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出现“五代”式分裂局面。为结束分裂，皖、直两系军阀在控制中央政权期间极力推进武力统一，先后发动多次旨在建立统一国家的战争，均归失败。从军事立场观察，直、皖军阀从事的战争十分“另类”：参战各方的战争指导思想与作战方式多不符合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与普遍实践；战争基本是在双方有生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在战场上作用受限；更有甚者，号称现代战争，但真枪实弹的“武斗”并不激烈，战争持续时间及空间范围均十分有限，参战各方似更乐于“文斗”，但“文斗”内容却高度同质化，难以让人明白究竟为何而战。以如此“另类”的战争手段寻求国家“统一”，无异南辕北辙。

关 键 词：北洋时期  直皖军阀  武力统一  “另类战争”  the period of Beiyang government  Zhili and Anhui cliques  the nation's unification by force  “offbeat wars”

北洋时期，皖系及直系军阀先后控制北京中央政权，但号称“中央”并得到“国际承认”的直、皖北京政府，实际统治区域并不大。皖段当国时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及西南相当一部分地区分别被张作霖、孙传芳、曹锟、冯玉祥及西南军阀控制，国民党则在广东另立“中央”，与北京对抗。直皖战争之后，直系控制中央政权，统治区域也无实质性拓展。对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况，杨荫杭尝有历代乱世之喻①；蒋梦麟用当时的中国比拟印度，认为中国军阀“像印度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1]147；周鲠生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就民国全体言，则为无政府，因为事实上国中已无一权力的中心可以支配全国或其大部分。”②

为改变中央政府号令不出京城、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皖、直两系军阀在其控制中央政权期间点燃战火，兴师动众，强力推进“武力统一”政策。战争由皖段首开，1920年的直皖战争乃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首次尝试，结果直胜皖败。直系上台之后，凭借战胜皖段的余威，更加笃信武力。在吴佩孚的极力推动下，“武力统一”全面展开，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奉战争及与西南军阀的战争，虽一度取得对奉战争的胜利，但最终仍事与愿违，遭到失败。

对直、皖军阀“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失败的原因，学界甚为关注，相关研究从政治角度展开讨论，提出很多有参考价值的分析。然而，战争毕竟是军事行为，单纯从政治维度解释，有时也会不得要领。以军事眼光观察，直、皖军阀进行的旨在实现“统一”的战争，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另类”战争：无论战争指导思想、作战方式、武器运用、战争宣传，表现都非同寻常，殊难以传统及现代军事理论及战争实践加以解释。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研究，言其现象，析其原因，补充修正既有的研究结论。

一 “胜负不分”的战争结局

直、皖军阀的“武力统一”既属战争行为，讨论自然得从战场切入。由于资料有限，几乎没有可能对北洋时期全部战争的次数规模、武器装备、战场范围、持续时间、伤亡人数做出精确统计。存世的时人记载，涉及战争状况的数据，大多不甚可靠。以直皖战争双方的伤亡人数为例，有关史乘可采信者殊不数见。如汪德寿的《直皖战争记》仅寥寥数语提及伤亡：“此一役，廿六师伤人甚多”，其中团长刘振鹭深受重伤，“闻只有一营长——在桥上死守，被敌人一炮打碎”[2]166。所谓“伤人甚多”，没有具体数据支撑，难知究竟多少；有一营长被敌军“一炮打碎”，虽甚惨烈，却是听闻，不可轻易置信。吴廷燮《吴佩孚战败始末》对战争场面记述稍详，却偏重于皖军伤亡，对直军伤亡数则只字未提，而即便是皖军的伤亡，所记也十分笼统。如称曲同丰部“第一旅伤亡殆尽，第二旅亦死伤不支”，“曲军伤亡失踪者有九千余人”，“四万人之西路段军，遂伤亡殆尽”[3]99。“伤亡殆尽”，“死伤不支”，全是文学描写；唯一具体的“九千人”数据，亦是伤亡与失踪合一，但因失踪可能是暂时的，且数量有时比伤亡更多，故无法据此得知皖军损失的准确数据③。

相对而言，第二次直奉战争因持续时间稍长，关注度较高，留下的数据较为具体。我们不妨以这次战争为例，略加分析。

此战从1924年9月10日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50来天。关于战争规模，《吴佩孚战败始末》一书作者称双方动员了共55万以上兵力，陆、海、空三军作战，奉军还有蒙古骑兵支持，是北洋时期规模最大的战争④；美国学者林霨(Arthur N.Waldron)认为，战争初期双方动员的兵力达42万[4]56；曾任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说，直系参战军队17万，其中7万还是援军[5]911，若反直三角同盟的兵力与之相当，则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不到40万。三种说法中，林霨教授的说法系根据各方数据比较分析之后得出，且援引的数据均有具体资料来源，较为可信。在找到更加准确的数据之前，可采纳其说，暂将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认定为42万。

然而，战场数据与战争规模及所用武器装备似不成正比例。调查可见的各主要战场伤亡数据大致如下。1.角山二郎庙之战，直军死伤3000人左右，奉军因凭借角山之险，死伤仅800～900人[6]916，918。2.榆关之战，双方“均有伤亡”，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自杀。3.九门口之战，奉军死伤4000～5000人，直军伤亡未见报道。4.建平赤峰之役，“双方伤亡甚重”，直军建平一战死伤2000余人、赤峰死伤7000余人，奉军伤亡未见记载[7]191-196。5.沙河寨、石门寨战役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一场硬仗，据随军记者报道，该役直军“约占参战人员20％的伤亡人员”[8]847-848，但该役参战人数不详；另据“军界人士”说，直军死伤在3000人以上、奉军伤亡250余名。6.双方争夺最激烈、伤亡最严重的山海关之战，奉军两旅共16000人，战后仅剩1400余人，直军“死伤甚众”[6]907，直军具体死伤人数未见报道，或接近奉军伤亡数。

综合散见数据，截止战争因政变而告结束的10月24日，各主要战场奉军伤亡约1.9万人之谱。直军参谋长白坚武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敌死伤不下万数千人，精锐已耗。”⑤此时战争接近尾声，所言或可印证有关奉军死伤近1.9万人的记载。至于直军伤亡数，上述有具体统计的几次战役合计约1.5万人。山海关战役只见奉军而无直军的伤亡统计，鉴于这次战役奉军伤亡溃逃达14600余人，其中伤亡或已近万，直军在战场上即便略占优势，伤亡稍少，至少也有8000人，加上上列战役1.5万人，直军伤亡总数或超过奉军，达到2.3万人。冯玉祥倒戈后，直军因曹锟被囚而很快溃退。此战奉方将领张宗昌号称俘虏直军不下5万人，连同迭次战斗伤亡逃逸，共计20万人以上，“敌方所称精锐主力，已尽为根本覆灭之”[9]306-307。揆之前列主战场伤亡数，明显有夸大成分。若不采此带有夸大嫌疑的数据而仅据上述统计，则直奉双方在主战场的伤亡人数在4.2万人左右，再加上冯玉祥倒戈后与吴军交战中冯、胡两军5000人左右的伤亡[10]305，直奉战争主战场双方伤亡人数共约4.7万人。按照常规战争通常1∶3～1∶4的死伤比例[11]，取其极值1∶3，则双方在主战场的死亡人数约为1.56万人⑥。

这样的伤亡人数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应当承认，数以万计的官兵在战争中死伤，无疑是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但是，它与此战前后十数年内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战争死伤动辄以千万人计，之后国内战争伤亡动辄以百万人计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只能列入伤亡较小的战争范畴。对于双方总兵力投入达42万人的这场战争来说，主战场仅有4.7万人的伤亡报道(尚不排除为动摇敌方军心而虚假宣传的成分)⑦，约占投入总兵力的11.2％。这意味着双方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未消灭，战争居然就已“决出胜负”，从军事立场上很难理解。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如果说战争有特殊之处，那只是它的手段不同而已。他特别强调：“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而“打垮敌人”这一概念的含义，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是“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因为“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⑧[12]43-48，61-64。中国兵家亦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⑨之说，强调战争的有效手段在于歼敌，也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卷土重来。这与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正好契合，可见中外兵家对战争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以此为立足点观察，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参战双方有生力量并未消灭的情况下便“决出胜负”，其与寻常战争不同的“另类”特征十分明显。

对此，时人亦有清醒的观察和认知。杨荫杭说：“拿破仑有言，凡所谓战胜者，乃敌人势力之消灭，非破城得地之谓也。”杨氏借此评论说：“此言虽淡，而有至理。凡民国以来所谓战胜者，皆不过破城得地，从未消灭敌人之势力，故虽一朝得志，仍有舟中敌国之势，此民国所以无宁日也。”⑩杨氏所言，一语中的，道明了直、皖军人标榜的“武力统一”始终不能达至目标的原因所在。盖战争未消灭敌人，在敌军有生力量尚存的情况下，战火势必重开。若每次战争都不以消灭“敌人势力”为目的，也就丧失了现代军事克敌制胜的意义。

两次直奉战争的战后历史印证了杨荫杭的认知。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标榜“战胜”奉系，实际只是“击溃”对方，因未消灭奉系有生力量，致使奉张很快与孙、段联合，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卷土重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虽因政变导致“战败”，但有生力量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吴佩孚以此作为凭借，很快纠合余部，在“护宪”旗帜下，与“胜利”一方继续抗争。这类虽经战争却未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的情况，不仅出现在两次直奉战争中，而且终北洋之世几乎所有的军阀战争均不同程度存在。事实表明，战而未获真正意义的胜利，是北洋时期战争不断、兵连祸结、“统一”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曾位居政治枢要的罗文干认为，战争并非北洋时期的时局特征，“非战非和”，战争打得“不痛不痒”，不决胜负，才是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局势的特征。他认为，“使其战而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所有问题均迎刃而解；“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无强弱之别”，这种不战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是“国家统一之最大障碍”[13]83。罗氏所言，从军事立场击中了军阀“武力统一”不成功之要害。

二 仁至义尽的“军德”表演

直、皖两系军阀“武力统一”战争中不可思议的“另类”战场表现，与参战各方对战争的理解及所采取的作战方式有关。

北洋时期，军阀间的战争与带有阶级仇杀或抗击异族入侵的战争带有你死我活性质不同。虽然对军阀战争也可以是否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正确”作为判断，但不同军阀之间不少主张分歧并非不可调和。例如，国家究竟应该中央集权抑或地方分权，是推进统一还是实施地方自治，就不是绝对对立的政治主张和制度(详后讨论)。另外，军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使战争性质的判断变得复杂。北洋军人看似派系众多，但追溯不过两代便大多同宗，一些军阀彼此是同学，有共同的师承关系，一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军阀是同乡甚至邻居。如直皖战争中皖系参战的“边防军”两个师，其中“原系直派之某师”，抵前线以后即宣告中立，而“边防军”中不少官兵与直军将士“非姻即故，相率表示不战”，“谓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3]96。两次直奉战争，直奉军阀貌似势不两立，但双方最高统帅张作霖与曹锟是儿女亲家，战前张作霖还专门提及这层关系[14]836。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能够真正无所顾虑吗?

交战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战争的目的性变得模糊。到战场上，究竟为何而战，一些参战军阀自己也说不明白。直皖战争打响，段军第一路将领曲同丰誓师时，困于无词可措，仅对兵士曰：“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长官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后来直奉大战在即，段祺瑞在将军府会议上宣布开战决定，姜登选对段说：“吴佩孚年轻，即有地方得罪了你，叫他赔一个不是好了，何至于劳动国家的军队，使小百姓受苦?”并斥责徐树铮说：“什么事都是你这小孩子弄出来的。”[3]97-98即将奔赴前线，连姜登选这样的高级将领都不知道所战为何，遑论其他!在此情况下，军阀战争能够你死我活地进行吗?这就导致军队在战争中“怠战”，名义上数万数十万兵力投入，实际参战人数却大打折扣。

杨荫杭说：“民国历次军阀内讧，交锋者不过一部人众，而胜负决于俄顷之间。故自胜者言之，致力者不过少数，而大多数坐享其成。自败者言之，战败者不过少数，而大多数皆望风而溃。此可知兵额虽多，装饰品居十之七八。”[15]716外国军事观察家也认为：“从军事意义上讲，不少参战部队实际上与战争实施无关。在中国，由某些精锐部队组成的军队，在整个战役中竟按兵不动，这对一般观察家来说会感到十分意外。”[8]852

对战争残酷程度影响更甚者，则是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似的“军德”表演。比如，战争开始之前，通常要慎重其事的宣战，没有警告决不发动进攻，被认为是军人的道德，公开选班、公开战争被认为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起码准则[16]177。而“仁义”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军事领袖的战争行为。尚其亨在分析直皖战争皖军失败原因时说：皖军之败，虽与天降暴雨及皖军内变有关，但所以致败之重要原因则在“行军重视仁义”。比较直、皖两军战斗力，皖军有航空军及重炮队，直军无之，且无射击飞机之高炮，皖军明显居于优势；但段祺瑞“不忍严令航空队施掷炸弹，并令重炮队非至万不得已之时，不准施放重炮”，故直军得保存战斗力，并最终夺取战争胜利。尚其亨在总结皖军失败的“大原因”时认为，“行军重视仁义”，最为关键(11)[17]685，686。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类似“仁义”之举亦时有所闻。在关键性的山海关之战中，姜登选、张学良一直不下进攻命令，其给士兵的解释是：“攻击命令，早应该颁发，惟敌军雄悍，埋伏重重，战败固然受伤，战胜亦必受伤。大帅对于兵士，爱如赤子，伤亡过多，于心不忍，故屡次来电诫谕，不准轻易下攻击令。”[6]897于是在战场上出现不痛不痒的交绥场面：“十八日午后五时，双方军队均沿金恒铁路附近三五里内作战。奉军为张学良部之朱军，直军为第十五师全部。两军交绥之后，奉军仅放一排枪，并未死伤一人，即行退却。直军奋勇急追，致中地雷，稍有丧失，同时奉军并以飞机示威。”此役奉军放排枪(机关枪)，未见伤敌，却自行撤退，看似设计，但直军追击中雷，阵势已乱，奉军飞机赶来，却仅见“示威”，不见射击轰炸，这种打法，形同演戏。对此，时人曾分析说：“山海关有天然之险，今次两军对峙，其地诚为两军生死关头。……然自交绥以来，双方战事，并不激烈”，直到29日下午，战争才稍微有点实际内容[17]890-891。两军“生死关头”的交战尚且如此，可见问题之严重。

更为致命的是直系最高军政长官对已暴露出离心倾向且有明显异动行为之下属的姑息。人所共知，冯玉祥是直系高级将领中与主帅吴佩孚离心离德之人，以“倒戈将军”闻名。张作霖曾以“焕章一生做人，专喜在暧昧一路”评之[18]263，堪称其人格刻画尽致之笔。冯、吴矛盾由来已久，其于1922年5月调任河南督军后，与吴的矛盾逐渐升级，反叛之意不时流露(12)[19]339-340，365。对此，吴佩孚本有察觉，欲“令冯援闽”，意存远祸，但直系最高领袖曹锟却试图安抚，将其调任陆军检阅使，驻军北京近郊南苑，这给冯发动政变、控制中央政府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13)。在南苑期间，冯积极策划政变，并与京畿警备副总司令孙岳联络，谋里应外合。对冯的计划，“吴亦微有所闻”[20]96，但碍于曹氏，无可如何。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吴佩孚作为直军总司令，统帅全局；冯玉祥任直军第三路军司令，实施其倒戈计划，采取步步为营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斥堠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陶菊隐分析说，这种“将后方当做前方”，将兵力集结在平津附近的部署，乃在谋求“曹、吴同倒”[20]94，其反叛心迹已暴露无遗。即便此时，作为主帅的吴佩孚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曹锟，仍未采取对策。《孙子》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1]4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之所以发生北京政变，导致直军战略部署完全混乱，最终失败，政治原因固是根本，但从军事人员部署及调配上看，曹、吴在已察觉冯玉祥“不听其计”的情况下，未果断“去之”或将其调遣到非要害位置，亦是重要原因。

在一些军阀的道德观念中，战争是职业性的相互对抗，而非出于个人之见的相互敌意，也影响到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军人的“职业道德”，四川军阀尤其遵奉。这在杨森奉吴佩孚之命在四川推进“武力统一”的战争以及四川各地军阀间的征战中均有体现。张仁君认为，“四川军官在内战中是最文明的”。他举例说，当两支军队在成都或重庆郊外相互激战时，两军军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将，各自下属到麻将桌边报告战况，麻将打完，像朋友一样友好分手。若战争分出胜负，胜利方会保护战败方军官的家属。若其有父母或其他长辈，获胜方军官会去慰问他们，看其能否每月都得到抚恤金和慰问品。因此，“虽然四川经常发生内战，但从来没有个人的憎恨或残酷行为”[22]3[16]178页注②。“从来没有”的结论或过甚其辞，但部分军阀讲究“职业道德”则是事实。

在这类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含义相去甚远。杨荫杭说：“若民国以来之战事，则直与演戏无异。”(14)[23]95一些战争似乎更接近“仪式化的战争”(陈默博士语)，殊少寒气逼人的刀光剑影和浓烈呛人的火药味。

由于战争形同儿戏，“战”而不求真正意义的“胜”，战争持续时间及实施范围必然有限，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交战各方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直皖战争仅短短5天，第一次直奉战争接近一个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间最长，也仅断断续续进行50天。对第一次直奉战争进行战地考察的英国人劳伦斯(Impey Lawrence)曾十分遗憾地指出：从其他国家的军事准则观点看来，这次内战实在“太短暂了”[8]852。短暂的战期，狭小的战区，不痛不痒、不分胜负的“决战”，使北洋军人在“武力统一”旗帜下进行的战争成为中外观察家眼中不可思议的“另类战争”。

三 形同摆设的“先进武器”

一定程度上，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与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关。近代中国处于武器装备新陈代谢剧烈的时代，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冷热兵器混用阶段之后，北洋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貌似已十分“现代化”，飞机、大炮、军舰、地雷、机枪、电网等统统用于战场。林霨(Arthur N.Waldron)教授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例指出，这次战争海、陆、空三军作战，战争过程中，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已达到甚至部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立体战争”[4]56。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杀人武器”发生质的飞跃，为标榜“武力统一”的军阀提供了在战争中杀人如麻、尸体如山积累、血流成河的想像空间。然而，想像归想像。实际上，如上所述，按其他国家或中国其它时段的“大战”标准衡量，北洋时期战争的惨烈程度远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个中原因，除了政治及文化影响制约外，尚与武器性能、交战各方对武器性能的掌握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顾忌有关。“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从军事技术角度彰显了直、皖军阀“武力统一”战争的“另类”特征。

在直、皖军阀推进“武力统一”期间，交战各方的武器装备已有很大改进，不少武器装备如飞机和部分先进火炮都从国外购买而来，与清末“新军”的装备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一些武器的技术性能仍存在严重缺陷，加之军队对“新式武器”的运用不成熟，军阀在战争中受诸多因素制约而留有余地，不为已甚，就是试图大张挞伐，在尚需改进的新式武器面前，有时也感觉无能为力。

比如被认为在地面战场杀伤力最强大的火炮，其瞄准系统就存在问题，以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炮兵总是瞄不准。一次吴佩孚邀人观其炮队，意存炫耀，不料始终打不到目标，闹出笑话；吴氏无奈，只得亲自上阵，凭借经验，纯靠目测，方才中的，替炮兵化解了尴尬[24]184。时人常以此例说明吴佩孚军事才能过人，却忽略了这正是直军火炮性能低下的写照。使用了定时引信的奉军大炮，虽较为先进，其在战场上的运用也不尽人意。随军记者英国人劳伦斯注意到，由于弹道设置偏高，使其空中飞行时间延长，相当一部分炮弹都在目标上空爆炸，结果“除使文职官员受到惊吓外，竟毫无损伤”[8]854-856。

首次用于中国战场的地雷、电网也面临类似遭遇。这些新式武器不能说毫无作用。奉军宣称石门寨一役直军死伤3000人以上，可能就与“中奉军地雷”有关。但地雷阵、电网阵很容易破解，却是事实。三道关一战，直军于头道关铺设地雷、安装电网，并以山炮及机关枪守护，看似固若金汤，但奉军“用马匹数百，驱之使前，触犯地雷”，地雷炸后，复用手榴弹投向电网，将其炸毁[6]901，906。这样，本来杀伤力很强的地雷、电网，在实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大威力。至于飞机，更是大多如同摆设。战前直、奉双方竞相订购飞机[25]51-55。直军有飞机近80架；奉军飞机更多，仅新型轰炸机就不下30架，且聘用有实战经验的外籍飞行员，空中似占优势。战争之初，张作霖致函曹锟，有“以飞机候起居”之语[26]916，919，显示其占据空中优势所拥有的底气。但直奉战争中，奉军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战斗机缺乏有效的空对空射击武器，而轰炸机投放炸弹，基本是靠驾驶员目测及手动操作，没有精确的目标瞄准系统，到了目标上空，随手丢几颗炸弹就算了事。由于性能不好，战争期间，奉军飞机往往只是撒撒传单，偶有到战场上投炸弹者，也只是“乱掷炸弹”，对敌方形成恐吓，实际伤亡不大；反过来，因为飞行高度有限，速度缓慢，有时还会成为地面部队的攻击目标[6]898，892。另外，飞机续航能力也成问题。据记载，战争之初，因传说奉方飞机数量多、性能好，直系统治下的京、津百姓曾一度产生遭遇空袭的心理恐慌；但通过观察战局及对飞机性能进行研究，日本军官发表意见，谓奉方飞机续航能力有限，不能长距离来京、津投掷炸弹，人心始稍安定；事实上，距战场不远的京、津两地确实没有受到奉军空袭，可反证飞机续航能力的限度[26]916，918。

英国军事记者劳伦斯曾做过实战观察。他以直奉两方的空军为例分析说：究竟直军飞机作用如何，很难判断。实际上，它们未带回任何有关敌军驻防位置和转移的信息；机上没有照相设备，因此不能确定敌军的炮队阵地；舱内没安装机关枪，与敌军轰炸机相遇时不能与之交战；轰炸机所用炸弹太小，每颗仅约重14磅，用来恫吓营地上或行军中的部队尚可，却不能真正摧毁铁路车厢或铁路线。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奉军并未充分利用其空中优势，其飞机几乎每天都飞往秦皇岛，对直军和满载弹药的火车进行轰炸，然而总共只有约20人受伤、一台机车被炸毁。劳伦斯说，他仅看到过一次空战，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次空战居然“双方飞行员是用自动手枪进行(射击)的”；劳伦斯由此感叹：“张作霖对他那30架轰炸机所耗费的金钱与所获得的效果很不相称，可谓得不偿失。”[8]856-857

对于北洋时期军阀之间的陆战和空战，也有不少国人作了详细记载，留下大量宝贵的类似战地记者的记录。蒋梦麟曾亲历发生在北京近郊的战火，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军阀之间的冲突正在这古都的附近间歇进行着。……我们曾经跑到北京饭店的屋顶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观火，你可以欣赏夜空中交织的火网，但是绝无被火花灼伤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认同国民党“打倒军阀”政治主张的学者，他总结说：“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1]129-131在僻处西南的成都，也有民众因未感受到战火威胁而前往“观赏”军阀战争的事例。川籍学者唐振常曾亲身经历四川军阀混战时飞机飞临成都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天飞机果然来了，但只有一架，低空盘旋良久，在地面观看的他和他的兄弟及一个传教士没有丝毫恐惧，居然有闲心去评价：“飞机的颜色很不好看。而飞机终于没有投弹，也只空临成都这么一次。”[27]58

蒋、唐二人像看戏一般兴奋观看军阀打仗的回忆，具有多重提示意义。其一，说明军阀间战争的酷烈程度有限，较少伤及无辜，故战场附近的百姓没有太多恐惧感。其二，说明战争在一个地区不常发生，否则老百姓就不会因好奇而往观。其三，说明交战双方均未挟持百姓作为人质或攻守盾牌，否则百姓将会避之唯恐不及。既有历史书写称：军阀统治下战乱频仍，兵连祸结，这在局部地区和特定时段应能反映历史真实，绝非虚构，但就全国范围及长时段而言，则多少带有文学或宣传色彩，失之偏颇。

四 甚于“武斗”的军阀“文斗”

直、皖军阀推进“武力统一”的时代是一度受国人崇拜的“武力主义”开始褪色的时代。就国际环境言，巴黎和会至华府会议期间，和平主义思潮弥漫全球。受其影响，中国国内裁军反战的和平呼声甚嚣尘上。被视为北洋“文治派”的徐世昌当选总统[28]83，就是这一时势的产物。而与“文”分途被划归“武”一路的军人也在发生变化。胡政之说：“吾人以今日之军阀与三五年前之军阀比较，就军队设备与军人智识言，已有截然不同之感。曩之泄泄沓沓，专务安富尊荣，放纵横恣者，随时代之变化，已相继失败而去。今后群众权威，日重一日，为军阀者非一面修养实力，一面勉徇民意，断无持久成功之希望。”[29]185在这种语境下，尽管直、皖军阀主张“武力统一”，为避免给人造成穷兵黩武的印象，亦不能不对“文治”表示尊重，并对军事行动做“文”的包装(15)。

为此，军阀不仅公开明确自己军人的身份认同，表示对“文治”的尊重，以博取社会同情，而且千方百计延揽文人，助其“文斗”。如极力帮助吴佩孚在四川推进“武力统一”的杨森，对文人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时论指出：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于是一般知识青年纷纷前来报效，以致成都的衙门里充满了“留学归来的新贵”[30]。大量前来效力的“知识青年”，在军阀之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方式。

在荷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前，“文斗”率先出场，其激烈程度远胜“武斗”。中国自古战争皆有讨“逆”(或“匪”或“贼”)檄文发表，以求从道义上先声夺人。如唐代骆宾王为徐敬业反武则天统治的军事行动而作“讨武曌檄”，近代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作“讨粤匪檄”，均体现了国人作战须“师出有名”的思考。但在国民党北伐之前，将宣传手段用到极致者非近代军阀莫属。从军事立场分析，诚如《直奉战史》作者所言：“师出无名，为行军者所最忌。盖人心之向背，即两军胜负之所由分，故必于事前先发通告，自称义师，而訾彼方为匪类，为国贼，此亦战事必经之阶段。”[31]86而电报作为一种快捷通信手段的运用及其与报刊的结合，为军阀在战前或战争中发表类似于古代战争中的讨贼、讨匪檄文以及正面宣传己方出战的合法动机提供了技术支撑，于是出现了所谓“电报战”。每次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进行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断断续续不到50天，而“文斗”的时间，如果从攻击曹锟“贿选”算起，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激烈且历时远超实际战争的“电报战”，成为近代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杨荫杭说：“吾人处于电报战争之时代，势不能屏电报而不观。今之电报，犹法庭之供状也；今之发电者，犹原、被告也。律师有格言曰：‘无谎不成状’，今亦有电报师，盖亦无谎不成电。……凡言不启战端者，则宣战之别名；凡言始终和好者，即嫌隙之别名；凡言利国利民者，即害民蠹国之别名；凡言解甲归田者，即终身盘踞并传之子孙之别名。故苟知发电者之意适与电文相反，乃以读电报。此不独今日之电报为此，凡民国以来之电报皆作如是观矣。”[32]569

杨氏所言，提示研究者去认真研读军阀间相互攻讦的电报。然而无需费力，只要稍作浏览就会发现，皖、直军阀推进“武力统一”期间，配合“武斗”，各种檄文、通电、讨伐状铺天盖地，充斥各大报刊杂志。兹列举四条，以窥其余。

1.段祺瑞讨伐曹、吴电：“年来政治，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上林已作污秽之场，中枢俨成脏私之肆。不知国家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凭逆取之势，无顺守之能，佞幸弄权，荒淫无度……伐罪吊民，春秋之义”，故联合东北西南共反直系[6]885。

2.吴佩孚出师讨“贼”电：“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倒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国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精忠以报国。”[3]59-60

3.张作霖声讨曹锟电：“国人苦兵祸久矣。……夫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终。……人民所希望者自治也，则百方破坏之；全国所祷企者和平也，则一意蹂躏之。……流毒既深，舆情共愤，作霖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16)[33]255

4.曹锟讨伐奉张电称：自谓受任总统以来，“以振导和平为职志”，而张作霖乘东南多事，“为扰乱中原之计”，破坏国家统一大局，致生民涂炭，故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并宣称：“军队经过地方，所有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并著一体妥为保护，毋任惊扰”，“务期边乱弭平，国基奠定”[34]259。

任何人在研读各方电报之后都会发现，在传统历史书写中暴虐无人性且大多近乎文盲的军阀，攻击对方的电报居然都是义薄云天，充满正义感和人文气质。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主张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军、呼吁国家统一等主张，毫无例外地成为军阀“电报战”的主题。

美国学者白鲁徇(Lucian W.Pye)曾对当时督军之间相互攻击的300份(或次，下同)通电、公共演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统计分析，发现没有一份为军人干政辩护，而呼吁道德规范的有30份、拥护民主共和的有37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19份、反对专制独裁的有26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11份、呼吁文官政治的有10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32份、要求废督裁军的有27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38份、主张建立法律秩序的有37份、主张实践民权的有9份，就类别而言，可以划归“文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现了近300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布告或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了某些属于“文治”的政治主张[28]115-116。

显而易见，军阀之间电报战的内容存在高度同质化的倾向。比如“统一”诉求，为直系和皖系军阀共同拥有，且手段均是付诸武力；两者的区别，很可能只在皖系“武力统一”寻求的是日本的支持，直系“武力统一”寻求的是美、英支持。皖系以日本为靠山固然可能助长日本对华侵略，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嫌疑；但直系联络美、英，在不明欧战之后世界局势变化，不知道美、英代表了战后国际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阵营的一般国人心目中，又何尝没有“勾结美、英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嫌疑”(17)[35]513-514?就中央和地方关系言，直、皖军阀主张“统一”，与之对抗的地方实力派则标榜“地方自治”，双方政治主张也未尝不可兼容。直系控制中央政权期间制定的宪法可以证明这一点。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虽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华民国“永为统一民主国”，但“地方制度”一章将地方分为省、县两级，省得自主制订省宪，惟制宪机关构成须遵照国宪之规定(18)[36]。省作为“地方”，可以自己制定省宪，所设计的“国体”明显属于联邦制范畴，其设计者并未将“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放在绝对对立的位置，已一目了然。

从思想主张或信仰(如果军阀也有信仰的话)上看，军阀标榜的不同信仰也未必对立到需要动用武力来消灭对方的程度。如冯玉祥信仰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将军”；张作霖号称信仰“四民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加上“民德主义”；孙传芳主张“三爱主义”，即“爱国、爱民、爱敌”；吴佩孚信奉“三不主义”，即“不纳妾、不存钱、不入租界”，偏重个人道德与民族主义气节；段祺瑞曾“三造共和”，其政治主张大致可归纳为“共和主义”一路。凡此种种，如果都可以叫做“主义”，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大动干戈、相互杀伐的理由。尤其是孙传芳标榜的“三爱主义”，连敌人也在爱的范围，若真笃信之，就更没有与其他军阀征战的道理。

然而，或许越是因为难以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就越要寻找理由，于是出现军阀战争期间“文斗”甚于“武斗”的局面。杨荫杭对军阀之间的电报战有独到的观察和评价。他说：“五代时有武人，谓安邦定国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而孰知今之武人，并不能用长枪大剑，而喜用毛锥。……今人回忆直皖之战，当时直将诸檄文，多可歌可泣也。”[37]295又说：“中国人更有一种天才，善拟电报。此种天才，盖自民国建设后发挥而出。悲观者或叹今日道德扫地，拟之于五季。然观诸部、诸人物所发电报，则皆足以见其道德之高尚与爱国之苦心，国人读之，未有不感激涕零者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38]126

杨氏的评价略带挖苦意味，但指陈军阀尚文，则是事实。从研究立场看，军阀尚文(至少是做出文的姿态)，也许正是战争有文的因素节制，因而战场伤亡及战争损失缩小，战争场面以正常军事眼光观察显得“另类”的一大原因所在。而杨论句末“民国生色矣”，亦从一独特角度，反衬出国内学界对军阀之间“电报战”的研究及与此相关的军阀思想及行为方式认识的不足。

五 余论

北洋时期，权势重心失却，国家陷于分裂，而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与日俱增。内忧外患背景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就内涵而言，“统一”是要建立国家权势重心，结束分裂割据状况。胡政之说：“吾曹日日所希望者，国家有中心势力与中心人物，足以戢野心家之封建思想，而导政治于宪政轨道。今则举国迨成一盘散沙之势，中心人物既渺不可得，中心势力亦破坏分裂不可收拾。……使中心势力长此破坏，中心人物长此缺乏，则国家终于无可救治，呶呶于和战之辩，又何益哉!”[39]577在此形势下，皖、直两派军阀旨在推进“统一”的战争，尽管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却不尽在人们抵制之列。杨荫杭曾表示，如果段祺瑞“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40]17。对于直系旨在推进“统一”的直奉战争，也有不少国人持支持态度。据1922年5月9日胡适日记记载，丁文江甚至把这次战争上升到“文野之争”高度，把吴佩孚获胜看做是文明的胜利而由衷庆幸，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之叹[41]663。对于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也有不少人深感惋惜。康有为在直系因冯玉祥倒戈而败后，一病数月，他在给吴的信中说自己“生平伤心过于戊戌，以公败为仆病”，对于具有亲日倾向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后的政治举措，康氏“徒呼奈何”，而寄希望于吴能东山再起[42]1116。

然而，直、皖两系军阀推进“统一”的战争，最终都遭遇失败。个中原因，通常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两次国际和平会议对“和平主义”的鼓吹有关。1922年12月31日，新的一年即将来临，胡适在《新年的旧话》中表示：“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43]106胡适所言，道明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新趋势。受此影响，曾为国人崇尚的“武力”不再被认为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选项，“和平统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标，中国国内“废督裁军”呼声由是高涨。在此形势下，“统一”政治目标的“正义性”被“武力”手段的“不合理性”所掩盖。皖、直军阀所进行的标榜“统一”的战争，开始面临众多内外因素制约，致使双方在策划战争时，属于军事的战略战术考量较少，属于非军事的政治宣传偏多，在战争实际进行中亦顾虑重重，不为已甚。这是皖、直两系军阀“武力统一”战争呈现出十分“另类”的形态并最终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稍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走的仍是“武力统一”路线，却取得成功。似乎又反证了即便在当时的语境下，皖、直军阀标榜“武力统一”，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路线选择。事实上，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先后战胜皖系和奉系，已取得“武力统一”的阶段性成功，说明直系最终失败的原因尚不能单纯从“和平主义”对“武力统一”路线的制约上去寻找。

直接原因仍在军事上。稍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导致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失败的军事原因在于，标榜“武力统一”的军阀，其“武力”本身就未能“统一”。以直系为例，其力量看似强大，内部却有津、保、洛之分，尤为严重的是冯玉祥与吴佩孚对立。这与当时军人普遍谈政治的风气有关。军人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北洋时期，军阀头脑中却少有这样的观念。当是之时，思想政治多元，人人都谈政治，军人也卷入政治之中。白坚武说：“乱世师长以下可以不通政治”，“师长以上则应具政治之常识及其方略，不然则(无)自立之道。有时以善因而得恶果，更无从言报国之一途矣”[44]443。军人懂政治当然无不可，但公开谈政治则无异对政治实施干预，这与军人不能干政的现代政治原则明显冲突。由于不同军人所谈政治不尽相同，于是导致因政治主张多元，同系军人内部出现“异类”的情况。就直系而言，最大的“异类”莫过于冯玉祥。冯氏作为军人，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侈谈政治，居曹思汉，倾向苏俄，因与据称受到美国支持的曹、吴发生矛盾，遂策划政变，致全局瓦解。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历史表明，直系之败，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内部分裂即“武力”本身不能“统一”所致(19)[45]367。

对于皖、直军阀的“武力统一”，杨荫杭曾写过一篇题为《统一之奇谈》的文章，称：北洋时期，北方主张武力统一，南方主张北伐，也要求统一；但“北方之咎，不在亟求统一，而在北方不能自行统一，反欲统一南北”，而“南方之咎，不在不苟求统一，而在南方不能自行统一，反自以为操纵南北统一之权”[46][47]137。杨氏说的南北自身不能统一，包括自身武力不能统一，号令歧出；“武力”自身不能“统一”，则“武力统一”不啻梦呓。杨氏所言，提供了对北洋历史独具慧眼的观察，从军事立场击中了皖、直军阀“武力统一”的要害。

注释：

①杨氏认为，当时之时局，略似春秋战国时之分裂，而相对其学术盛而人才众，优劣立判；略似三国之分裂，而三国尚能各自统一，亦远不及；略似南北朝之分裂，而西南同派更自相仇视，并非六朝之比，北方同派亦自相仇视，尚非元魏之比；略似五代之分裂，而五代所失不过燕云十六州，今之所失，将子子孙孙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杨荫杭《今之时局》(1920年6月7日)，杨荫杭著《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②周鲠生《时局之根本的解决》，《太平洋》，1923年第2期。《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认为，在旧有王朝制度被推翻的民初，军权成为决定国家政治更重要的因素，但问题关键不在军权膨胀，而在“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参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③比如有关四川军阀混战的记载，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大小不同的战争多达478次，破坏巨大。但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却基本没有提到四川的战争，可见其重要性及影响均在可以被文氏忽略的地步，也说明有关四川军阀战争的数据有可能被夸大。

④据称：“直奉双方关于陆军之战斗，各以10余万大军分成3路，互相对垒。同时因地势与战略之关系，两方又出动其海军，并策划空中飞机战”，直军仅在秦皇岛就有舰艇6艘，运输舰20艘，还有外国舰艇及驱逐舰20艘，只是奉军飞机稍占优势，可以弥补海军的不足。不仅如此，奉军更有蒙古骑兵支持。参见：《吴佩孚战败始末》，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16-919页。

⑤参见：白坚武《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1924年10月19日记载，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952页。《甲子直奉战史》说，其中交战激烈的九门口、山海关攻守之战，奉军二、六两旅共一万六千人，战后查点，每旅只有六七百人，死伤可谓众矣。因未言逃亡数，无法采纳。参见：上海宏文图书馆编《甲子奉直战史》，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898页。

⑥由于资料有限，加之兵不厌诈，战事宣传大多夸大其词，本文基于“历史记录”(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战争双方的宣传)所作统计很可能与实际伤亡数字有一定距离；另外，战争打响后，战场甚多，殊难全数统计，本文统计数反映的是主战场的伤亡，特此说明。

⑦战争期间的虚假宣传比比皆是，以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例，战前直系被认为拥有37万军队，实力雄厚，但是实际能够调动的军队人数只有13万，伤亡人数当然也会相应大打折扣。参见：Wou Odoric Y.K.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78.p.81.

⑧克劳塞维茨特别强调指出：“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到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参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

⑨毛泽东指出：“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1页。

⑩杨氏举例说：“近者粤、桂之役，人皆曰陈炯明胜；湘、鄂之役，人皆曰吴佩孚胜。然此所谓胜，亦破城得地之谓也。就物质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敌人，势力固未稍灭。就德义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制造敌人势力之机会，此实不得谓之胜。”参见：杨荫杭《胜》(1921年9月2日)，杨荫杭著《老圃遗文辑》，第403页。

(11)皖军“重仁义”不仅表现在不愿轻易动用先进武器上，而且表现在处理与敌军将领的私交上。皖军作战计划，由吴光新一军会同西北军夹攻郑州，以击直军之背，而绝其后路接济。但吴率部路经武汉，因与鄂督王占元有“八拜交”，遂应邀赴署相叙，结果一去就被羁押，吴军缴械，直军遂无后顾之忧。可见，吴光新注重私交，是皖军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

(12)冯玉祥说，吴佩孚要其在河南为拟议中的统一战争筹款，他明确表示拒绝，接到拒绝电文，吴佩孚“更把我恨之入骨”，认为“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前夕，冯玉祥曾明确对其身边人说：“吴佩孚为要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至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反叛决心，已然下定。

(13)白坚武评价此事时认为，当冯与吴势成水火之时，“吴意令冯援闽，而曹竟令入拱京师，检阅使令下，一师三混成旅之编制匆卒即为之成立。初利用之以驱黎，继欲拥之以自卫，神志昏迷，是非颠倒，不待十三年之倒戈而已知其将败矣”。参见：杜春和等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6-497页。

(14)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26页中还有对军阀尽全力打电报战的讽刺文字。

(15)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参见：鲍威尔著《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页)。另外，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W.Pye)就注意到，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在议会控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的努力的正当性”(参见：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Praeger Publishers,Inc.,1971.p.124)。

(16)张作霖第二次通电曰：“国家不幸，兵祸频仍，……曹吴迭次称兵，毒痛海内，视国家为私产，以民命为牺牲，玩视天灾，摧残自治。义愤所激，万口同声。作霖同属国民，敢忘匹夫之责，出师声讨，不后仁人。”参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888页。

(17)孙铎指出：“当吴佩孚的走狗杨森进攻四川时，对人民宣言他是为统一而战，是为实践华盛顿会议的列强的要求而战。华盛顿会议以吴佩孚为能实行他们要求的人，所以杨森就这样宣言说吴佩孚是代表华盛顿会议列强的。这个宣言完全表示吴佩孚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实现之人。……因为吴佩孚有这样大的武力和组织力，他更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仇敌。”

(18)见该宪法第124条至135条之规定。

(19)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的冯玉祥战前曾对人说：“中国直鲁豫就不能统一，何况全国呢?”所谓直鲁豫不能统一，是说直系在自己的地盘内就不能统一，故缺乏统一全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