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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

——“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更新时间:2019-05-16 13:38:44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特别是,1911年作为皇权笼罩下的大清帝国终结之后,在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之下,不仅更多的国民对公共事务有了相对丰富的了解渠道和参与热情,而且迅速增多的报纸杂志、出版印刷与新式学校,更提供了资讯传播平台,这使得来自日本的这些刺激,成为传染感情和形成运动的动员力量,这正是“五四”能够成为运动的缘由之一。

  

四、东邻的刺激:日本舆论与中国反应


   问题是,如何维持“五族共和”?如何捍卫领土主权?当时,很多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却没有想清楚。从1913年之后,南北和议、袁氏窃国、青岛事件、二十一条,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才提醒人们高度注意,也恰恰是日本对于满蒙回藏鲜的觊觎,刺激了人们对这个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学术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究竟应当有多大的疆域,“中华民族”究竟应当包括多少族群?

  

   日本的舆论倾向几乎一边倒。以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的若干著名日本学者为例,我们不妨对当时日本的舆论倾向,作一个大略估计。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日本主流政治和思想界来看,他们普遍认定,虽然中国需要保全,但这个“中国”只意味着是“本部”,而中国本部就是在长城以南,满蒙回藏都不在其中。前面提到过内藤湖南1914年发表的《支那论》,而与内藤湖南并称明治、大正年间日本“东洋学”两大领袖之一的白鸟库吉,比内藤湖南更早,在1912年和1913年就在影响很大的杂志《中央公论》和《东洋时报》上预言,辛亥革命后,来自外国的压迫会更多,将来蒙古、西藏、满洲也许都会被取走,而中国能够守住的最多是十八行省。他认为,如果中国守住十八省,那么,满洲就是俄国、中国和日本,甚至是俄国、英法美德和日本三方相互较量的地方。

  

   有关民国初年(1912-1919年)日本政界与学界对中国的观察、想象和图谋,中国学界近年来已经有较详细的研究,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称之为“中国亡国论”。近年,日本学者藤田昌志也在《明治、大正の日本论·中国论》中指出,从明治时代的胜海舟、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到大正时代的吉野作造、内藤湖南、北一辉等,虽然立场各异,但有关中国领土的看法却大同小异,与一开头我们引用的浮田和民相似,说明这恰恰是日本上下的共识。他们普遍认为,处于弱势的中国,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的政府,保全十八省就算不错,至于那些满蒙回藏之地,中华民国最好不要多管。

  

   毫无疑问,这与日本帝国的扩张野心相关。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我们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这一动向引起中国的极大警觉,正如1914年一个名为“静观”的中国人在《雅言》杂志上所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囊括南满,俨若己有,及近年以来,见俄人在外蒙之活动,日益生心于内蒙古。(日本)朝野上下,一德一心,有并吞满蒙之意”。

  

   “朝野上下”和“一德一心”观察得都很对。的确,这不仅是日本学界的倾向,也是日本政界的倾向。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日本陆相即著名的山县有朋就在《对清政略概要》中提出,“日本必须在此适当时机出兵满洲”。这一时期,日本也在满蒙地区积极扶持宗社党肃亲王耆善和一些蒙古王公,推动“满蒙独立运动”。所以,1915年2月2日中日双方讨论“二十一条”时,日方大使日置益也承认,“本国一般之议论,有主张吞并满洲者,有主张分割中国者,此等议论,在贵国人民闻之必多不快,然本国人民确有为此等主张者。是虽欲亲善,而仍不免生出误会”。日置益同时也承认,“自两国报纸上观之,舆论之感情极为相反”。

  

   然而,日本这类“极为相反”的看法,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就提醒了中国国民,也刺痛了中国知识人。就像前引静观《满蒙处分论之谬误》所说,“若日本苟并吞满蒙,实无异为引起中国瓜分之导火线”。由于日本对南满洲和东蒙古地区的利益欲求几乎是直言不讳,而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更是激怒了中国民众,所以,尽管青年毛泽东也曾倡言中国要分成二十七块,在和友人通信中却说,中国“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指日本),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然入中原”。

  

   这段话大概很反应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心病。心病来自日本的虎视眈眈,但有意思的是,医治心病的某些药方,却也和日本的启迪相关。

  

五、政治与学术:谁来证成现代中国合法的疆域与族群?


   前面说到,在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有关“满蒙回藏苗”等民族和边疆问题逐渐凸显。如何从历史中说明这些族群和疆域的来龙去脉,在法律上论证这个包拢四裔的“大一统”中国在现代的合法性,在政治上使这些不同族群认同新的共和制国家?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准备好。有关边缘区域和族群的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界却还得依赖和中国立场相左的日本。

  

   所谓“五族共和”的中国,究竟算不算所谓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当时国际流行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中国仅仅等于“中国本部”,中华民族仅仅等于“汉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则满蒙回藏等族群和疆土将有分离出去的理由。所以,在民国肇建的那几年里,吴贯因、李大钊、孙中山都建议,不分满蒙回藏汉,“凡是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可问题的另一面是,大清帝国两三百年间的扩张,已经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理藩院、盛京将军和六部分别管辖的区域与族群,又实在太复杂,只要看看乾隆盛世所绘《皇清职贡图》,就明白帝国之内的区域与族群差异性有多大。中华民国推翻大清帝国,把亚洲最古老的帝制中国改造成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可是,如果原封不动地继承原有疆域和族群,则必须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不能不有一个根本转化。

  

   然而,说起来容易,族群差异和文化认同毕竟有所不同,民族并不是说同化就同化的。那么,回到帝制时代那种分别治理之策吗?恐怕也行不通。在1919年“五四”之前的那些年,日本人对袁世凯的“国体变更”十分关注,他们觉得中国真怪,“四年以来,既定国体为共和,今乃复昌言帝制”;他们看到袁世凯“多授予满蒙王公以勋章,又渐唱五等封爵之制”,可那不是现代国家而是传统帝国。国内也有人对“五族共和”这个说法提出异议,说为什么新的共和国,一定要把众多族群合为一体?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五族而不是六族?1917年,申悦庐《中华民族特性论》就说“五族共和”不正确,“盖就中华民族而言,实有汉满蒙回藏苗六族”。同一年,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也建议,在汉、藏、蒙、满、回之外,加上“苗”,统称为“华族”。

  

   可是,民国之初的政治家和学问家们大都是汉族,而平常的关注也只在核心区域,他们对满蒙回藏苗真的有所认识吗?他们真的了解这些过去被视为“蛮夷”的族群吗?这些中国之边缘的族群究竟能不能认同中华民国并使它维持一统呢?这些问题是政治的,也是学术的。要知道,学术取向总是和政治状况相关。陈寅恪曾说,“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取向之细微”。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学术之转移,也常常来自世局之变迁。原本,对于满蒙回藏苗的研究,汉族为主的传统中国学者并不甚措意,当时有关边疆或民族领域学术研究,也多从日本转手引进。尽管嘉(庆)道(光)以来,也有所谓“西北史地之学”和“蒙元史重编”等新学术取向,但坦率地说,之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不仅是被日本野心刺激出来的,对边疆民族的知识,也往往是从日本转手引进的。

  

   谭汝谦曾经统计过中国翻译日本著作的数量,指出晚清到民国之间,新知识和新思想往往转手自日本,所以,我才说那个时代“西潮却自东瀛来”。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作一番统计,就可以看到,1919年前中国学界可以参考之有关满蒙回藏苗的著作,竟然大都来自日本学界或转手自日本学界。1910年1月7日,《申报》发表一篇“时评”,题目是《日本人而竟研究中国乎》,其实日本人热心研究中国,国人早就知道,但用了这个题目,还加上“而竟”二字,不免故作惊讶。这篇文章对学者服部宇之吉和外务省官员阿部守太郎建立支那研究会,“一时海陆军人、新闻记者、学者、实业家等从风响应”,表示非常“不可解”,并说:“中国者,吾人之中国也,乃中国人不自研究,而必待日本人集会研究,抑独何也。”

  

   可这就是现实。特别是,在满蒙苗藏回等边缘区域和非汉族群的研究领域,中国学界反而只能借助日本人的研究。我也注意到,那个时代中国有关“四裔”的研究,往往需要参考日本的成果。日本学界的研究,不仅涉及地域和族群相当广泛,而且深入和细致程度,也比中国先行一步甚至几步。诚如陈守实所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役之后,日本的研究视野,“自台湾、福建、朝鲜、东三省、内外蒙古,西至新疆”。以东北地区为例,不仅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方就编撰了《满洲地志》(1889),一些日本军人也出版有《满洲纪行》(岛弘毅,1879;菊池节藏,1886)。至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有关满蒙回藏的著作中影响较大的,如考察苗疆有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3),研究西藏有河口慧海的《西藏三年》(1909),讨论满洲有鸟居龙藏的《满洲人种考》(1910),研究蒙古有河野原三的《蒙古史》(1911);此外,还有令中国学界相当反感的矢野仁一的《蒙古问题》(1916)等等。

  

   这些著作在“五四”前夕,陆续传入中国或翻译成中文,日本学界对四裔的研究,深刻地刺激了中国学界。顺便可以一提的是,1917年,《新青年》第三卷第三期,特别发表以治中国四裔之学见长的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的任务》,这篇文章曾给正在回国途中的胡适以很大的启迪。

  

小 结:五四运动大背景的再认识


   虽然,如今都把“五四”叫作“新文化运动”,也更重视“五四”对“文化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但1919年“五四”运动的直接刺激和现实缘起,毕竟还是针对国土分裂,尤其是“二十一条”。应当说,它更是国族危亡刺激下的救亡运动,而日本因素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只是后来有关“五四”的各种研究著作中,讨论“启蒙”意义的多,而讨论“救亡”影响的少;讲它激起新文化新思想的多,讲它刺激国家与族群意识的少。

  

   这里顺便要说,我仍然觉得,把“救亡”和“启蒙”看成是近代中国史的两大主线,这一判断虽然简单却没有大错。现在回头来看,广义的五四运动就是“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的交织。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早就说过,“五四”是“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只是有两点补充。第一,有必要把这一叙述的次序,稍稍修改一下。由于“五四”之前精英阶层和民众世界的情绪,更多来自国土分裂的危机感,因而这段表述不妨改成:“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开展过程中,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很快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那场‘五四运动’。”第二,过去很多人认为,20世纪上半叶,在“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之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我却觉得“启蒙”似乎从来没有压倒过“救亡”,因为“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而“启蒙”却是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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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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