义的时空概念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它开始被一种功能主义的时空概念所替代。这一转变实际是“系统化时间”取代“自然化时间”历史过程的展现,知识产权逐渐形成其自我指涉、自我强化的运作封闭性。现代知识产权的运作闭合化过程,使它有效排除了外界环境的干扰——无论是个体的竞争性权利请求,还是行会的技术性垄断要求——它使自身逐渐变成一个封闭性运作的系统,并因此从古典的“决疑法”(casuistry law)转变为现代的“抽象法”(abstract law),“这个领域的法律第一次变成反身性(self-reflexive)的了:它变得关心自身,关心它所采取的形式以及它向世界所呈现的形象”。[3](P.143)

  

   2.现代知识产权的诞生

  

   大致从1850年代开始,知识产权不再是有关作者/发明家具体成果(subject specific)的“回应性”(reactive)框架,法律组织的方法改变了,知识产权的发展动力从“神圣的主体”转向了“封闭的系统”。[20]在这一现代转向中,它获得了自主进化的动力(伴随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三位一体子范畴的确立)。

  

   从19世纪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教科书、学术性论著大量出现;跨国性法律交流来往密切;知识产权改革报告与公共辩论广泛传播。伴随世界贸易与全球法律沟通的推进,知识产权跨国互译的要求变得空前紧迫,这也形成对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标准化的全球性压力。知识产权多边条约谈判推动在各国法律之间寻求“公约数”;知识产权科学沟通的需求促成现代知识产权进一步抽象化、统一化与标准化;各国法院与议会也在这一时期对古典知识产权的概念、规则与原则进行通盘改造,这最终推动了现代知识产权的诞生。

  

   从19世纪中叶之后,一整套标准化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产生。这套制度规范、塑造、整合并引导现代知识的生产与流通秩序,它不再针对特定问题做出特殊回应,而是变成一个运作性封闭、认知性开放的自我指涉系统。从这时开始,著作权、专利、外观设计、商标已渐次进入知识产权法律系统内部运作的领域,并转化为可以进行不同分类、标签、交易与流通的同等讯息(message)。[21]知识产权从古典的“观念性利益”转变为现代的“信息化商品”。从19世纪开始,现代知识产权逐步摆脱了古典的自然法原则与神圣人格权理论,它不再依据“英雄天才论”进行自我定位。相反,有关著作权多边条约的框架、专利说明书的撰写格式以及商标认定的技术化流程,这些法律系统的内部分化及其功能性运作过程塑造了知识产权的实际面貌。以专利估值为例,它自此不再建立在对英雄发明家的物质与道德褒奖之上,而是以一整套专利拍卖、交易、销售、许可和诉讼的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作为前提。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与信息的价值不再依据创造性主体的智力贡献进行衡量,而是根据社会系统的功能化运作结果以及不同系统间结构耦合的具体状况而定,知识经历了从“智识”到“信息”再到“沟通”的蜕变,彻底摆脱了私人/行会式的控制,实现了运作上的闭合,从而进入法律系统自主连续运作的轨道。现代知识产权告别了传统神学以及自然法解释的形而上色彩,创造物已然实现了与其创作者的分离。

  

这一稳定且连续的系统封闭运作过程,赋予无体财产规范化的法律形式。现在,它可以采取“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姿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39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