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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大湾区与二次改革决断

更新时间:2019-05-21 09:24:28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1月2日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提出了政治协商及具体制度化的“方案”性要求,标志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已成为国家统一与治理领域的现实性命题。“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的二十年正好构成一种“中期时刻”,是国家治理重大课题的中期检查。大湾区规划延续十八大以来之“融合发展”的管治新思路,为“一国两制”、“一带一路”及中式全球化带来了新框架与新愿景。

   这些发展演变及其经验对思考台湾方案有着直接的启发:

   其一,“一国两制”内含融合发展及同一主权秩序的规范性维护,不可能产生对“偏安割据”甚至分离取向的制度容忍或空间,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抵制或片面理解与想象应当得到纠正;

   其二,“一国两制”是国家治理与全球化的整合之道,是超越“姓资姓社”的历史综合之道,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模式,因此台湾方案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制度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在保障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的条件下建构一种台湾最大化参与“一带一路”及中式全球化的宪制框架;

   其三,台湾居民身份将不断灌注统一的中国公民身份内涵与权利要素,比如大湾区规划提出港澳居民同等担任湾区事业单位公职及公务员,实现了“一国两制”下港澳居民身份从“经济民生”层面向“公务行政”层面的突破,这一点在台湾方案设计时应当直接予以实现,不必再经过港澳回归二十年的过渡与隔离;

   其四,“国家所需,台湾所长”以及台湾参与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应当成为指导台湾方案宪制设计的国家理性内核及制度性指导思想,台湾应当在保持自身自治地位与社会制度的条件下融入国家发展与新一轮全球化过程。这种新身份将确保两岸永久和平及台湾优势与利益的最大化发展。  

  

   总之,大湾区更加全面完整地呈现了“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与发展内涵,回应了中式全球化的制度样本如何实践及打造的重大问题,也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宏观思考与设计带来了直接的启发。大湾区不应被误解为“一国一制化”,而是“一国两制”内在的融合命题与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全球治理命题的“并题方案”,也是中国更加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及治理现代化的“南部实验”的承载主体。

   习近平在2017年7月1日讲话中提到针对香港的“苏州过后无艇搭”,这一深沉的警示与期待也同样适用于台湾。随着大湾区开启的“二次改革”与新时代制度实验的进一步展开和收获,中国对世界的参与及塑造效应必将更加显著地呈现。港澳角色与台湾角色如何寻求制度突破和正当发挥,总体前景看好,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尤其是台湾存在深度边缘化和制度强制转型的结构性风险。如何共同面对大湾区实验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是两岸四地中国人的一次共同命运挑战,也是重大的历史与制度创造窗口。      

      

  

   (原载《多维CN》2019年4月号,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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