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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社会连带法学的问题意识与内在张力

——以狄骥法律思想为例

更新时间:2019-05-21 23:09:14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13]现代性与工业化进程是不可逆的,但是,社会进化无法自然许诺一个美好的社会。应对社会危机,出路在于重建社会的道德结构,法律机制的范式转换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在狄骥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被赋予超出经济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中心地位。[14]因为,他所希冀的社会团结,并非全能国家或机械连带的总体性社会,不能建立在自然因果律和目的理性基础之上,也无法像保守主义者那样寄托于崩解之中的传统,而必须通过对古典意志论法律模式的重构,通过围绕新型法律范式的社会连带关系的重建,才能为现代的秩序与自由的结构性矛盾寻找到一个化解机制。

  

   狄骥和涂尔干都希望职业团体能在现代社会担当核心角色,这并非出自中世纪封建行会式的想象,他们已经注意到,现代职业团体正取代个人与家庭,成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与社会单位。现代法律机制的中心主要不再是孤立的公民个体,而是规模庞大、高度复杂、盘根错节的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新法律范式必须将职业团体纳入古典法律的框架。一方面把职业团体纳入法律体制,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团体来重组法律。狄骥和涂尔干没有选择激进的去法律化的革命模式,而是通过对法律再社会化的改造,以实现法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他们并未在个体和国家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也没有停留在对社会有机体的神秘召唤,而是希望通过社会中间体的重建,填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缝。他们希望借助古典法律范式,以尽量小的代价塑造新型的法律范式,以此应对不断加深的法律危机。

  

   法律的社会之维和个人之维并非不可调和的范畴,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并不需要采取激进的阶级斗争、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生产集体化与国家中心主义这些形式,古典的法律主体、法律行为、所有权、契约、意思自治等概念,都可以通过创造性诠释再次焕发活力。围绕社会团体的法律建构也可以在更好地承认和保护个人意志的前提上进行。对古典个人主义法范式的重建,可以使公民的权利、利益和尊严不再依赖于原子化个人的运思方式,通过社会自身的团体力量,可以更好地捍卫个体,以平衡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建立在他们对欧洲以及法国的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传统的考察之上。

  

   (二)法律多元主义:对古典法律范式的围攻

  

   1、古典一元论法律观的危机

  

   20世纪初叶,作为跨国法律意识运动的社会法学派,以多种形式对古典法律一元论形成围攻态势。除了以狄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社会连带法学派,在德国则有埃利希(Ehrlich)、耶林(Jhering)和基尔克(Gierke),在美国则有卡多佐(Cardozo)、庞德(Pound)、卢埃林(Llewellyn)等,他们从不同方向共同汇聚成一股势力庞大的冲击古典法律模式的法学阵营。

  

   在近代西方,绝对王权是从中世纪教会、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大封建领主那里脱颖而出,进而诞生近代主权观念的。这样一种法律主权适应于绝对主义时期君主—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但在进入19世纪中后期之后,随着日趋复杂的工业社会功能分化和阶层分化进程,古典的形而上主权概念已经不敷使用。跨国性社会法学思潮正要应对这一历史变化的挑战。

  

   在狄骥看来,古典法律模式提供的是国家和个人两相对造的机械想象:一是国家主权学说认为的,国家主权主体是作为一个人格享有者的国家,另一则是个人权利学说,主张个人享有与国家主权相对抗的不可让渡、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基于这种模式,古典法律建立在主观意志结构之上,其逻辑结果则是将国家视为法人并享有自由发布法律命令的主观权利。[15]法律的生产和效力都被放置在国家主权者意志那里,国家垄断了全部制定法律的权力,社会则被剥夺了生成法律规范的可能性。狄骥意识到,这与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与社会形态的转型背道而驰。当时整个社会法学派的跨国运动,也正是要取代古典法律模式由民族国家主权垄断法律生产的现状,要用社会和阶级这些范畴来取代传统的民族和主权概念。法国社会理论正取代德国国家理论对20世纪法律思想的支配影响力。社会法学派重新界定事实/社会/实然与规范/法律/应然的关系,从社会实然的科学分析出发,推导出法律应然的改革方案。通过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跨越社会实然与法律应然的鸿沟,以此回应锻造社会有机连带、回应时代危机的需要。

  

   2、作为“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连带法学

  

   对狄骥法理学的认知,就必须放置在这样一个跨国性法律运动的脉络中认识,而不能视其为简单的法律哲学流派的言说。狄骥提供了趋于激化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法范式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狄骥的社会连带法学倡导一种“和谐的意识形态”。20世纪西方的行政国家转向要求一种与之匹配的法律模式。国家职能必须取得与行政效用的融合,主权形态必须实现与资本的合作,国家权力加紧了与市民社会相互嵌入的步伐。西方正从19世纪控制型国家向20世纪治理型国家转变,主权国家与古典范式面临转向公共服务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变迁。狄骥敏锐意识到,大革命时代的法律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一种全国性经济取代了家庭经济,经济上极为复杂的组织操作的一瞬间困难就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基础。国家职能正大幅度拓宽,组织战争、治安和司法已不足以概括现代国家的功能。国家所需要的不再是发布命令的简单权力,而要满足和平衡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衡量各种主体意志的标准只有它们所服务的目的,公共服务概念正在取代主权概念。[16]

  

   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形而上学的主观法律模式,而要求建立能够打通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壁垒,建立依托于内在化运行的法律控制机制。国家不再是人格化的神秘实体,而要求成为可以回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的非集权化运行形态。传统债法不再具有古典法律的中心地位,随之崛起的则是大量的行政规章与社会立法。

  

   3、“社会”的诞生

  

   社会法学派主张的“社会连带”,其实是福柯(Foucault)所谓的现代治理术的历史产物。[17]“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的兴起,其实是19世纪国家治理术的产物。在狄骥和涂尔干那里,“社会”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它是政治权力的母体,是法律进化的动力。但在其背后,却反映了20世纪初期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在古典法律范式那里,“社会”是公民竞争的场所,它只具有抽象的时空涵义,即由一系列法律主体与法律行为所构成的抽象时间之流和空洞的法律空间。而在狄骥的社会连带法学,“社会”获得了全新的法律维度,并承担着重要的整合功能。

  

   一方面,“社会”要充当公民个体力量和国家主权力量之间的协调者,“社会”要在众多法律主体和一个主权实体之间展开双向的法律沟通过程。社会职业团体作为法律主体行动的引流器,它们要将法律行为的动能收集提升到具有凝聚力的统一性高度,进而再指向国家层面的立法与司法,随后,“社会”再像灌溉机器那样产生法律回流,将统一性的国家法律在全社会领域弥散开来。社会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实现规范层面的治理,国家又通过法律的社会渗透展开其统治机制。社会和国家经过社会连带主义的改造,进而呈现为具有社会适应力的运行模式。

  

   此时,“社会”不再是古典法律范式中空洞的中介环节,而是新型法律范式下法律主体与国家主权双向沟通必经的中转场所。“社会”正像狄骥所说,它不再是形而上学的神秘构造,而具有了实证化的物质基础。[18]以狄骥经常引以为例的工会劳工运动与工会立法为例,这些法律现象的出现,正是建立在资本家与劳工联盟围绕于企业建制所展开的互动之中。行政国家、资本家与劳动力所构成的社会空间,正是社会有机连带展开的前提。

  

   (三)作为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的狄骥

  

   1、工团主义法律理论及其实践

  

   涂尔干追溯了自罗马共和国早期直至中世纪以降的古典法团,他意识到法团对于公共精神的塑造力:在法团中,人们的生产交换、权利分配、情感依从都被统合起来,法团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加以调和,从而为法律奠定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的基础。[19]现代“法团”是对抗现代“阶级”的关键。狄骥继承了涂尔干的法团主义思想,并成为20世纪初叶法国工团主义法律观的重要代表。20世纪以降,劳资冲突不断演变为阶级冲突,狄骥试图寻找适合现代工业社会的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运作机制,以弥合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工团主义作为利益代表系统,承担了沟通国家法律与社会利益的重要功能,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整合。狄骥希望通过工团主义模式,能够将不同法律主体的利益得到有序集中、协调和组织,进而将法律主体的组织化利益整合到国家的法律结构之中。

  

   古典法律的意象是自然个体与主权国家的二元结构。但在狄骥的工团主义法律设想中,法律系统要被重组到一个具有明确义务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法人概念由此被社团概念所取代。这些组织性的社会团体,将作为社会连带最为基础的能动单元,它们替代了古典法律模式的个人,从而成为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法律单元。

  

   对于狄骥,这不是走向法律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的法律概念没有什么无政府主义的内容”。[20]相反,狄骥非常清楚,现代国家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发挥效用的规则。现代公法的基础不再是命令,而是组织。公法变成了客观的规则,正像私法不再建立在个人权利或私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而代之以每个人都要承担的社会功能的观念一样。由此,政府也就具有了某些必须实现的社会功能。[21]在社会连带法学范式下,国家要对法律控制提出更为精确的要求,必须保障高度分工、功能分化情形下的复杂社会的利益整合,在这过程中,法律技术专家的作用也将愈加凸显。

  

   2、工团主义的阴暗面

  

狄骥注意到,工团正成为政治和法律权力的核心因素,“在工团主义中必须看到有一种趋势正设法赋予不同社会阶级以一个确定的法律结构”。[22]工会、雇主团体、资本家联盟、都市小工商者协会、农业协会都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而狄骥所设想的“工团国家”即由这些团体之间的整合所构成,并希望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的法律结构,“设法调整阶级并且使它们结成一种阶梯,总之,要使它们之间产生出一系列权力和相互义务”。[23]而除了企业与工厂,行业组织、职业团体、医院、监狱、大学,这些机构也都构成了20世纪早期社会法学派笔下“社会连带”的诸种实体。社会连带法学所提供的多元主义法律图景,实际打破了社会实然与法律应然截然二分的界限,这出自20世纪国家与社会紧密结合的现实。也正因此,福柯将社会法学派驳斥为一种规训体制,在其背后则是军事-工业-福利-行政型国家的形象。[24]也因此有批评家把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和工团主义法律思想视为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墨索里尼(Mussolini)的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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