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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 田丰:社会结构研究40年: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探索

更新时间:2019-05-07 09:08:48
作者: 刘欣   田丰  
折晓叶等(1995)基于100种职业的声望对五类职业群体的地位进行了排序。仇立平(2001)认为,职业声望是社会阶层划分的核心指标,据职业声望得分,划分了城市社会的五个阶层:以领导干部为主的、以办事员或职员为主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以商业人员为主的、以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李春玲(2005)据抽样调查资料,计算了81种职业声望、161种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她还进一步据职业声望得分划分了7个声望等级,据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划分了5个地位阶层。

  

   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以职业、教育和收入为依据,采用多元标准进行阶层划分。比如,张翼等据“职业声望”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占该职业的百分比”的乘积作为分层指数,划分了6个阶层(14)。李强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构造了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以此进行阶层划分。他把教育、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地位都分别分成7个等级并赋值1-7分,把分值加总后得出7个阶层,最上层(21分)、上层(18-20分)、中上层(15-17分)、中层(12-14分)、中下层(9-13分)、下层(6-8分)、最下层(3-5分)。李强还以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分析“五普”人口调查数据,把中国的阶层结构描述为倒“丁字形”结构(15)。还有些学者采用了多元标准,如李培林等(2008)把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综合起来界定中产阶级,认为在三个指标上都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人群属于“核心中产阶级”,其中两个指标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群属于“半核心中产阶级”,只有一个指标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群属于“边缘中产阶级”。

  

   除职业外,还有一些学者还把消费水平作为分层标准。比如,李培林、张翼据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额/消费总额)的大小把中国城市家庭划分为7个消费阶层:最富阶层(恩格尔系数0.29以下)、富裕阶层(0.30-0.39)、中上阶层(0.40-0.49)、中间阶层(0.50-0.59)、中下阶层(0.60-0.69)、贫困阶层(0.70-0.79)、最贫困阶层(0.80及以上)(16)。李春玲根据14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构造了一个家庭耐用品指数,进而据这一指数区分了5个消费阶层(17)。

  

   3.重返关系性模型分析中国社会结构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2000年初期开始,学界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探讨有一种重返关系性模型的趋势。新的关系性阶级阶层模型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冲突论思路不同,它并不强调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因阶级阶层分化而造成的资源、利益和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或资源如此分配的原因(李路路等,2012、2016)。郑杭生认为,阶层是社会中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应该主要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入手去了解阶层差别。他所划分的社会阶层,就是一个包含了多重资源占有与分配关系的分析框架:管理阶层(包括企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高级、中级和低级技术人员),办事员阶层(一般性的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工人阶层(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以及下岗职工),自雇佣者阶层(从事职业不受雇于他人),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他阶层(未能确切区分的阶层)(18)。

  

   关系性阶级阶层分析模式的重点在于揭示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关系,强调以社会关系来确定人们的阶级阶层地位,将阶级阶层地位视为由社会关系界定的结构性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19)。在根据什么来确定人们之间的阶层关系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分别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20)和新韦伯论的阶级理论(21)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剥削看作阶级关系的实质,通过对生产组织中社会关系的考察进行阶级分析。人们在生产组织中因对经济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的控制权不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有着不同的控制权,进而对劳动剩余有着不同的攫取权利并表现为收入不平等。新韦伯论者继承了韦伯视阶级关系为支配关系的基本思路,把人们在企业组织中的雇佣关系、在市场中的交换关系看作支配关系,并把揭示这样的支配关系如何导致人们生活机遇差异看作阶级分析的核心议题。社会成员因占有不同的资产,包括经济的、组织的、专业技能及人力的资产,而在市场交换中有着不同的市场处境、在企业组织中有着不同的工作处境。即在中国社会学者进行阶级阶层分析时,上述两种理论观点都有所体现。比如,陆学艺(2002)及团队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就是在改造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春玲、张翼等的研究则借用了赖特的分析框架(22)。林宗弘等(2018)则试图借制度分析来扩展赖特的框架,以使之适用于中国社会。李路路等(2012)构造的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的权威阶层分类图示,可以看作是对韦伯—新韦伯论的发展。

  

二、基于中国制度安排的阶级阶层分析框架


   无论是通过改造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框架还是新韦伯论的阶级框架来呈现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都还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制度条件的约束。过去十余年间,国内学者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阶层分析时,试图基于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提出更具适用性的阶级阶层分析框架。

  

   陆学艺(2002)及其团队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框架。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表现为职业分化,在这种分化中,中国的一些制度安排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他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出了十大社会阶层,并进一步把这十大阶层,归并成五大社会等级。

  

   刘欣整合支配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构造了一个由17个阶层位置、5个或6个阶层构成的分析框架(23)。他在新近的研究中,又对这一框架进行了修正,由16个阶层位置、7个阶层构成。他把转型社会的产权制度分析与支配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建构阶层框架,他认为,“嵌入在国家政治结构之中的产权(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连同这些制度所派生的次级制度,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与政治结构和产权制度相适应,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是两种主要的协调机制。协调机制规定着组织、个体之间的支配关系;在行政协调中表现为权威型支配关系,在市场协调中则表现为市场型支配关系。支配权大小不同的结构性地位,即阶层地位。同时,由于阶层关系以产权制度为基础,而产权制度规定了对经营收入的支配关系,因此,阶层地位又与特定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相互间表现为收入分配关系。在市场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人力资本、土地、经济资本、企业家才能的相应收益是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在权威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生产要素通过非市场交易结合产生租金,产权控制者拥有对租金的支配权。无论是在哪种支配类型的阶层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在收入分配上都有可能居于优势地位。因此,错综复杂的制度安排,使转型社会的阶层关系呈现出支配二元性和权益双重性。”他首先按是否拥有公共权力,将社会位置划分为“有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无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行政事务位置”。其次,对有公共权力的位置,又按对公有资产有无直接控制权分为党政事业领导位置和公有(控股)企业领导位置,对每类位置进一步据职务高低分成两层。最后,对无公共权力的位置,据市场权力的来源和大小进一步分类:民营企业家、小业主和自雇者,私营经理、部门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民视为与小业主和个体自雇者身份相同的阶层。他由此区分出了16个阶层位置,并进一步按在权威型支配关系或市场型支配关系中的权力大小归类(24)。

  

   李路路等(2016,2010)在韦伯—新韦伯论的权力—支配分析范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权力和权威,特别是工作组织的权威为基础的阶层结构体系的分析框架,他们称之为“权威阶层框架”或“权威阶级图式”。他们把权力关系界定为工作组织权威关系,而把市场处境、新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中的资产控制权,都整合进了一个权威关系的逻辑框架之中,通过对权力大小的直接测量,揭示了不同阶层地位的特征,并试图在权力单一维度上对阶级阶层划分保持理论逻辑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基于财产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权力地位和权力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种权力关系确定的三种基本雇佣地位,即雇主、雇员、自雇佣者,构成了当代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位置。对雇员,则主要据其在工作组织内部权威体系中的地位确定其阶级阶层地位。在工作组织内部,雇员因权威关系不同而占据不同的支配和服从位置,以体力非体力、是否拥有下属、决策权大小、对自身工作的控制权作为具体指标。由此,他们构造了一个由10个阶级阶层类别构成的分析框架。

  

   林宗弘等(2010)据中国转型社会的制度环境,扩展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权概念,在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由10个阶级构成的框架。他们认为,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度是决定阶级位置的核心制度。户籍制度是对劳动力所有权的限制,单位制决定组织资产的配置,而干部身份则是对生产现场技术与权威的身份界定和对私有产权保障的重建。他们区分了改革前社会主义体系下的6类阶级位置:农民及农村干部、集体单位工人及干部、国有单位工人及干部;区分了改革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4类阶级位置:无产阶级(无资本/无技术或权威)、新中产阶级(私有部门经理人与专家,无资本/有技术或权威)、小资产阶级或个体户(有资本/无技术无权威)和私人资本家(有资本/有技术或权威)。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结合中国现实制度背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探讨问题。比如,沈原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制度背景下,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确立工人阶级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的中心地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理论,为转型期农民工和原有国企工人如何形成、再形成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对理解阶级关系的实质,都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25)。仇立平则主张,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要重回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他据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四种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划分出四个阶级: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管理者阶级(26)。

  

三、关于中国转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的一些判断


   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的描述和判断。

  

1.基于阶梯性模型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做出的判断 李强以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为依的倒“丁字型”阶层结构。他对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资料中16-64岁人口职业的ISEI得分的分析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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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3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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