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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荣耀与挫折:一战后日本外交转型问题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9-05-18 19:17:31
作者: 郑毅  
另一方面,直至战败时还不允许朝鲜民族独立,这是大日本帝国致命的言行不一。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的言行不一,也通过‘三·一’事件暴露出来。”

  

   日本在和会上高调地倡导“种族平等”,而另一方面,日本自身在殖民地朝鲜却坚持实施种族歧视的残酷殖民统治,日本的国际形象因自身的高调宣扬“种族平等”和残酷的殖民统治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给世人徒增谈资和嘲弄,“西方文明的优等生”和“东方民族的暴君”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成了一个“双面人”。

  

二、协调外交与强硬外交博弈下的日本外交选择


   实际上,自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内部有国际大局观的人士就对英美等国可能转变对日外交有所顾忌和担忧。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所据有的优势地位与一战结束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所形成的优势地位十分相似。同样,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是采取“独占”还是对英美列强共同“开放”上有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伊藤博文力主向英美外交压力妥协,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他认为日本独自“持有和开发满洲是日本的沉重负担”。伊藤博文作为明治后期的政治领袖,有较客观的国际视野,意识到日本帝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与英美相协调,在追求日本一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奉行协调主义外交路线。

  

   日本军人外交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介入政府的外交决策系统,是从日俄战争之后在“经营满洲”问题上开始的。由于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都是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因此,军方在殖民地所拥有的话语权自然延展至外交领域。日本陆军的“满洲独占论”成为日本帝国的国防方针之一,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政策意味着“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和朴茨茅斯会谈期间,满口许诺给美国资本的种种特权,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就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所有这一切必然引起日美在远东对抗的加剧。从这时起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而日美之间的对抗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的。”

  

   牧野伸显同样是日本政府中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受命作为巴黎和会日本全权代表赴会前,曾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的第四次外交调查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外交忧虑,他坦言:“可是,回顾近年来我帝国外交的实际情况,我帝国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引起列强的疑虑,美国总统也怀有不快之感,对英法两国也有不少地方伤人感情。在我们日本人中间,不少人有亲德思想。就西伯利亚的关系而言,我帝国也引起列强的猜疑。想到我帝国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不由产生顾忌。虽然巧于辞令,装作面面俱到的样子,但听最近从欧洲回国的人说,不少外国人都对我国有异样之感。……世界形势如此,故在我出发时,特别希望取得各位阁下的充分谅解,那就是要重视各国之间的协调。比如,日本在表面上也提倡日华亲善,但根据内部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帝国的外交仍为‘霞关外交’、‘私人外交’、‘军人外交’三者鼎立的外交。这是驻外大使、公使等众口一辞所批评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误解,事实上在外交界盛传的事情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现在,在我肩负重任赴欧之际,为了帝国,竭力主张对外应顺应世界大势。回顾国内也至祈勿茫然自失,陷入绝境。今后必须主张:要努力排除耍弄欺压和阴谋手段,走正道,助弱国。但愿使吾等全无后顾之忧,勇往直前,得以尽折冲之责,深望各位阁下予以支持。”

  

   在1918年12月8日的第五次外交调查会上,牧野再次明确了自己的协调外交主张,他说:“试观以前帝国在国际关系史上的行动,或标榜正义公道,或声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并提倡不干涉内政、日华亲善等,实际上这些仅体现在帝国政府的方针乃至意见,与日本的措施往往不一致。因此,各国将帝国视为表里不一、不可深信的国家。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作为对英美协调外交的支持者,在赴巴黎和会前曾力主日本用“新式外交”取代“旧式外交”,以“新式外交”附和英美引领的“世界潮流”,两人也曾在山东问题上主张妥协并希望加入国联,但他们的主张并未被日本政府所接纳。

  

   显然,牧野伸显等具有国际意识和大局观的外交人士已经意识到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失信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已经招致英美等国的猜疑敌视,试图通过重树协调外交、对英美采取低姿态的外交策略恢复日本的国际形象。但在会上招致犬养毅、田中义一、寺内正毅等政党政治家和军人政治家的激烈抨击,显示出日本政府内军人强硬外交的主张借助一战的“渔利”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政党政治人物和军人政治家借助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军事力量的迷信和依赖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尤其是趁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已经暴露了日本继独占中国东北之后妄图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美国对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蛮横外交行动提出抗议,曾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布照会,称美国“不会承认那种违反美国的利益或者平等的特权的原则的中日协定”

  

   日本参加一战的战略考量是趁欧战之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当战争结束即巴黎和会召开之际,日本的外交有一个从战时外交向战后外交转变的过程,这一外交转变伴随着协调外交与强硬外交两种路线的博弈。应该说,巴黎和会是日本协调外交遭受挫折的开始,华盛顿会议则是日本强硬外交抬头的原点。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奉行脱亚入欧的外交政策,竭力模仿、追赶欧美列强,以模仿欧美的优等生自居。对西方列强采取追随的、低姿态的外交政策,以亲英美为主基调。但随着日本在对外扩张侵略过程中数次以力取胜的侥幸获胜,军人的政治话语权由内政扩及外交领域,外务省的协调外交与军方的强硬外交产生冲突,一战后国际环境对日本由“奖赏型”向“限制型”的转变,使军方主导的强硬外交路线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外在支点。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的《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给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离;青岛海关归还给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给中国等。附约中还规定了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实际上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和胶济铁路的多项权益。日本刚刚在巴黎和会上蛮横获取的权益,两年后就在华盛顿会议上被迫重新交了出来。

  

三、对限制型国际环境的不适应与对抗意识的形成


   基于上述价值观念及现实国家利益的双重挫败感,导致日本外交在一战后出现了明显的转型。

  

   其一,表现为对战后由美英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的不适应与对抗趋势。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美英主导和确立的新的世界秩序,一战后是以战胜国(主要是美英两国)的政治、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满足战胜国的利益和需求为必要条件的国际秩序。在欧洲中心地带,英法两国主导的《凡尔赛和约》构建了并不稳固的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设立了“国际联盟”,但美国国会却未批准加入,这使国联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稳定力量。美国为了构建亚太地区的战后秩序而主导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日美的竞争和矛盾而召开的。会议签订的《四国条约》终结了日英同盟,“这样,日本就完全丧失了1902年以来一直恃以进行大陆扩张的国际支柱”[注]。《五国海军条约》使英美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而美国获得了在海军军备上与英国对等的地位;《九国公约》确认了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终结了一战爆发后日本独享中国利益的局面。“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对日本取得胜利。由1922年2月6日签订的裁军条约、九国公约等诸条约所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否定了大战期间日本以武力威胁为背景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地位,它是要通过经济竞争来较量帝国主义优劣的体系。”

  

   日本学者坂本太郎对这段历史如此评价:“在上述各次国际会议上,日本始终以互相让步的态度同英、美等大国一起为保持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这可以说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但也不应该忽视在其背后存在着导致日后发动侵略战争的阴暗事态……必须注意的是,在(日本)外交官们高喊国际协调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口号背后,还存在着这种以军部为中心的、后来接着演变成军部独裁的一股暗流。”说日本“以互相让步的态度同英、美等大国一起为保持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显然是过度肯定了日本在华盛顿会议的外交是主动所为,实际上,中国问题的解决和海军条约的签订,与其说是日本外交的主动所为,莫如应该说是日本因自身实力的不足而不得不做出的、极不情愿且满怀怨恨的暂时妥协而已。随后出现的日本三次出兵山东,皇姑屯事件等侵华行动实际上是对《九国公约》的直接破坏,也是日本用武力行动对美英权威的一种挑战。评价中关注到了日本此后发动侵略战争的阴暗事态和军部独裁的暗流倒是一语中的,否则就无法解释30年代军部法西斯政治泛滥的历史成因。

  

   其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的挫折感实际上是对战时得势的国内军部势力的一种抑制,外交上的挫折感传递到日本国内政坛反而促进了政党政治的发展。“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丧失了大战期间趁火打劫所获得的许多权益。但是,华盛顿体系却为日本外交创造了抑制军部的专横独断的国际条件。”

  

   一战后的日本进入到了一个政党政治相对繁荣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政友会和同志会、宪政会发展而成的民政党基本上垄断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政治权力。政党出身的政治家如政友会的犬养毅;官僚出身的政治家如滨口雄幸、高桥是清;宪政会系统的政治家加藤高明;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政友会的军人政治家田中义一先后出任首相。但日本国内政治家似乎并没有充分珍惜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虽然形式上保持着保守政党的轮流执政,但各种政商勾结的事件层出不穷,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常道”,反而渐渐让民众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两大政党和宪政常道之所以能够勉强维持下来,是因为政权的授受并未委诸众议院多数,即因为西园寺公爵掌握着后继首相的荐奏权。”

  

显然,一战后日本并没有能够利用好当时有利于国内民主政治发展的国际环境,未能解决好国内政治课题。军部政治虽然在战时得势、战后因外交受挫而被抑制,但元老政治成为20年代日本政治真正的“影子将军”,西园寺公望作为最后的元老,当其左右政治制衡军部的能力下降后,军部势力就成为左右日本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按照日本明治宪法的构造,御前会议、元老和内大臣是作为超宪法的国家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其中元老存在的意义在于辅弼天皇,对天皇进行必要的支撑。当元老势力自然消亡后,天皇就成为唯一能够震慑政府和军部的制衡力量。二战末期,天皇不得不出面发布《终战诏书》的原因就在于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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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问题研究》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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