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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

更新时间:2006-11-06 23:59:00
作者: 彭慕兰  

  第二、黄宗智所估计的纺织所得是根据1690年代的资料,此时棉布价格是1450至1850年间的最低点,而原棉价格达到同时期的高点。[23] 如果把黄氏所估计的实际生产力与18世纪一般的价格水准相比,则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24]

  纺线工人的所得仍然很低。但正如黄宗智所言,大部分纺线的工作由年轻女孩负责,而不是成年妇女(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即使在最悲观的情况下,一年纺线210天的所得即养活一名女孩一整年。[25] 比较乐观的情形下,由于大多数成年妇女既纺线又织布,所以更重要的是她们的收入实际还要多一些。如果她既纺线又织布,一年210个工作日可以赚得12两,以18世纪中期的稻米价格计算,这些收入可以购买一名成年妇女一年所需稻米量的三倍。另一方面,假定一名农业男工一年从事12个月的工作,除了现金收入以外,他还可以全年免费搭伙(实际上雇主会提供一些食物,但不是全部)。根据这些假定,我计算出男性农场工人的收入范围,大约是纺织工人收入上下15%的范围。

  简而言之,不论中国家族制度的特定因素还有什么样的影响,至少在这个时期,中国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比欧洲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为小。[26] 因此,在决定购买或自制消费品时,中国家庭有理由去考虑男人与女人时间的机会成本;许多证据显示他们的确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时,我们应该加上家庭资源运用的计算方式。中国与欧洲生产及消费的情况看来相当类似。

  但是这些相似性并没有持续下去。在1750到1900年间,欧洲的人口及每人消费量大大增加;但中国的人口成长在1800年左右则明显减缓,每人的非谷物消费量亦降低:20世纪初期布、糖、茶的消费量都在1750年最保守估计的水准以下[27]。 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高估了18世纪的数字。

    

  生态环境的限制?能源、纤维、贸易

  

  生态环境的差异解释了这个歧异,但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是因为中国的开发地区人口过度稠密。相反地,在欧亚两端的核心地区同样面临人口压力的问题。以下我将简短地回顾马尔萨斯理论中所提的四项要素:粮食、燃料、纤维、建材。

  欧亚两地均未见明显的粮食短缺问题;不过如果不靠着耗尽地力或使用在1800年时仍鲜为人知的技术(像是无机肥料或合成肥料),英国并没有许多空间来扩充农业生产。由于休耕制度及沼泽地排水系统等问题,大部分的欧陆地区仍有许多闲置产能;但英国并不是这样。在1750年1850年间,英国的农业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28] 要增加亩产量唯一可用的办法是像丹麦那样,在生态环境容许的情况下,投入更密集的劳动力生产。由于所需的劳动力极大,但所得的报酬却十分有限,使英国那些追求利润的雇佣地主不愿采用这种方法。[29]

  有限的资料限示,即使在华北的旱地(通常期生态环境较华南容易被破坏),土地的肥瘠程度比1800年左右的英国更适于谷物生长。[30] (不过华北的土地较不利于种植棉花,详见下述)。而在中国的稻米区,所用的技术无需耗尽地力即可增加产量。[31]

  燃料与建材的来源皆来自森林。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中国核心地区的生态环境比欧洲差,因为人口更稠密,且砍伐林木的情况也更严重;但在1750年甚至1800年左右,情况并非如此。1650年以前,英国已经有严重的木料短缺现象;意大利北部亦然。到了1800年,英国约有5%的林地,欧洲其他的岛屿及半岛地区则有10–15%的林地。[32] 以西欧的标准来看,法国造林情况堪称良好,它在1789年有约16%的林地,而在1550年它则有33%的林地。[33] 也就是说,即使在不浪费任何木材的情况下,1789年的法国将需砍伐每年所种植之林木的90%,以满足人们取暖及烹煮等基本需求,只有少量的木料用作建材,而用以扩充燃料量大的铸铁业及其他工业的木材就更少了(由于缺乏燃料,铸铁业通常每年只能运作几个星期[34] )

  在中国,轶闻资料则显示在1820年以前,即使在人口极为稠密的长江下游地区,开垦山坡地所产生的生态问题尚不严重。华北的木材供应不充裕,但显然很少发生短缺燃料的问题。[35] 根据现有资料所计算出来的结果,在1700年中国的林地约有37%,但到了1900年,灾难性的森林砍伐却处处可见。其间两百年的情况耐人寻味。

  为了填补这段空隙,我考察了1800年左右鲁西南的土地利用——这个地区值得研究,因为这里的人口相当密集,但并没有木材的输入,而到了1930年代这个地区砍伐森林的情况变得十分严重。[36] 尽管我努力要使得这个地区在1800年的问题看起来糟一些,结果它的情况与法国差不多:有13%的林地,每年的燃料供应比基本所需高出约20%。[37] 对许多人而言,这当然是很辛苦的,因为分配并不平均,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木材;不过法国也一样。

  在人口更为稠密的稻米区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并没有长江下游木材输入的数字,因此无法计算出相关的结果;不过可以对以广州为核心的中国次富庶巨区岭南进行计算。岭南地区约相当法国面积的70%,在1753年有1700万人口,到了1853年有3000万人口。不过即使到了1853年,岭南的林地面积仍比1789年的法国为多。尽管在岭南有更密集的人口依赖这些林木,在1793年时平均每人可得木材量是法国的二倍,到了1853年,仍超过法国1789年的水准。由于岭南气候温和,使用节约能源的烹饪方法,及燃烧农作物残余,因此岭南与法国木材的非燃料用途有很大的差异:在1793年岭南的非燃料用木材是法国1789年水准的六倍;到了1853年,则是法国1789年水准的二倍。这些数字显示,即使中国人口较密集,中国所面临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并不比欧洲来得大。计算的结果如下:

  1800年左右中国与欧洲生态环境的比较

  一、土壤肥沃度与耗氮量的比较:1800年的华北与英国

  六年的小麦总产量:

  英国 2092公斤/亩 华北 1836公斤/亩

  (注:如果把华北的三次的大豆作物也算进去,对应英国的二次的苜蓿作物,则华北可能是较好的食物生产地。)

  小麦作物所耗竭的氨量:

  英国 44.77公斤/亩 华北 42.49公斤/亩

  施肥所加入土壤的氮肥:

  英国:4000–5600公斤/收成亩x.6%–4.9%氮含量(假定多为牛粪肥)

  华北:5600–8900公斤/收成亩x2.0–7.5%氮含量(假定多为猪粪肥)

  (注:氮含量的百分比是以新鲜粪肥的数字为准,肥料放置愈久,氮含量愈少。由于华北农民每隔几天就施少量的肥料,而英国农民则通常每年施一两次大量的肥料[用兽力推车工节省人力],中国的肥料可能有额外的优点,但此处不计。)

  耗氮量固定作物:

  英国:二获的苜蓿,平均每亩60公斤的氮

  华北:三获的大豆,平均每亩48公斤的氮

  (注:苜蓿与大豆个别案例与平均值间的变异量差别很大,变异量大的原因不明。)

  二、木材/燃料供应的比较:岭南、法国、鲁西南

  表3

  年代 林地面积(公顷) 林地比例

  广东 广西 岭南 广东 广西 岭南

  1753 9000000 6500000 15500000 45 35 40

  1773 8200000 6020000 14220000 41 32 37

  1793 7440000 5660000 13100000 37 30 34

  1813 6560000 5240000 11800000 33 28 30

  1833 5760000 4940000 10700000 29 26 28

  1853 4880000 4700000 9580000 24 25 24

  比较:法国:1550年33%的林地,1789年16%的林地(此后林地比例又略为降低);鲁西南:1800年至少有13%的林地。

  表4

  年代 岭南地区每人燃料供应量(假设木材无其他用途)

  175317731793181318331853 1.75吨*1.45吨1.19吨0.99吨0.83吨0.70吨

  比较:法国:1789年0.64吨;鲁西南:1800年0.62吨

  *这里的“吨”是能源单位,指的是相当于煤的重量(tons of coal equivalent)。

  表5

  年代 林地面积(公顷) 用于燃料的林地面积 剩余林地面积 每人剩余木材(吨)

  175317731793181318331853 15500000142200001310000011800000107000009580000 165000016750002260000246900029560003339000 138500001254500010840000933100077440006241000 2.852.251.731.321.000.74

  比较:法国:1550年每人剩余木材3.6吨,1789年0.29吨

  资料来源及计算方法,参阅:Pomeranz2000,附录C

  但是这些表也显示出,即使燃料的收集与使用有效率,人口及原始工业的成长仍对森林资源有极大的需求。在18世纪的中国及欧洲,木材价格均很昂贵,且不断升高,[38] 即便是一般人民的生活需求尚未受到威胁,每人平均能源使用量已无法显著地增加。

  在英国和比利时,由于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的煤业兴起,木材危机得以大大地舒缓。然而,在19世纪晚期以前,煤并非大部分欧洲地区的主要燃料。而且,煤的使用并没有解决木材短缺的问题,只是减缓而已——纸张、建材需求的增加使欧洲的木材供应十分吃紧,直到从北美进口这些物资才缓和这种压力。(欧洲的林地面积缩减的情形到1850年后趋于缓和,但证据显示每人的木材消耗量减少)

  正如Anthony Wrigley 所指出的,煤的使用代表一种根本上的突破。他计算出在1820年左右英国煤所产生的年能源量(约为1750年的五倍,是1700年的八倍[39] ),相当于1500万亩的林地所产生的能源量。[40] 标准的转换率是2100万“鬼亩”(ghost acre):比英国的牧场与农地的总面积还大。

  这个突破需要技术的创新以及地理条件的配合。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市区内对煤需求量极大,并有一批从事马达、蒸汽机等机器改良的工匠,对发展煤业极有助益。反观中国,煤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是山西,距离长江三角洲超过一千英里,就像如果欧洲的煤产大部分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下。技术的挑战也不同。英国的矿藏需要不断地把水抽出去,因此燃煤蒸汽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后来机器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了。另一方面,在矿坑入口即有煤藏使这种早期的低效率的蒸汽机都值得使用,直到改良式的蒸汽机发明出来,并可以运用在其他用途。相形之下,中国最大的煤藏在矿坑深处,通风是一大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我们更难想象早期如何突破有机经济的限制;却更可能会看到西欧就像长江下游一样,在日益严惩的生态压力下最后将吞噬精密分工的成果。

  18世纪的欧洲如果每人的布匹消费量增加,而且需要运送布匹到海外以交换基本的物产,则他们需要更多的纤维。但若要增加羊毛则会占用太多可作为更密集生产用的土地,而无法进一步的扩展。种亚麻十分耗竭地力,而且劳力高度密集。这使亚麻变成西欧的园艺作物;多半小规模地种在城市周围,并有充足的粪肥及劳力供应。在17、18世纪,英国国会不断立法大量补贴亚麻种植,但产量提高不多,而欧陆的产量也不大(除了俄国之外,因该地在几次亚麻收成后,就休耕很长一段时间)。[41] 要达到1830年从新大陆进口棉花供应量的水准,英国需要增加30倍的亚麻生产。

  东亚主要的纤维来源是棉花。它不像亚麻那样耗费劳力,但它也十分耗损地方。长江下游从东北大量进口的大豆,大部分都用作棉田的肥料;1750年以后从日本进口的渔饲料大部分也用于此道。当然,欧洲最后也用棉花——不过不是进口肥料来种植棉花,而是从美洲进口大量的原棉。

  这里我们需要考虑长途贸易中的一般性问题。当人口稠密的核心地区某些物资的供应短缺时,他们会到人口密度较低的边陲地区寻求这些物资——这些地方通常都有多余的木材、牛群、谷物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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