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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为“经济人”正名:斯密利己经济人理念的悖论解析

更新时间:2019-05-10 11:32:33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那么,他们在按照交易通义两厢情愿地完成了交易行为后,当然就能在增进自己利益的同时又增进对方的利益(不然对方怎么会同意做买卖呢),从而间接地增进社会利益了。用斯密自己的话说就是:“别人需要的东西他能充分供给,他需要的东西别人也能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层就普遍富裕了。”[3]9从这里看,现代经济学在强调“自愿交换对双方都有利……可以改善双方的福利”时[9]11,实际上在利己经济人预设的误导下忽视了关键的一点:这条来自于斯密揭示的交易通义的基本原理,只能建立在交易双方都有互利动机的双向度基础上,无法建立在交易双方只有利己动机的单向度基础上。毕竟,按照斯密自己在《道德情操论》里给出的论断——“人性中的原初利己动机……决不会限制我们去做任何有助于增进我们利益而损害他人的事情”[5]164,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的人们只会倾向于在冲突中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对方的利益,以致有可能将互惠互利的市场变成你死我活的战场,却很难达成双方通过买卖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好东西的双赢后果。至于像一个人单纯出于自身健康的考虑戒了烟、同时也让其他人免于遭受二手烟之害这类虽然没有自觉的利他动机、却实际产生了利他后果的情况,主要还是日常生活中一些自发偶然的非意图现象,无法和市场经济氛围下经济人之间诉诸签订契约的自愿途径例行展开的交易行为同日而语。  

   细究起来,斯密之所以会在自发指认了经济人兼有利他动机之后又自觉否认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主要是由于西方道德哲学中利己与利他二元对立架构的深层影响。其实,他在《道德情操论》里展开的伦理学研究中,已经批判性地考察过以往某些将两种动机对立起来的学说,在利他主义方面像主张“人的心智的完美德性……在于充满了那种影响着神灵一切行为的仁惠和关爱原则”的晚期柏拉图主义,以及认为“德性必定只存在于纯粹无私的仁惠之中”的哈奇森等,在利己主义方面像主张“人更关心自己的幸福而非他人的幸福……所有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做法只是对人类的欺诈哄骗”的孟德维尔,以及从“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对于保护自己生命最有利的事情”的“自然法”出发强调“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的霍布斯等。[5]395-407、420正是凭借这些分析批判,斯密不仅肯定了自私欲与同情心在自然人性中的实然性并存,强调“无论我们假定人是怎样地自私(利己),其本性中都明显有某些原则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把他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即使最残忍的恶棍和最冷酷的罪犯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情感”,而且明确要求人们从“无偏私旁观者”的应然性视角出发,依据利他同情心克制利己自私欲的偏私扭曲,将“不可害人”的正义德性设定为不可突破的行为底线和人类社会的主要支柱[5]5、96-108、164-170,从而呈现出将利己与利他结合在正义底线之中的哲理意向。  

   但问题在于,斯密在经济学研究中却没有摆脱二元对立架构的积淀性影响,反倒时常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彰显了利己与利他的互不兼容,认为既然经济人肯定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不可能同时再拥有利他的动机了。例如,即便在《道德情操论》里谈到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时,除了自觉指认经营者的天性自私贪婪、强调利己动机不会限制损人意愿之外,他也多次感叹“既然我们的消极感情通常是这样卑劣自私,积极的道义怎么会如此慷慨高尚呢”,甚至认为通向德性和财富的道路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5]76、165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他在《国富论》有关交易通义以及看不见的手的众多论述里,更是背离了他在伦理学研究中主张人的自然本性同时包含自私欲和同情心的深刻见解,转而像霍布斯等人那样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断言,人们在经济领域内与在道德领域内不同,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结果倒向了利己主义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主要就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架构遮蔽了斯密的双眼,让他没有看到自己业已自发指出的那个简单事实——人们在从事交易行为的时候也像从事其他行为包括道德行为一样,既可能形成想让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好东西的利己意愿,又可能形成想让他人得到他人想要的好东西的利他意愿,二者内在地并存于人们的交易动机之中,却反倒匪夷所思地宣称经济人连恶棍和罪犯还不如,居然在人际交易行为中完全缺失利他同情心,结果不仅为利己经济人的错谬预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还让经济人尤其是资本经营者从此背上了“天性自私贪婪”的恶名。  

   三、经济人的理性权衡  

   在《国富论》里陈述了每个人在判断运用资本获取最大价值方面比其他人更好的命题之后,斯密接着又指出:“每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如果制作一件东西的代价超过了购买它的代价,就不要自己制作。裁缝不会为自己制作鞋子,而是向鞋匠购买。鞋匠不会为自己制作衣服,而是雇裁缝制作。农民也不会为自己制作衣服和鞋子,而是雇不同的工匠制作。”[2]31结合前面的分析研读这段文本,我们会发现它一方面展示了斯密有关经济人在交易行为中怎样进行权衡比较的若干洞见,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理性经济人理念所陷入的自败泥潭。  

   第一,在符合交易通义的正常交易行为中,虽然双方内在地兼有利己和利他动机,并且据此才能达成相互帮助的互利后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遭受任何损失了。相反,正如斯密指出的那样,双方为了获得自己想要而对方拥有的东西(收益)以实现利己动机,都会基于利他动机付出自己拥有而对方想要的东西(成本),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交易。举例来说,裁缝只有付出为鞋匠制作衣服的成本,才能从鞋匠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鞋子,反之亦然。正是因为双方愿意付出对对方来说属于收益的成本是为了让自己获取收益,才决定了下面一点:在市场交易中,经济人的利他动机通常只是达成利己动机的一种工具,亦即斯密谈到交易通义时所说的“如果我能够告诉你为我做事情对你自己也有利,我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换言之,对经济人来说,利己动机总是作为目的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相比之下利他动机通常只是作为手段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这也是利他动机在经济人的自觉意愿中往往不像利己动机那样强烈明晰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并没有理由因此就否认经济人也有利他动机的事实,因为两种动机之间的这种地位差异恰恰是以它们的并立共存为前提的,不然也就谈不上经济人以利他为手段达成利己目的的问题了。要是再考虑到利己动机总是与经济人获取的收益直接相关,利他动机总是与经济人付出的成本直接相关,事情就更清楚了:假如经济人原本没有利他动机,他们怎么有必要围绕收益和成本展开权衡比较呢?换句话说,经济人之所以离不开收益和成本的权衡比较,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他们兼有利己和利他的双重动机。就此而言,一方面断然否认经济人的利他动机,另一方面又特别看重收益与成本的权衡比较,也构成了斯密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利己经济人预设在逻辑上的自败困境。  

   第二,由于利己与利他动机在并立共存的同时又会形成刚才分析的张力冲突(要获取收益就必须支付成本),从而造成交易双方的一定损失,他们自然就会在这种“有得必有失”的局面下展开权衡比较,通过评判两者的“权重(权衡哪一个更重要)”来做出自己是否应当从事交易行为的决策了。所以,在市场经济氛围下,鞋匠无疑会像斯密指出的那样,宁肯拿自己制作的鞋子与裁缝交换自己想要的衣服,也不想付出更高的代价为自己制作衣服,因为按照他的权衡比较,后一种做法由于成本超出了收益是不划算的。同时,这种权衡机制与自愿交易行为对双方都有利、利他动机总是利己动机的工具也是完全一致的:经济人在通过利他手段实现利己目的的时候,都会遵循收益超出成本的原理,试图通过付出自己认为是次要(不那么想要)、对方却认为是重要(更想要)的东西,来换取自己认为是重要(更想要)、对方却认为是次要(不那么想要)的东西,由此从交易中获取超出成本的收益以改善各自的福利;否则的话,自身并非生产活动的交易行为怎么能够“增进”交易双方以及社会利益的问题也就属于天方夜谭了。毕竟,撇开经营者赚取利润的目的不谈,就是消费者在买卖中也会觉得自己看中的商品在重要性上超出了自己兜里的钞票,不然他怎么会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交给商家,一方面让自己得到心仪的商品,另一方面让商家获取想要的收益呢?  

   从这个角度看,斯密的等量劳动交换说主要就是由于一方面相对忽视了交易双方指向收益的有效需要(需求)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过分夸大了交易双方为满足这些需求付出的(劳动)成本的从属效应[3]24-31,才扭曲了他自己以及现代经济学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指出的那个事实: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归根结底在于交易双方分别围绕自己的成本与收益(对对方来说则是收益与成本)展开的纠结交织的权衡比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内在关联。当然,倘若按照前面的分析来理解供给与需求的互动关系,我们同样不得不承认,所谓看不见的手在这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仍然离不开利己与利他两种动机在经济人本性中的内在并存以及在交易行为中的联合实施。  

   第三,经济人在权衡比较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会诉诸精打细算的工具理性,围绕成本与收益的权重做出头脑冷静的清醒评判,在确认收益超出成本后才做出从事交易的决策,否则他们就会宁愿保留自己拥有的东西不做买卖了。正是基于这些事实,斯密不仅在讨论交易通义的时候谈到了“审慎”的德性,而且在刚才引用的那段话里指认了家长们的“精明”之后,紧接着就探究了禁止外国商品输入的法律条文是否“合理(reasonable)”的问题,并且因此流露出将“有利”与“合理”等同起来、让“理性”变型为“利益”的倾向。[2]33此外,在《道德情操论》里斯密也曾强调,对我们自己最有用的品质就是由较高理性和自我控制结合而成的审慎德性,我们据此放弃眼前较小的快乐以获得未来更大的快乐,实现长远利益的最大化。[5]235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见解与西方道德哲学中源远流长的理性利己主义思潮也是潜在相通的。例如,霍布斯在彰显人的利己本性时便声称:“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种自由,去做按照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是对自己最合适的任何事情。”[10]97  

   第四,尽管如此,要是我们因此就假定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又会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扭曲了交易行为的实然性真相,因为无论理性因素在经济人的权衡比较中怎样经常地发挥着主导作用,都不足以否定经济人同时也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以灵机一动、心血来潮之类的方式从事交易行为。行为经济学尽管未能抓住经济人的利己动机与利他动机总是内在交织在一起的关键,却精辟地揭示了理性经济人的预设忽视了理性有限性的弊端,特别强调了人并非总是理性的另一面。[11]500-501其实,斯密自己在《国富论》里也反复谈到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某些非理性交易行为的案例,一方面指出了经济人在非理性因素特别是贪婪欲望的主导下,很可能会对成本与收益的权重做出错误的评判,从事连自己也会感到后悔的交易行为,甚至谴责了那些非理性地滥用资本、挥霍浪费而损害自己和社会利益的“游惰者”或“奢侈者”[3]278-279、317-330;[2]140、188-190,另一方面又依据看不见的手的理念主张:“个体的私利和激情自然会促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并在发现出错之后加以纠正[2]204-205,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效应。就此而言,斯密并没有像后世许多论者那样,走向了只看重理性却忽视非理性的片面极端。  

第五,虽然经济人在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下的确会出现头脑发热的错误评判,但只要不执迷于“理性无谬”的虚幻信念,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下面的事实:由于理性自身的有限性(其中就包括按照斯密有关每个人在判断自己的利益方面比其他人更好的见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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