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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不断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多中心协同治理角度的探讨

更新时间:2019-05-20 09:38:26
作者: 熊光清 (进入专栏)  
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格式条款,[9]从而切实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觉抵制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低俗信息与非法信息,促进网络信息安全有序流动,主动承担网络舆论引导应尽的责任。

   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对网络运营商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了网络运营商有确保用户信息安全和配合信息安全执法的义务;明确了信息泄露受害人有要求网络信息泄露者改正错误,并通过法律诉讼获取赔偿的权利;明确了信息安全的公益性原则。《决定》公布后,许多网络运营商公开表态支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营者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这些从网络安全角度的规定实际上也明确了网络运营商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三、网络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协调,运用社会手段引导网络舆论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也可以纠正国家的错误和监督国家的行为。托克维尔(D’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10]  按照辅助原则,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和国家不能干预或介入个人权利范围内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处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和国家在个人遇到自身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又应当提供救济和支持。[11]从辅助原则的角度看,国家应当尽可能将社会能够处理好的事务交由社会处理。

   社会组织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可以发挥党和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由于对网络舆论引导认识的不足,中国网络生态中仍然存在强烈的管制理念、对抗意识、集权观念和一元化思维;在治理过程中,不注重发挥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网民的作用;在治理目标上,重视对网络舆情的控制,轻视对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保障;在治理手段上,过于依赖行政手段,重网络信息内容管制与社会安全控制,轻社会能力建设及社会共同体构建。这些做法在新的网络时代背景下,肯定是存在不足的。

   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种重要形式,构成网络舆论的信息非常复杂,而且真假难辨,这使得社会组织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早在20世纪90年代,埃瑟·戴森(Esther

   Dyson)就说:“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12]这样,加强网络信息的甄别,仅仅只是党和政府机构介入其中就难以达到好的效果,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与网民的联系更多,社会组织在解决与网民联系密切的这些问题或一些专业性问题上往往具有很强的优势。

   特别是网络社会组织,在网络舆论引导中更是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等行业组织,积极开展行业自律、倡导网络文明、培养良好风尚。它们在打造良好网络安全生态以及营造健康网络舆论环境等方面的工作中,做了许多工作,也起到了网络舆论引导作用。

   网络社会组织应不断加强自身网络宣传阵地建设,经常性开展网络宣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网络社会组织应该积极参与,结合自身业务推出专家解读或政策导读等栏目,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发挥作用。网络社会组织还应该利用各自专业领域的优势,建立与相关专家的紧密联系,加强引导网络舆论的专家队伍建设,在出现突发性网络舆情时,积极组织专家解读或辟谣,避免出现被动局面。

   四、网民发挥公众监督作用,增强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

   网络的出现降低了公众发表意见的门槛,并扩大了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范围。“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13]网络舆论以其开放性架构和非政府主导的自由文化,能够提供更为合适的沟通渠道和表达平台,能够更加及时直接、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舆论,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扩音器”,并构建出民意的“合力场”。[14]网络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导致网络舆论环境和网络舆论形态极为复杂,也使得网络生态系统存在明显的脆弱性。

   网络舆论的形成离不开网民,网络舆论的引导当然也离不开网民,中国网络空间的净化离不开网民的积极监督。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存在,即便大力动员和利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也会有许多涉及违反公序良俗或违法犯罪的信息不会被发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动员广大网民的力量,让他们共同参与到网络信息的管理中来,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网络舆论监督也是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网民的作用极为重要,这对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很有帮助,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当前,网民进行网络监督的渠道不断通畅,他们能够非常便捷地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非常重视发挥网民的监督作用,欢迎广大网民、媒体和社会各界监督,积极举报涉及网络生态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信息。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成立于2005年8月,2014年5月划转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其工作目标就在于,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搭建公众参与网络治理的平台,共同维护网络传播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同时,网民也要增强自身的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的重要前提条件。互联网塑造了一个虚拟的生存空间,它一方面依赖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可以说,网络环境尽管表现出较强的虚拟性,但是,网络环境并非就是虚幻或非真实的。在网络交往中,交往主体以及交往行为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及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社会行为,而且,其网络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或者本身就体现为现实生活行为,具备很强的现实性。所以,网络行为仍然必须遵守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而不能完全把网络空间视为“法外之地”,更不能认为在网络空间中可以为所欲为,不受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和规范。

   当前,不少网民开始认识到网络自律和网络守法的重要性,增强了在网络空间中尊重他人的自觉性,并形成养成遵守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律法规的习惯。当然,那些“网络意见领袖”或者其他在网络中有重要影响的人士,更应自律,更应守法。同时,非常有必要依托学校、家庭、各种媒体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力量,对网民进行全方位的道德和法治教育,进一步提高其网络自律和网络守法意识,为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改善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结语

   要不断提升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就应该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优势作用,促进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协同效应。党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推进网络规范与制度建设,建设充满活力的网络生态环境;推动网络舆论的主流话语建设,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加强网络监管,确保网络安全。网络运营商有义务负责部分网络管理活动,并积极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信息。中国网络社会组织已经初具规模,能够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网民要增强网民的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并发挥公众监督作用。其中,党和政府的引领作用贯穿于各治理主体的作用过程中,使得各治理主体的作用能够协调统一,并形成协同效应,这样,多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形成合力,产生大于部分之和的作用,并形成有序秩序,促进网络舆论的和谐性。概括而言,党和政府发挥引领作用,市场主体(主要是网络运营商)主动承担责任,社会组织合作协调,网民加强监督和自律,各种不同作用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推动网络舆论场域的和谐有序发展。

   注释:

   [1] 熊光清、熊健坤:《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一种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2] 喻国明:《关于网络舆论场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基于网络舆情生态的复杂性原理》,《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5期。

   [3] 赵玉林、原珂:《微信民主和制度吸纳:基层治理中微信政治参与的激进化》,《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422页。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7页。

   [7] 熊光清:《网络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革:中国的问题与出路》,《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

   [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7月),第20页。Available at

   [26 Jan. 2019].

   [9] 王利明:《论互联网立法的重点问题》,《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

   [10]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36-637页。

   [11] Yishai Blank, “Federalism,subsidiarity, and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an age of global 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vol. 37, no. 2 (April 2010): 509-557.

   [12] [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13] 胡泳:《互联网与“观念市场”》,《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3期。

   [14] 汪旻艳:《论网络舆论背景下政府公共权力结构的变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本文发表于《兰州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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