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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多样的文明,创造世界共同的未来

更新时间:2019-05-20 23:28:59
作者: 钱乘旦 (进入专栏)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命题,这个命题为我们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理解全世界日益成为命运相关的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从文明演进的角度,试图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二是近代以后,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历史日益转变成“世界历史”,多样的文明愈来愈承担着共同的使命,即构建人类共同的家园。

  

  

  

   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样化的,多样化体现着文明的本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最早的文明多是大河文明,大河为人类先祖们提供了交往的便利,正是频繁的交往,包括交换、掠夺、征服与战争,还有通婚、结盟等,为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为了生存的需要以及生存得更好,他们总是吸取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鲜事物,产生出新的思想,因而改变生活的方式。文明是在交往中形成的,没有交往就不会有文明。这让我们知道,文明在它生成的那个时候,一定是多种思想和多种生活状态相互冲击的结果,多样性正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

   事实正是这样,早期文明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一般来说,世界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两河流域,而两河流域恰恰是远古人类便利进出、方便往来的一个十字路口,四面八方的人群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最早的文字、宗教、社会分化和国家建构等,的确是发生在这里。远古时期,这里出现过一批地区性的霸权国家,像阿卡德、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古代强国。

   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完成了上、下埃及的统一,法老作为太阳神的子孙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实行神权加王权统治。这样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见到文明的曙光时,已在尼罗河流域维持了近2000年,其理念和框架基本不变。如此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古代世界实属少见。但这个文明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统治下慢慢解体了,最后融入了伊斯兰世界。

   印度的情况又不同。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远古文明,后来雅利安人到来,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在种姓制影响下,南亚次大陆长时间小国林立,政治上相当动荡,但社会结构却高度稳定,一如磐石。种姓制使社会阶层几乎不变,相互关系也几乎不变,因此无论政治上如何动荡,社会状态却是固定的。政治的不统一和社会结构的超常稳定是古印度的显著特色,这种情况使印度次大陆屡遭外来入侵而难以抵抗,直至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但希腊文明和前面几个古代文明显著不同。第一,它的源头在地中海东岸,换句话说,“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第二,古希腊也在水边,但那是一片海、而不是一条河,这让希腊人有更广阔的水上活动空间,结果造成了向海外殖民的传统。第三,古希腊以“城邦”为其政治结构,这使它在整个古代世界与众不同,大约200个城邦分割了希腊这块土地,彼此间冲突不断、战争不断,结果,古代希腊城邦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古希腊的另一个特点是城邦公民民主制,这被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普世”的。然而需要指出这样一些事实:第一,古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十分之九的人不是“公民”,并不在“民主”的范围内。第二,在希腊数百个城邦中,伯里克利式的雅典民主是一个特例,在雅典自己的历史上,也只存在了几十年;至于在其他希腊城邦,比如斯巴达,则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们普遍认为是雅典的制度造成了雅典的失败,而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负面评价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观念。将古代希腊乃至雅典说成是古代世界的“标准”模式,其实是后人的编造。

   古代中国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在许多人眼里,它既神秘又难理解。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有众多的文明结合点,这些结合点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4000多年前,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国家;至少在3500年前,商朝用文字记录了它的存在;3000年前,周天子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分封制出现的时候有它的道理,适合大面积土地的分层管理,但它最终却造成严重的社会解体,战乱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代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粘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活在严重动荡的时代,战乱不断,他希望回归秩序,恢复和平,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斥责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精神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社会就已将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契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社会动乱,民生就遭殃。孔子的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观念,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相比之下,精神载体与政治载体的结合,在其他文明中就没有那么顺利,比如在欧洲,思想与国家长期不能对接,这对它后来的发展造成极不利影响。如果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世界上有两个帝国即汉和罗马,它们分别称雄东西方,均盛极一时,是当时的“超级大国”,那么在“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解体了,西欧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上帝与凯撒各管其事”。中世纪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光彩迷人,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甚至拜占庭都是这样。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前的1000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长期不变。

   为什么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东方始终“先进”、西方一直“落后”?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处在无穷无尽的动荡和战乱之中。这种情况在中国此前1000多年前就已经历过,秦汉的统一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因此,西方想要摆脱中世纪的落后,就需要整合社会,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个过程是从西欧中世纪晚期开始的。

  

  

  

   文明之光最初出现时,是在无边的黑暗中点亮蜡烛,烛光所及,只照亮周边一小块,其光影孤独。因此,如果在广大的地区只燃起一支蜡烛,这支烛的光亮就很容易被扑灭,风吹雨打而不能经久。只有在相隔不远的地域里连续出现文明的光亮,彼此之间相互辉映,此生彼长,文明才能够延续并成长。所以,不同文明生长点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成了远古文明维持下来的必要条件,这正说明:交往为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文明是从“点”开始的,“点”是文明的发源地。通过点与点之间的交流与接触,点就连成面,面再连成片,片继而连接成文明圈。圈与圈之间相互沟通,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共同的命运意识是从最小的基本单位“点”开始孕育的,以后才越扩越大,最终扩充至全世界。

   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是由中国历史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它高度总结了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现象,也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人类从分散到聚合、最终连接为整体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再到全世界,这就是文明生长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历经几千年演进,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世界上形成了几大文明圈,主要有东亚文明圈、南亚文明圈、西亚北非文明圈和欧洲文明圈,还有一个文明圈正在形成中,即美洲印第安人正在成长的文明。每一个文明圈都包含着若干亚文明圈或亚亚文明圈,以及更小的文明范式。文明圈、亚文明圈、亚亚文明圈等有共性也有个性,文明的多样性十分明显,由此组成五彩斑斓的世界。那时候,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尽管它们有可能相距遥远,彼此不了解甚至没有来往,但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存在哪一种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的情况。

   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出现,它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格局。从中世纪晚期起,西欧就开始了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时期碎片化的欧洲按地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国家”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政治载体),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精神载体),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结合。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改变了此前1000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状态。

   这样,从1500年前后开始,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一种新的文明在西方兴起。它以资本和市场为动力,在整个世界无限制地扩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本是中轴,工业和商业围绕它旋转,崇拜上帝变成了崇拜金钱,科学和技术是它的工具。“西方中心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普世”之说也由此而起。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把西方说成是世界的共同方向。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了。

   西方的扩张从新航路开辟起,对殖民地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但是当工业革命爆发、资本携带着工业的力量冲向世界时,全世界就都无法抵挡了。经过几百年的争夺,到19世纪末,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西方的霸权终于确立。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多种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尽头,一种“文明优越论”随之而生,它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将其他文明都斥为“落后”,并且预言:西方文明将一统天下,全世界都将按西方的模式被重新塑造。然而,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各种文明原本处于基本平等的状态中,而西方的殖民扩张打破了这种平等,最终树立起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边远的文明(如印第安文明、西非古文明)被消灭,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比如西亚、北非、印度和中国,则一一落入西方的手中。文明间的平等关系由此不复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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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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