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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

更新时间:2019-05-15 00:15:29
作者: 钱乘旦 (进入专栏)  

   本文针对当前史学界一个流行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在中国史学界,也在世界史学界散发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迅猛。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细,课题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和 “文革”之前的 “假、大、空”形成鲜明对照。这种越做越细、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现象本身很好,历史学确实应该做细、做小、做深——不深、不细、不小,大而不当,不接地气,从空到空,这样的历史学是没有出路的,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学在这方面的变化是一个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这个总体发展的趋势中,有一个苗头也日益明显,非常值得史学界注意。这个苗头就是历史学界——包括已经成熟的学者以及正在学习之中的研究生 (硕士生、博士生) 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倾向,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题目小就是好,越细、越小越好。小题目无需框架,更不需要体系。至于为什么做某个题目?做一个题目要不要理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为题目而题目就可以了。

   更有甚者,有人声称有了体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论就碍手碍脚。因此,一种 “反体系”思潮广为流传,碎片化现象因而坐大。我认为,这种倾向如若继续发展,对历史学研究一定造成伤害。关于碎片化问题,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七八年前,《历史研究》曾召开一个会议,我当时就提出了碎片化问题,在场有不少学者并不在意。但是,七八年过去了,碎片化现象却愈加明显,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成为问题,碎片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历史学研究要不要体系? 答案是肯定的。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有了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乱的,需要历史学整理,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让它们成为 “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第一是寻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还有第三,那就是 “书写历史”,由此而阐释史料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寻找史料,还是整理史料、书写历史,“体系”始终在发挥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史料多极了,也很混杂。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梳理成 “历史”。可是哪些史料有价值、值得写进“历史”呢?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标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 有些学者挑选这些史料,有些学者挑选那些史料,其他学者又挑其他的史料,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毫无奇怪之处。可是,为什么不同的学者会挑选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这就涉及到体系问题了,是体系为筛选提供了标准,也为书写制定了框架。

   历史学家这样做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体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学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从体系出发,某个历史学家会觉得某些史料有价值,于是挑选它们,写进他写的 “历史”;其他历史学家则根据他们的标准挑选他们认为重要的史料,并书写他们的 “历史”。因此,体系不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它本身就是存在;如果没有体系,史料就永远只是史料,不能成为 “历史”。

   举一个不要体系的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书,中文书名是 《世界: 一部历史》,作者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质的书,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体系的书。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们发现,他——作为一位没有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记者作家,虽然把书写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没有成为 “世界”。所以我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

   中国史学传统和世界史学传统都非常重视体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把体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体系。比如,中国史学传统从形式上说是纪传体,从《史记》开始就是这样;从理念方面说,自孔子以来,经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直到现在,都强调经世致用、知古鉴今,强调史学的借鉴意义——“资治通鉴”就是用古代的东西警示现今,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中国史学重视史料鉴别,因此,考证、考据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考证、考据不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鉴别史料是为知古鉴今服务的。考据之学到清代发展到顶峰,形成所谓乾嘉学派,但那是有时代背景的,就是清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各位同仁都很清楚。

   西方史学传统同样有体系,但它的体系更加多样化,并且随着时代变动而不断变化。从形式上说,西方叙事方法和中国的纪传体叙事有很大区别,我把它称为“时空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沿着时空一层层铺叙;另一种形式是编年体,按年、月、日记录所发生的事,这种形式在中世纪相当普遍。从理念上说,西方历史学强调求知,也就是以追求知识为目标,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把求知作为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即便如此,它仍旧重视对历史教训的探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写这本书,试图找到战争中的教训,尤其是雅典失败的教训。可见,求取教训在西方历史学的源头就已经是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进入中世纪,中世纪的史学基本上是一个神学的体系——《圣经》的框架,教会的体系。各种史学书籍、著作等,都跳不出《圣经》的规范,以《圣经》作为解释与理解历史的框架。到了近代,近代前半段,从15世纪 (或更早) 到大约 18 世纪中叶,是一个文艺复兴的体系,它逐渐突破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即教会体系,打破了《圣经》框架,而形成一个人文主义的框架,无论从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或者从意大利的一些人文学者书写的史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特征,即文艺复兴的体系、人文主义的框架。

   近代的后半段,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西方史学又出现新的变化,这和那个时代的背景密切相关:科学技术、工业革命等影响到历史学,就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和兰克的框架。兰克标榜他的历史是 “科学的历史”,这个影响非常大。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比如说英国阿克顿勋爵牵头写作的多卷本巨著 《剑桥近代史》,差不多也是这种性质。

   到20世纪,某一个主流体系独大为宗的情况慢慢消失了,而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和多元化。进入21 世纪,多元化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各种 “体系”越来越多,最后多到了杂乱无章,不得不用一个“后现代”的大口袋把它们套进去。尽管如此,审视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史学家们对体系的探索一直在持续,他们一直在尝试构建新的体系,并试图将其构建成主流的体系。

   比如,20 世纪上半叶,有汤因比、斯宾格勒为代表的文明史观,西欧很多国家及美国则出现经济史和社会史,英国的屈维廉就是早期社会史的著名代表。再比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出现边疆理论,这也是一种体系,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20世纪下半叶英国形成西马学派,这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派,它有独特的理论,有自己的体系。法国的年鉴学派也是这样,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理论。差不多同时,社会史在西方蔚然成风,但二战以后的社会史和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史不同,它是一个“没有政治史的”宏大历史,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看起来非常琐碎,但是有它的框架和理念。再往后,全球史出现了,这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框架,它那种“横向”构建历史的方式,在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另辟了蹊径。而最近这段时间,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甚嚣尘上的时刻,又有人试图去构建新的体系,于是就出现了“大历史”:大历史把宇宙万物、天地人神全都写进历史书,并且说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由此可见,在西方史学传统中从来就不缺乏“体系”,只是“体系”太多、又不断发生变化而已。

   但是从 20 世纪下半叶起直至现在,碎片化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了,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不要体系,抛弃所有框架,而把历史等同于神话,把写历史看成讲故事。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构,它解构一切。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

   说到这里,必须回答什么是体系? 这当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体系”的理解显然很多。我认为历史学的 “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如此回答也许太简单,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题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没有框架: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以小见大”,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 相反,很大的题目,无数的史料,一百万、两百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

   现在有很多研究生论文就存在这个缺点: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只是一批史料的堆积。如果这只是写作技巧或处理不到位的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现在很多人其实从思想深处就反对体系,认为史学研究不需要体系,甚至应该有意识地摆脱任何体系。尽管出现这种思想倾向是有原因的,但历史学研究确实不可能没有体系,因为体系是客观的要求,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离开了体系,历史学研究便无从下手。

   由此说到大众史学问题,它和体系问题有关联。葛剑雄先生近期发表一篇文章 《大众史学未尝不可以碎片化》。我觉得他的提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通过大众史学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了解各种历史知识,提升全民的历史知识水平,确实非常重要。但大众传播毕竟不是系统学习,于是就很容易出现 “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众得到的历史知识很零碎,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观。

   现在,在中国国内,历史学已经从谷底慢慢升起,从冰点升温,越来越热,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知识,也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价值理念。而历史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它体现在体系中。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理念,否则,大众史学就会变成全民娱乐。现在,很多东西都变成全民娱乐了,各领域都出现娱乐化现象。一旦大众史学也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变成了“戏说乾隆”。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应该引领大众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出发,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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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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