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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如何设计具有自主意图的人工智能体

———项基于安斯康“意图”哲学的跨学科探索

更新时间:2019-05-15 00:12:56
作者: 徐英瑾  
但由此认为意图与预期不搭界,则显得有点矫枉过正了,因为意图本身毕竟是基于预期的。举个例子,如果陆羽有通过喝茶来解渴的意图,那么他就肯定有一个关于“喝茶能够解渴”这一点的预期,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喝茶可以解渴的人,竟然能自愿地产生“通过喝茶来解渴”这样的意图。这也就是说,为意图奠基的那些信念自身的证据支持力,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相关意图的证据支持力,并因此使得我们完全有资格去讨论“一个意图的合理性是否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议题。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基于一定的预期性信念”这一点的确是意图的构成要素,但构成意图的另外一个要素——与特定欲望的勾联——显然是与证据支持这一议题无关的。举个例子来说,陆羽感到口渴了就是口渴了,他没有必要为这种欲望本身的产生寻找除了相关现象感受之外的任何额外证据(尽管对于陆羽之外的另外一个观察者来说,他的确是需要额外的证据来支持“陆羽感到口渴”这一信念的)。然而,对于这一点的肯定并不会导致我们将意图本身与信念分割,因为作为欲望的明晰化的意图,其本身并不是欲望。

   3.意图具有“事从于心”的符合方向,而信念具有“心从于事”的符合方向。这是安斯康心目中信念与意图之间的另一重区分。在她看来,要让一个信念成真,信念内容就要符合外部事实,而如果信念内容错的话,责任不在于事实,而在于信念。譬如说,如果孙权错误地相信曹操参与赤壁之战的兵力有83万而不是实际上的20万人,那么需要修正的是孙权的信念,而不是事实。因此,信念本身就有一种“心从于事”的符合方向。与之相对比,孙权如果具有一个“消灭曹操的20万大军”的意图,而实际上该意图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需要改变的乃是外部事实(即孙权需要“火烧赤壁”这样实打实的操作来对曹操的军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物理消灭),而不是孙权的信念本身。因此,意图就具有“事从于心”的符合方向。

   应当看到的是,关于“符合方向”的讨论乃是安斯康用以区分信念与意图的一个关键性论点,并对以后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笔者却对该分论点非常怀疑。笔者的批评在于:

   第一,从认知系统的表征活动来看,并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外部事实”。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预期乃是一个意图的构成要素,而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一个意图没有得到满足的话,真正发生的事情乃是该意图中的预期性信念与主体最新获取的外部环境报告之间的矛盾(如曹操关于“孙权会投降”的预期与“孙权已经回绝了劝降信”这一报告之间的矛盾)。很显然,从人工智能系统设计的层面上看,除了对于预期自身的时间因子刻画所带来的技术性问题之外,这一矛盾与非意图性信念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意图的满足或不满足”开创出一套与“真”或“假”不同的评价性谓词(尽管在日常语言的层面上,“真—假”区分的确与“满足—不满足”区分有所分别)。

   第二,我们很难说在意图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需要为之负责的乃是外部世界,而意图本身不需要修正。举个例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丰臣秀吉所产生的“通过朝鲜征服明国”的意图自身是荒谬的,但丰臣秀吉的侵略军遭遇中朝联军激烈抵抗的时候,对于丰臣秀吉本人来说,合理的方式是撤销这一意图本身,而不是投入更多兵力来继续贯彻原来的意图。或说得更抽象一点,当一个意图是奠基在一定的预期之上,而该预期本身又是缺乏证据的(如“日本的兵力足以征服明国”这样的愚蠢的预期),那么意图的持有者本人就得为持有意图这件事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苛求外部世界,乃是不合理的。

   然而,笔者上述的分析并不否认:如果一个使得意图本身得到奠基的期望是的确得到证据支持的,而该意图又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主体就有理由继续去改造世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上面提到的第一点意见,笔者依然不能认为改造世界这一活动会牵涉到一种与信念逻辑完全不同的新推理逻辑。

   不过,关于安斯康的意图理论,如下面的论点,笔者也有赞成之处。

   4.理由不是原因。前面已经说过,意图乃是作为“欲望驱动下做某事的理由”存在于安斯康的理论中的。因此,对于意图的说明,就难以回避对于“理由”的说明。“原因”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而“理由”则是在知识论、伦理学与行动哲学的背景中被使用的。譬如,当我说“太阳晒石头是石头热的原因”的时候,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太阳晒石头”是“石头热”的理由,因为太阳不是意志或伦理的主体,谈不上对于理由的持有。但我却可以说“我之所以判断这石头会热的理由,乃在于我认为太阳会将其晒热”,因为作为判断的主体,我本人是有完全的资格去拥有一个理由的。由此看来,一般意义上的理由也好,作为意图的理由也罢,它们都必须处在认知主体的表征系统中,并与一定的描述面相发生关联。譬如,当孙尚香起床在院落里舞剑的时候,她的意图若仅仅处在“我要通过舞剑来保持武艺”这一描述面相之下的话,那么即使她不小心吵醒了正在酣睡的刘备,“通过舞剑的声音唤醒自己的丈夫”这一点显然无法构成她舞剑的理由或是意图——尽管这一点的确构成了促使刘备醒来的原因。

   从哲学史角度看,安斯康对于原因与理由的区分方案遭到了哲学家戴维森的批评。后者从一种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得到拓展的“原因”概念出发,将“理由”也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原因”,这一想法本身又是导缘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的[1](P685-700)。但从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来说,安斯康的方案似乎更为可取,因为对于机器的运作程序的设计的确需要暂时“悬搁”使得系统得以运作的外部物理原因,并仅仅从系统内部的操作逻辑入手来进行工程学的构建。很显然,一个被设计出来的系统,当其在特定知识背景下产生一个做某事的理由的时候,支撑该理由的核心要素亦将不直接与系统运作的外部原因相关联——除非这些原因可以被转化为系统内部的信念。

   5.意图的意义内容会渗入相关的实现手段。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由欲望驱动的意图在转向行动的过程中,还需要经历另外一个环节,即实现意图的手段。说得更具体一点,同样的意图可以经过很多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而某人之所以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手段来满足其意图,主要也是因为被偏好的手段的实现成本比较低。

   但安斯康的意见却与之不同。学界将安斯康的相关意见以及在该问题上与之意见相同的戴维森的意见,统一称为所谓的“安斯康—戴维森论题”:

   安斯康—戴维森论题:若某人通过做乙事来做甲事的话,那么,他做甲事的行为,就是其做乙事的行为。[2]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该论题是反直观的,因为如果“拿蓝色茶杯装的水来解渴”与“拿白色茶杯装的水来解渴”是实现“喝水”这一意图的两个手段的话,那么该意图就不可能与其中的任何一个手段相互同一——否则,按照“同一关系”所自带的传递性(即:A若与B同一,B若再与C同一,则A与C同一),这两个手段也会彼此同一。但既然蓝色与白色不是一种颜色,“拿蓝色茶杯装的水来解渴”与“拿白色茶杯装的水来解渴”又怎么可能彼此同一呢?因此可反推出:整个安斯康—戴维森论题就是错的。

   安斯康本人则通过对于一个与之平行的案例的分析来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为“夫妻同房时若需避孕,当通过自然避孕法,而非人工避孕法”这一天主教教义进行了哲学捍卫。乍一看这一教义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既然自然避孕与人工避孕的终极目的乃是一样的,而且,既然安斯康并不否认避孕这一终极意图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采取何种方式方法避孕,就纯粹是一个取决于当事人方便的琐碎问题。但安斯康的反驳是:与自然避孕和人工避孕这两个手段相互伴随的执行意图(有别于刚才所说的“避孕”这一终极意图)是彼此不同的,或说得更具体一点,与人工避孕相伴随的执行意图并不包含着婚姻的责任,而与自然避孕相伴随的执行意图却伴随着对于婚姻的承诺。因此,非常严格地说,与这两个手段相互对应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意图[3](P41-51)。

   有的读者或许会认为安斯康在这里是在狡辩,因为站在当下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我们当然可以设想人工避孕措施的实施未必会导致对于婚姻责任的放弃。但如果我们将避孕的案例置换为喝水的案例的话,或许就能规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上述困惑。安斯康想表达的,毋宁说是这个意思:用什么手段(包括什么颜色的杯子)来喝茶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涉及手段自身,而且也涉及了与之相伴随的意图。譬如,用某种特定颜色的茶杯来喝茶能够带来的特定审美体验,也是相关意图的特定组成部分。而既然这种特定意图在意义上已经包含了对于手段的指涉,那么在“实现意图”与“实施手段”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来,也就变得没什么必要了。

   笔者之所以认为安斯康的这一见解对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有借鉴意义,乃是基于如下考量:主流人工智能研究已经过于习惯于将手段视为外在于任务目标的工具了,而没有意识到意图对于手段的渗透作用。譬如,在司马贺(Herbert Alexander Simon)等人设计的“通用问题求解器”所包含的“目标—手段”进路中,方法库中的一个手段之所以被选中,仅仅是因为对于它的虚拟执行所带来的与目标状态的接近程度,恰好能够越过某条被预先设置的“及格线”,而不是因为伴随该手段自身的意图得到了某种精细的表征。这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思路设置出来的人工智能系统,是很难像人类那样区分两个貌似相似的意图之间的微妙差异的,因此也就无法执行一些需要此类“意向微调”的精密智力活动。

   思维锐利的读者或许会反驳说:要实现这种需要此类“意向微调”的精密智力活动,我们就不得不将意图的表征内容变得非常冗长,并由此削弱整个系统的运作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设计系统的时候,我们未必真的需要将对于相关手段各方面特征的表述全部放在桌面上。实际上,特定意图与特点手段之间的关联,完全可以以非命题的方式表达为展现意图的特定语义节点簇与展现手段的特定语义节点簇之间的共激发关系,由此一来,伴随手段出现的特定意图就可以转化为一个边界模糊的动态结构局域网。在下节的分析中我们就会看到,实现这种技术企图的计算平台,其实还是能够在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现有武器库里被找到的。

   综合本节笔者的结论是:安斯康对于信念与意图之间的区分是不可取的,因为意图本身就是基于信念的。她对于信念与理由之间的区分则是可取的,而她对于特定意图与特定手段之间的同一性的断定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下面我们就将基于这些观察,来看看通用人工智能研究应当如何将上述哲学见解在工程学层面上予以转化。

  

   三、通用人工智能语境中的意图刻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主流人工智能研究(其实质乃是专用人工智能研究)是难以对意图进行哪怕最初步的工程学建模的。比如,主流的符号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技术,其实都难以在工程学的层面上落实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所给出的关于意图的最基本勾画。下面就是对于这一论点的简要展开。

首先,传统的符号AI系统是难以落实我们对于意图的一般哲学刻画的。最典型的符号AI系统乃是所谓的“专家系统”,其要点是在系统中预存大量已经经由计算机语言整编的人类专家领域知识,并通过某些“生产规则”来衍生出切合特定的问题求解语境的知识推论。很显然,在专家系统中得到预存的知识,显然已经预设了设计意图——如一个关于医疗诊断的专家系统显然已经预设了“治疗病患”这样的意图。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人类医生相比,此类系统无法自主地产生“治疗病患”的主观意图,因为它不可以选择不治疗病患(而一个医生却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医院而去报考公务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安斯康对于“意图”的定义——“意图乃由欲望驱动去做某事的理由”——并不能通过专家系统而得到落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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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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