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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论应得的基础

更新时间:2019-05-19 23:51:17
作者: 王立  

  

   在“S根据F而应得X”的判断中,F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直接表征了主体S应得什么和为什么应得的理论根据。“为什么应得”则是我们所要追问的应得之基础问题。在这种形式化的表述中,F是与主体S相关的事实,而只有F与S的内在相关性才决定了S应得F带来的X。但是,这种内在相关性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种解释根源于内在的善,即S应得X是一种内在的好。按照卡甘的解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他应得的,这是一件好事情。我相信在人们得到他们的应得里面存在一种内在价值。[10](P93)不可否认,应得也会有工具性价值。当人们得到他们的应得时,没有任何人怀疑其中会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形式的欲望。但同工具性价值相比,应得更为重要的还是内在价值。人们得其应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善。

   第二种解释在于理由,即基于其自身的道德根据。存在一定程度的理由使得S应得X,而F是S应得X的根本理由。理由是人们通常语义里追问“应得的基础”所体现的最主要的意义。思想家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追问应得的根据。人们坚信,虽然不是在决定性的意义上,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体S应得X的理由。人们通常愿意使用“应该”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这一理由:应该给予人们的应得。因而,从整体上呈现出来的应得判断就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约束性。

   两种解释都是在追问应得的根据即F自身的性质。依据这两种解释,人们把应得的判断也分为相应的两种:基于内在善的应得和基于理由的应得。[11](P41-45)到底哪一种解释能够更好地揭示应得的根据,或者像某些人赞成应该同时接受两种解释,人们的观点不一。我们认为,第一种解释立足于内在善,但这种内在善并没有揭示F面临的根本问题。给予人们的应得当然是一种内在的“好”,但对人们为什么应得和应得什么的实质问题没有触及。然而,第一种解释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应得的根据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只有根据是内在性的,其所体现的价值才会是内在性的。第二种解释直面F的本质问题即理由问题。只有理由清楚明白,应得的根据才会清楚。但是,理由的清晰性应该同时包含理由的确凿性。在一定意义上,应得的理由或根据是以自身的内在性为基础的。这表明第一种解释的启示性问题在第二种解释中具有重要作用。应得的根据是内在的、自身的、不再需要继续回溯的。因此,这两种解释决定了应得的根据所具有的内在性本质。

   在“S根据F而应得X”中,F如何才能展示所谓的内在性特征呢?一方面,F的根据诉求要避免向外求而具有内在性,那么,F的根据显然来自于S。另一方面,F也表明了S和对象X之间的一致性,即X本身就是S自身的结果。依据这两个性质,可以把F理解为S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或S自身做过的某种事情。“如果一个人应得某种对待,他必须且也是必然地根据他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或先前的行为。”[12](P58)没有这样的理由或根据,人们提不出任何应得的主张。受此影响,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将应得的基础明确概括为:应得能够被归因为以某些人拥有的特质为基础或者以某些人做过的事情为基础……这意味着应得是以主体过去的行为或主体自身的某种内在特征为基础。[13](P75)

   人们之所以强调主体具有某种内在特征,其目的无外乎是强调这个特征乃主体所具有,且它决定了主体应该拥有与此特征相一致的某种东西。一方面,“主体的内在特征”称谓区分了主体S的特征和主体创造出来的物的特征。例如,我们来比较“罗兰应得一等奖因为其绘画作品”和“罗兰的绘画作品应该得到一等奖”两句话。直观来看,两个句子的差别在于主语的不同,前者是罗兰,后者是罗兰的绘画作品。事实上,两个句子表达的语义也是不同的:前者是因为罗兰画出了很好的作品而应得一等奖,其根据在于罗兰自身高超的绘画技巧和风格。后者是因为作品本身的性质而应该获奖,其根据在于罗兰创造出的绘画特征。我们用这个句子来表述相同性质的语义就可以更加清晰,例如,这部作品(罗兰的绘画集)应该出版。另一方面,主体的内在特征具有一定的个体性。之所以称之为内在特征,是因为这个特征是这个主体主张应得X的根据,而不是另一个主体也应得X的根据,而且内在根据与X之间存在一致性和对应性。

   但是,主体的某种内在特征这个说法未免模糊。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人天生就具有的某种自然特征是不是内在特征?例如,一个人天生就长得帅,而且大家公认为他是最帅的人,那么,他是否应得所有漂亮女孩的青睐?这个例子当然不太恰当,毕竟青睐这种善与分配正义的善是不同的。但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社会结构,青睐也是待分配的善,特别是涉及个人自尊时,那么,这个人长得帅是其应得青睐的理由吗?如果是,理由是什么?如果不是,理由又是什么?如果人们认为他的确应得青睐,因为帅是主体自身的属性(别人不具有),而且青睐与帅又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关性,那么,这个理由只能来自于人们所说的内在特征。

   对于罗尔斯来说,自然特征显然不是应得的根据。自然特征是偶然性的因素所致,在道德意义上不具有必然性,人们提不出任何有关自然天赋的道德要求。就此而言,主张自然天赋的应得毫无道德根据。人们主张应得,特别是应得天然地就具有道德观念的性质,因而它的根据应该是坚实的,同时,它也在表达着一种道德判断。因此,内在特征应该具有某些天然的“道德性”。自然特征不具备这种特质。实际上,思想家都没有具体分析什么是内在特征,但他们的例证都或多或少将主体行为形成的某种特征而不是自然特征称之为内在特征。按照麦金太尔的说法,内在特征同实践相联系。在这种意义上,应得的根据即主体自身具有的特征或先前的行为可以广义地形式化为“主体的行为”这一根据。

   罗尔斯之所以认为自然特征不是应得的道德根据,其深层原因就在于自然特征同个人自身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自然特征不是人们行为的结果,这正是罗尔斯“反应得”的主要道德理由。实际上,从罗尔斯的理由中,人们意识到罗尔斯对应得根据的另一种暗示,即基于行为的应得才具有道德根据,依据主体的行为而提出与该行为相一致的应得主张才具有道德理由。我们认为这是罗尔斯反应得理论最有价值之处。当然,人们也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主体的行为就构成了应得的基础呢?或者说,当人们追问应得的基础,为什么回溯到主体行为时就戛然而止呢?理论的确定之点似乎存在理论上的自明性和实践上的共识性。主体的行为应得与其行为相应的后果就属于这样的自明性判断。

   应得的根据在于主体的行为,它向人们揭示了应得的另一个本质性特征:应得是“前制度性的”应得。应得的基础在于主体,这从逻辑和时间上都表明主体的应得要先于任何形式的制度和规则。这表明主体的应得主张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判断,不需要其他的道德判断为其申言,反而是其他道德判断(主要是各种形式的正义主张)的基础,而且人们所使用的其他应得(如基于制度的应得和某种规则的应得)都必须以行为应得为最终根据。应得的前制度性特征又决定了应得显著地具有批判性特征。当我们对某人的应得甚至是其他形式的正义判断提出质疑时,无形中它具有批判其他正义判断的力量。就像米勒所说:“应得是一个前制度的概念。当我们援引它时,十有八九是在根据关于构成对个别行为的合适反应的在先的观念对我们的制度运作的方式进行评价。应得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当我们说‘他应得这个’或‘她不应得那个时’,我们恰恰是在对我们的制度在特定的场合或一般的场合分配利益的方式提出挑战。”[14](P157)就此而言,应得是所有正义理论都必须面对的批判性理论。

  

   三、以内在性检视需要和平等

  

   把应得的基础奠基在主体行为之上,其目的是为应得寻求可靠的内在根据。由对内在根据的分析和批判出发,我们进而证明应得的基础是否牢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拟通过两个简单的对照来比较几种主要的正义观是否具有牢固的基础。如果人们认可应得、需要和平等是当代非常重要的三个社会正义原则的话,那么我们就从对需要和平等的基础之分析批判开始。

   我们从“S根据F而( )X”的形式来分析需要与平等,从而比较它们的基础及其所体现的道德力量。在我们看来,费因伯格使用“S根据F而应得X”的形式来分析正义的基础,其中最大的理论优势是把对应得的基础的追问直接引向了主体。也就是说,正义的根据是向内追寻而不是向外诉求。因此,从形式上看,一些正义观的内在根据是否存在和是否真正有内在特征也就会一览无余了。

   与应得这种形式分析极其相近的正义观当属需要。我们也可以将为什么“按照需要分配”的理论追问形式化为同应得相似的表达:S因为F而需要X。[15](P4-7)通过“S因为F而需要X”,我们也可以来分析需要的道德力量和内在根据。从这种形式化的分析中,可以寻找需要作为一种正义原则的规范性特征。按照正义的个体性或集体性标准,需要无疑属于以个体性为内在特征的正义观。不同于应得,需要的主体表述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我们采取的理论进路是确证有些需要并非个人的主观意愿表达,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16](P79-85)很明显,客观性和普遍性来自于需要所指向的善。如果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例如基本需要所罗列出来的一系列清单,那么主体的主张就有相应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既然主体的主张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它自然就有“应该被满足”的道德力量。

   从形式上看,需要的主张也一定是关于主体的,这与应得的主张存在一致性。在正义的基础和内在根据的追溯上,需要也的确具备向内寻求的形式要件。但是,需要的内在根据与应得的内在根据又存在本质的不同,关键的一点在于主体能否为其正义主张提供完全的理由。一方面,我们从字面意义上就可以看出,在有关需要的主张中,主体的需要是主体自身无法满足的,因而才向他人或社会提出满足的要求。如果他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没有需要主张的提出。在这种意义上,需要的证成最终还要依赖于他者。另一方面,由于需要自身无法满足而又必须满足,因此,一个人的需要主张意味着对他人来说具有义务要求。这种义务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这取决于思想家所赋予需要理由的强弱。如果是基于公民基本权利的理由必须满足其需要,就是较强的约束力,属于法律义务;如果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就是较弱的约束力,属于道德义务。

   需要被人们认为是可接受的正义原则,或者说被认为的确具有道德力量,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基本要件:一是需要指向的善具有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显然来自于社会的共识和对制度建构内容的认可;二是需要的满足本质上要求他人负担这种义务,而且这种义务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接受。就这两点来说,需要的理由虽然在形式上来自于主体,但实质上依赖于他人。这与应得的根据明显不同。应得的根据直接来自于主体,但它不依赖于他人或社会,而是在于主体行为自身。S根据F而应得X,这个X不是来自于他者,而是主体行为的后果;F也不依赖于他人,而是依赖于S自身是否坚实牢固。

   应得正义观的最大理论对手是平等正义观。对于平等正义观的基础,它能否使用类似于应得或需要的形式化表述来追溯其内在根据呢?这正是我们要着重分析的问题。对于“S根据F而( )X”,人们发现很难将“平等”放到括号中。人们凭直觉就能意识到,如果是主体根据F而平等得到X,而这时的平等所依赖的基础F无论怎样理解都离不开主体同他人的人际比较。对于主体而言,主体首先觉得比较自己同他人在某些方面的不同和相同,然后提出平等的要求;对于主体所主张平等分配的善X来说,更是由比较而要求的结果。

很显然,一个形式化的表述就能区分应得和平等的确存在本质的不同。应得的形式化表述可以将应得的基础指向主体这一内在根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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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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