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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

更新时间:2019-05-10 00:52:19
作者: 吴冠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代议民主和古典民主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前者当中,代理人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必需。通过这个方式,代议民主的原创性核心结构的实质就是将主权者位置永久性地“留白”(留给抽象的全体人民)。在当今的民主政治中,主权(至高性)的位置所在是一个“空白场地”,无法被任何个体或群体所占据;这使得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即民选出来的代理人靠不住的时候,政治过程本身就必然会坍塌。围绕“代表”这个代议制核心元素展开批判性分析,可以揭示出代表的三重“靠不住”。而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土耳其政变、美国总统大选三大事件,则分别为我们近距离检视这三重“靠不住”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性契机。

   关 键 词:代议民主  代表主权者  例外状态

  

   一、引论:从选举到代表

  

   现代民主主要采取代议民主(亦称自由民主、议会民主、宪政民主)的形态。现代民族国家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雅典式民主在实践上很难被常态化。在不少学者看来,古典民主与代议民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对于二者的区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论点具有代表性也非常经典。熊彼特把民主定义为一种“个体们通过争取人民选票以取得做决定的权力”的政治制度,而人民的角色就是产生“国家执行官”。①于是,选举代表成了民主的核心元素。在这种民主的现代模态中,“人民”(demos)变成了“选民”(voters);按照中国学者王绍光的说法,“民主”变成了“选主”。②

   尽管代议民主毫无争议是现代世界中最广泛地得到制度化实践的民主形态甚至已经成为“民主”一词之实际所指,对其“先天缺陷”的诟病却不绝于耳——政治参与率低下,民主实践仅仅被缩减为选举程序(投票)本身。按照埃蒂安·巴里巴( Balibar)的说法:“事实上,经常地,由于依靠议会制系统加上信息的媒体派送,那些‘大多数人’(majorities)只是‘寡头式的极少数人’(oligarchic minorities)。”③巴氏故此称当下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主的去民主化”。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把这个问题称为现代社会的“正当化危机”,他提出“辩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应对方案,旨在使公众政治参与从变成选择政党与政客,扩展为审议具体的政治操作与政策制定。④可以看到,对代议民主批判的聚焦点实质上落在:人民的角色决不能只是产生“国家执行官”,人民的民主实践决不能只是选举。

   但是,即便哈贝马斯的“参与型”民主方案,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代表”这个元素在现代情境中的存在。现代国家的超大规模人口,使得全体人民共同进入公共辩论成为一个不可想象之事——让全体人民共同进入投票更不现实。即使20世纪全能主义国家也只能动员人口中的小部分人(尽管绝对数量会相当壮观)集聚广场,集体为魅力领袖(一个“超级代表”)进行赋权。可见,没有“代表”这个元素,民主在现代性状况下无以自足,无法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著名的左翼政治理论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与克劳德·勒夫特(Claude Lefort)却都反过来相当重视“代表”这个元素,强调自由民主对于代表系统具有“构成性的需求”(constitutive need)。

   这两位思想家指出,代议民主具有两层独特设置:(1)代表们代替选择他们的公民参加到政治权威中,向社会传递“部分的可见性”(代价是会有相当严重的扭曲);(2)更重要的是,代议民主提供了一个指定空间,以供争议展开。民主认可多元利益、冲突性意见和不兼容的世界观的存在并视为正当,只有政党之间的竞争,才能带来不同社会群体期望的诸种一般面向。建立在这个论点上,两位思想家认为,民主乃是社会内部冲突的制度化系统——在投票结束后,民主使社会总是能有暂时性的统一。⑤

   勒夫特进而提出,民主(代议民主)是现代性产物,是社会的一种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下,本来由君主——以及一个超越君主之物理存在的永恒超验实体——所占据的国家权力之位置变成一个“空白场地”(empty place),各种具有共享利益与意见的社会群体可以一起竞争,通过选举权力同任何特定的方案、目标、议题脱钩,而成为工具,供赢得多数人票数的“代表”暂时性地、有限制地使用。勒夫特称这个构造为“民主的革命性与前所未有的特征”⑥。

   如果说,“代表”是现代社会人口规模巨大并且伴有不可缩减的异质性、难以和谐化的多样性背景下政治架构的一个“构成性的需求”,甚至各种“参与型民主”方案也无法缺少“代表”这个关键元素,那么,对代议民主的批判性分析,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指出它降低人民的政治参与、将民主实践缩减为选举(民主成为“选主”),而需要正面揭示代表本身会给民主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换言之,批判性分析的中心,需从选举代表的过程转到代表本身。在笔者看来,2016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新检视民主政治的契机:通过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检索,本文旨在围绕“代表”展开一组全新而细致的批判性分析。

  

   二、“公投”的隐晦秘密

  

   首先要肯定的是,雅典民主(古代民主、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现代民主、间接民主)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学理脉络上,代议民主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古典民主则完全不需要自由主义框架。

   在代议民主中,民众不能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不能直接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而只能在一组“候选人”里面去选出代理人来参与政府实体。这也就是“卢梭式社会契约”与“洛克式社会契约”的根基性偏差:前者着重强调经由社会契约产生的至高权力(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授予),后者则把重点放在代理人的环节上(政治秩序的实际运行)。在前者那里,主权(至高权)是普遍意志的运用,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凡是不曾为民众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具体的立法人员与行政人员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普遍意志的执行者与操作者,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并且随时受到作为共同体的主权者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的限制、改变或收回。而在后者那里,代替民众执掌重权的代理人是必需的,民众只能投票选出为数有限的代理人,让他们去决定国家大事;只有当代理人滥用权力或订立的法律被违反时,民众才可以解散政府、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显然,这两种不同进路,实际上标识了代议民主结构内主权者(人民主权)与代理人(国家执行官)这两者之间的根本性歧异与紧张。

   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状况下,民主实践始终面对如下结构性困局:在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现代民族国家中,个体的那一票实在无足轻重。这个因素一方面催生出当代民主国家中弥散性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则造成不负责任的票数比例大幅上升。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为例,要投出负责的一票,就需要阅读各种背景资料、专家分析,了解去留的各种影响与利弊,好处在哪里,坏处有哪些,并作出自己的思考与衡量,最终才能在要不要脱欧上进行判断。这就意味着,在当代人已经满负荷高压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事务之外,个体需要额外再抽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与处理公投事件。而与此同时,当这一“神圣而负责”的一票投出后,其分量却是轻微到彻底无足轻重……公投之后马上便浮现的第二次公投呼声,恰恰意味着有大量没有投票以及随随便便投票的人看到投票结果(51.89%∶48.11%)后,感到十分后悔。

   确实,对比古典民主,代议民主在以下面向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防止随意乃至不负责任直接投票的乌合之众,成为最终政治的决断者。民众在代议民主中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代理人来负责政治事务,而后者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即熊彼特所说的“做决定的权力”)背后紧跟着的是问责(accountability),即需要向选民负责。正是由于代理人手里的权力并非无条件的至高权力,他/她所作的任何决定,实质上是个人性的决定而非主权者的决定。这构成了内嵌于代议民主的一个结构性落差:代理人具有极大的权力(包括决定一切国内和外交政策),但不是至高的权力。诚如勒夫特所论,国家权力所在的那个“空白场地”本身不能被代表、不能被占据;没有个体或群体能够与它同体化(consubstantial),而只能通过竞争获得“可见的政治权威”,以暂时性地取得权力之操作。⑦在政治权威(代理人)与至高权力(主权者)之间,存在着不可缩减的结构性落差。

   这个结构性落差不只是一个学术上或术语上的区分,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性影响。以英国脱欧公投为例,如果进行公投这个决议来自时任首相卡梅伦,那么该决议所导致的所有正面的或负面的、近期的或长远的影响,都可以归咎到他以及他的内阁上,而在代理人多元主义竞争(多党竞争)格局下,“负面影响”总是更容易被捕捉和放大。个体性的决断是可以被贴上“错误”标签的。而当同样的决议产生自全民公投,那么它就上升成主权者的决定——“正确”与“错误”的标签对于至高决断不再有效。代理人的“靠不住”,首先就在于他/她会寻求一切方式,将政治决断转化为主权者决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脱欧采取公投形式,就标识了首相卡梅伦的“靠不住”。在代议民主(议会民主)制度下,卡梅伦作为保守党党魁经由选举程序出任首相,就应该承担起作出政治决断的责任——他需要听取各种分析、他的团队需要查看各种资料,最终进行决断并为它所带来的所有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可以对比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作出加入欧洲战场的决策:没有人能保证参战一定就能赢,一旦输了,罗斯福恐怕就不是英雄总统⑧,而会变成一个带领美国陷入战争泥潭的历史罪人……在好莱坞电影银幕上,我们也无数次看到美国总统在气氛紧张的军情室中,被手持电话的将军要求对某项军事行动作出最后的确认令——与其说这是确认权力的时刻,还不如说这是确认责任的时刻。可以想象,多少“国家执行官”在这样的时刻,恨不得决断的话能由他人代吐,当然最理想的是由某个不受质疑的“至高声音”发出。在后神学—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唯一能成为这种“至高声音”的,就是全民公投。在使代议民主(短暂地)退回到直接民主上,卡梅伦绝非“一枝独秀”:在使代理人规避责任上,诉诸全民公投是一个被多次使用的技术性操作手段,特别是近几年尤甚,动辄便出现新的公投。

   当然,这种操作的风险在于:由于主权者决断的至高性,一旦悬置代议层面而直接诉诸公投,那就再无回转余地了。公投的结果结构性地带有“不确定性”,并非总能被“操纵”到同代理人所期许的一致。⑨如果某个决议出自代理人,倘若在具体贯彻中负面影响远超过决断前的分析和预期,仍然有很大空间对它进行调整甚至改弦更张——至少最终的情况是,只需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判断”(个人性的)即可。然而,一旦决议上升到主权者层面,则任何代理人或政府机构,都不具有权力改变至高权力作出的决断,无论在实践中遭遇怎样的负面结果都只有贯彻下去,直到高决断已经越出“错误”的框束范围(同样类型的例子是,美国司法体系中陪审团的决议越出“错误”框束范围,一旦最终决议出来就必须被执行)。回到英国的结局就是,脱欧公投后卡梅伦被迫辞职而特蕾莎·梅接任,脱欧决议则必须被执行。有意思的是,梅本人在公投前主张留欧,但她上任后,却只有采取一切措施来坚决贯彻脱欧这一至高决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毅然决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政府就有责任进行接下来的任务,彻底执行民众的指示”⑩。

以上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在代议民主中,一方面,代表“作为选民的代理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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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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