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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预见没落

——托马斯·W·哈兹利特采访F.A.哈耶克

更新时间:2019-05-05 23:23:26
作者: 哈耶克  
并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从而使其他国家也有兴趣模仿它。我想,那些对他们的制度很自豪的人,永远都不会真心实意地想去改变他们的制度。改革可能会从比如说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肇始,因为它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它倒是有可能搞出一套明智的制度。我不是说西班牙确实有这种迹象,我只是举个例子。新制度可能会取得成功,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毕竟还存在着比我们自己更好的政府组织模式。

  

   《理性》:你开出的治理通货膨胀的处方是,货币政策追求的目标应当是维持币值的稳定。是否有必要让政治人物来管理货币供应?市场力量难道就不能逐渐调整以纠正渐进的通货紧缩?

  

   哈耶克:是的,市场力量偶尔可以做到这一点。问题是,金本位制会抢了政治人物的饭碗。我们现在哪怕只是实行名义上的金本位制,它也无法运转,因为人们不愿意再按那种游戏规则玩了。金本位制所需要的游戏规则是,如果你的贸易平衡很糟糕,你就只能收缩你的通货。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对金本位制敬而远之。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恢复金本位制,不出半年,就会有国家又拋弃它,用不了三年,金本位制就会再次从整个世界销声匿迹。

  

   从根本上说,金本位乃是建立在某种非理性的迷信之上的。只有人们相信,没有救世主,只有金本位,金本位才能运转。人们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幻想或者说迷信。现在,我们再也不可能成功地实行金本位制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思考其他办法。

  

   《理性》:你曾经多次提出建立某种商品准备货币制度(a commodity-reserve monetary system),并鼓吹货币供应方面的竞争。对于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来说,这是一种可行的改革方案吗?

  

   哈耶克:是的。我确信,商品准备制度的想法是很好的,但在实践中,却无法操作。试图不断积聚大量商品存货以作为通货准备,这种事情太复杂了,根本不可行,没人可以做到。

  

   于是我得出结论:除非你对发行货币的政府施加某种约束,否则它就没有兴趣保持它发行的货币的稳定,因此,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商品,在货币不稳定的时候确实可以兑换。但如果你把货币发行权交给企业,他们的生意的成败取决于他们是否保持他们发行的货币的稳定,那么,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倚靠他们用商品偿付我们的债权:这有赖于下面的事实:他们必须控制其货币的发行量,这样公众才会因为他们的货币比较稳定而接受他们的货币。这比别的办法都要好。

  

   《理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处方使现代福利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几近完美的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可以从哪个点着手打破这种利益联盟?如何从政治上打败凯恩斯主义?

  

   哈耶克:我觉得应该从凯恩斯自己着手。1920年代,凯恩斯对再次使工资实现灵活不抱希望了,他的结论是,说我们必须接受工资的现状,而调整货币政策以适应既成的工资结构。当然,这就会使他不得不说,“我不想限制使用货币政策,因为我得让货币政策适应某种已经摆在那里的形势。”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不管什么时候,如果工会组织知道,必须承担政府纠正工会政策的后果的义务,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中。工会推升工资,而政府被迫印制钞票以在这样的工资水平上维持就业,于是我们就陷入通货膨胀恶性循环。而这一切本来只是凯恩斯短期的权宜考虑——对工资刚性,我们不能去碰。

  

   事实上,1920年代,英国已经接近于成功地解决了工资刚性问题。非常痛苦的、无助的通货紧缩过程到1920年代末已经接近于克服工资刚性。就在这时,他们却担心起长期失业。我觉得,如果他们再坚持一两年,他们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理性》:跟你一起荣获1974年诺贝尔奖的冈纳·缪尔达尔(Gurniai Myrdal)最近发表一篇文章,鼓吹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明显地是发泄对你和弗里德曼获奖的不满。他最著名的论断是,他提到你缺乏社会关怀,尤其是说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认识论问题。”

  

   这种看法实在惊人,因为你就认识论问题(经济学领域或其他领域),撰写了大量著作,而且你的诺贝尔奖演讲集中谈的就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而当时缪尔达尔就在场。缪尔达尔的荒唐说法是出于无知,还是怨恨?这是不是整个欧洲学术环境的一种典型反映?

  

   哈耶克:不,这显然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即使是在经济学圈子中,这种知识上的傲慢也是罕见的。缪尔达尔在凯恩斯本人成名之前就提出了那些看法。他关于货币学说、价值等等问题的著作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他对这一问题有独到的看法,而我认为,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的著作现在根本不会再版,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理性》:那么,缪尔达尔不是个典型?总的来说,欧洲的思想和学术环境难道不是更加敌视你的理念?

  

   哈耶克:啊,对缪尔达尔更敌视,当然有了。当然,年轻一代对我的看法已经友善多了。我想说,在某种意义上,最大的问题是方法论问题,而不是缪尔达尔的思想。我相信,经济学和一般而言的研究复杂现象的科学,包括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不能像处理简单现象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那样建立模型。

  

   当我把物理学称为简单现象时,不要惊讶。我的意思是说,解释物理现象时,你要用的理论只包括很少的变量。你只要看一下随便哪本物理学教科书附录里的方程式,就能明白这一点,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个表示物理学定理的方程式,变量都不超出两三个。

  

   你不可能用只包含两三个变量的理论来解释随便某个社会生活现象。其结果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可以有效地预测具体现象的理论,因为你必须把那么多你根本无从得知的变量填入方程式中。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可能性要比物理学中有限得多。

  

   然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却对此很不满足。他们想搞出一门科学,其对社会现象的预测与物理学中一样精确,也有同样的控制力。哪怕是在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这点后,他们也会说,“我们必须再努力一把,最终一定能够找到这个方程。”我们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我们想要达到完全控制社会事态的目的,就好像我们在物理学中要完全控制物理现象—样。假如他们真的创造出一个由群体的集体意志指导的社会,那么,知识的进步就走到头了。因为那时不可能再利用我们的社会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广泛分散的知识,这些知识只存在于某种你根本无法用理智来把握的复杂的过程中。

  

   《理性》:1947年,你创建了一个坚持自由市场的学者的国际性组织,朝圣山学社,对其进步你是否感到欣慰?

  

   哈耶克:啊,是的。我是说,它的主要目的总的来说已经实现了。当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注意到,我们大家都觉得,真正的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接受当时时髦的理论。于是,我把具有不同兴趣的人们聚集到一起。随便某个时候,假如我们中有个说,“啊,同意——不过,在卡特尔问题上,我们需要政府管制,”这时就会有另一位说,“不,不,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就这样发展出了一种一致的思想理论,成为了某种国际性的交流圈子。

  

   《理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去年有一期特别策划的封面故事,采访了八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社会科学家,其中也有你,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民主已经死了吗?”我发现最有趣的是,几位思想家似乎都引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段落指出,当前的危机正是福利国家过多干涉从前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的结果。你是否觉得这一论点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支持?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现在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理解自由与官僚制之间的根本冲突?

  

   哈耶克:毫无疑问,是的。这种观念正在传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无法确定有多少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这种观念。与25年前比较一下,当时我们只是在少数国家孤军奋战,而今天,我到过的国家,一二十个人在传播自由主义。不过,在舆论人物中还是只有很少人信奉自由主义,有时,我对此非常失望。两周前我到纽约的布伦塔诺(Brentano)书店逛了一个下午,当我看到绝大多数人在读的书时,我非常失望,似乎令人绝望,就好像你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理性》:你最近高举起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火炬,它是从门格尔到庞巴威克到米塞斯到你本人所体现的一个伟大传统。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哈耶克:根本的一点,芝加哥学派主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问题。他们试图用总量和平均量概念来分析问题,比如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我觉得,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是很有用的,甚至能给人们很深的印象。

  

   就说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吧。40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强烈反对数量理论,因为这种方法太粗略了,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只能祈求上帝,希望公众永远不会相信那些理论。因为它太吸引人了,简单的方程式,很容易理解。我很遗憾,弗里德曼那样具有的才智出众的人竟然把它看成是一切,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工具来利用。所以,归根到底,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论上的。

  

   弗里德曼是实证主义者,他相信,任何东西只有是经验上可以验证的才能进入科学研究范围。我的看法则是,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已经够详尽的了,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形成秩序。我们不再需要太多新信息了,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统计信息不会使我们更聪明,除非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特定时刻的特定情势的信息,但从理论上讲,我相信统计研究做不到这一点。

  

   《理性》:你曾经指出过,人们之所以接受凯恩斯主义对失业的解释而抛弃古典理论的解释,主要是因为前者可以从统计上验证而后者却不能。

  

   哈耶克:从这一点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点,要多于我与他们两派的共同点。

  

   《理性》:你曾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仪式上碰到过索尔仁尼琴。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哈耶克:我相信我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的作品很感人,他本人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但我却没有机会与他交谈,因为他来自俄国,他跟人进行口头交谈的能力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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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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