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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

更新时间:2019-05-05 23:10:34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斯巴达传统就是寡头政治的传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审判台上的雅典》,其副标题点出了要害所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反民主传统”。现代民主往往声称是雅典民主的继承者,该书作者对此有一个比喻很形象:这就好比通过军事政变篡夺权位的罗马皇帝自称属于前任家族一样无耻。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是《与群众对着干》,副标题是“法国革命以来形形色色的反民主思潮”,可见即使到近现代,在欧美,反民主的思潮依然此起彼伏。

   现在有些人会把什么美国革命也罢,法国革命也罢,说成是现代民主的起点。但是,如果看一看美国革命时期的文献,美国立国时期的文献,就会发现,在革命前,美国几乎从未有过关于民主的争论;在革命过程中,其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共和。读读美国《宪法》就很清楚,在这部《宪法》中,民主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根本就不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他们害怕民众,害怕民主。法国革命也是一样,革命以前,几乎很少有关于民主的讨论,讨论的主要是君主制好,还是贵族制好,但是倾向于民主的这种讨论几乎没有。法国革命的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历史很长,原本与民主毫无关系。丹麦民主史专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的看法十分到位:雅典民主对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两场革命(包括英国激进党人)更多受到来自古罗马的影响。

   下面这张图告诉我们,在整个19世纪,欧美的精英们对民主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张图依据的数据来自谷歌。谷歌已经收集并扫描了大约3千万册图书,其中英文书居多。现在可以利用一个搜索工具,查看在这3千万册图书里边,一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这张图显示,从1800年,也就是19世纪的开端算起,一直到1900年,民主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之少,几乎没有太大的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世纪,“众生”、“群氓”、“乌合之众”、“多数暴政”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民主。民主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真正增长,要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战争时期,要靠普通老百姓的子弟上战场,要靠普通妇女填补士兵留下的工作岗位。因此,战时不得不给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权利。进入20世纪以后,对民众的恐惧似乎缓解了一些,前面提到的那些用词出现频率下滑,这是因为统治精英阶层已经找到了控制民众的方式,即所谓代议制。恐惧减退后,民主这个词才有更多的人开始使用。

对民众的恐惧与对民主的兴趣

   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西方对民主的疑虑还是非常深的。我这里不举具体的例证,而是引述几位当时观察者的看法。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EmileFaguet, 1847-1916)抱怨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位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几乎同时,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 1858—1932)在1908年写道:“乍一看,[在欧美各国]有关最佳政体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结果,现在受青睐的是代议民主”,但是“在那些全心全意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看来都对这种体制感到困惑与失望”。1913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 Bon, 1841-1931)仍认为“从柏拉图到如今,从未有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替大众民主进行辩护”。

   我还可以列举更多类似的观察,但上面三位的观察已经足矣。至少到一战之前,至少在精英阶层,民主在欧美还是被看作一种坏东西。当然,民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运动对民主的态度完全不同。这里让我再一次引证丹麦学者摩根斯·汉森,因为他的这句话写得很富有诗意,非常形象。他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就是一个睡美人,但她并不是沉睡了百年,而是沉睡了足足2000年;唤醒她的也不是爱慕她的王子之吻。当她苏醒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都认为她不可行。当时,在人们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在欧洲,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民主女神才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以上讨论的是第一阶段,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民主一直被看作坏东西。这种情况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进入第二阶段,其标志是“民主”变成了好东西。注意,这里的民主我打了一个引号。也许不少人会有疑问,臭名昭著了几千年的坏东西怎么可能变成好东西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此“民主”已非彼民主。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要让坏东西变成好东西,首先要对原来那个不中意的坏东西进行改造。当然,对已经流传呢2000多年的一套思想、体制进行改造并非易事。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的最后一章进行粗线条的梳理,改造的过程大概经历了150年,从1800年到1945年前后。在此期间,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试图用各种方式对民主进行改造。只有当它改造完成以后,被改造的“民主”已经变成让他们心安的民主时,他们才会改口说,这是一个好东西。

   对民主的改造大概是个三部曲,我这套书的第二本《选举与民主的变异》会非常详细地把这个三部曲描述出来。第一步是对民主污名化,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说得一钱不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文献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诸如此类的表述:“虚假的民主”、“古代的民主”、“纯粹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这些表述都不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是那时的人们发明的,在此之前很少有这样的表述。这类表述的潜台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以前,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是个坏东西;但是现在,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说要民主,我不便再公开说它是个坏东西,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污名化,在民主前边加上个负面的形容词:“虚假的”、“古代的”、“纯粹的”、“直接的”、“简单的”,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把原本与民主毫不相干的东西与民主挂起钩来,这实际上是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带引号的民主来。比如有一个词叫人民主权,它听起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词,毕竟它强调主权属于人民。直至今天,很多人还会用人民主权这个说法。但是当你把这个提法放回它出现的那个历史时段,就会发现,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已经把另外一样东西去掉了,即人民的治权。以前讲主权时,它与治权是密不可分的;说到人民主权也意味着人民治权;拥有主权的人民应该同时享有治权。到那个时代,单单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暗含的意思是:主权归人民,但是对不起,治权归别人。所以,人民主权这个东西提出来,是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有它历史退步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把人民主权跟民主连起来,就产生了代议民主。代议(representation)这种东西早就存在,此前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以前跟民主没有任何关系。这时把代议嫁接到民主上,其结果是治权依然贵精英的代议民主。“宪政”、“自由”也是在这个时段开始与民主挂上了钩,而宪政、自由本是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东西。我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带修饰词的民主》,说的是,把代议、宪政、自由作为民主的修饰词,实际上为的是用修饰词限定民主这个名词,改变它的原义、它的内涵。这是第二步,大概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步是为改造后的、带引号的民主正名,给它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逐步被叫开来。在此以前,早就有“代议政府”的说法,但“代议”还没有与“民主”挂钩。开始说“代议民主”时,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东西。这种新东西被人叫做“真正的民主”,仿佛以前的民主都是虚假的民主。它也被人叫做“现代民主”,言下之意是,以前的民主只能叫“古代民主”,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落伍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造后的民主是“间接民主”,与此前那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直接的民主形成对比。

   这么一个三部曲,大概花费了150年的时间。它既是破的过程,也是立的过程。“立”就是要重新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民主”理论,它叫“民主”,却是一直去势的民主、无害的民主,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安全的民主。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参与到新“民主”理论的建构工作中,包括勒庞(1841—1931)、莫伊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1854—1921)、韦伯(1864—1920)、帕累托(1848—1923)、莫斯卡(1858—1941)、米歇尔斯(1876—1936,韦伯的学生)等。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乌合之众》、《民主与政党组织》、《寡头政治铁律》、《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民主的转型》。这些著作试图告诉人们,普通老百姓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无论你怎么搞政治,最后实际上还得精英来统治。这些书有些已经译成中文,但也有一些别说中译本,连英文译本也不容易找。例如帕累托的《民主的转型》。中国人对帕累托的了解主要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其实他到晚年,大量的时间花在考虑政治问题上;后来他被墨索尼里正式认可,导致其声名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后来的政治研究这一块,被今天的人了解的比较少一点点。

   在所有对民主理论重新建构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即熊彼特。二战在欧美是从1941年开始的,次年熊彼特他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原来原义上的民主说成毫无意义,把不民主的说成是“民主的”。首先,他对所谓“古典民主”(包括18世纪以后出现的一些代议民主理论)釜底抽薪,断言:1)整体的“人民”并不存在;2)即使“人民”存在,他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3)即使“人民”有这种主张,他们也无法确保自己挑选出来的“代议士”会贯彻这种主张。如此一来,民主理念被贬得一文不值,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赋予全体人民变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笔抹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后,熊彼特拿出了“民主的另一种理论”。按照这种新理论,民主无非是一种选取领导人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策权的人”;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除了隔几年投一次票外,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付之阙如。很明显,熊彼特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来自韦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20世纪以前,无论是拥护精英统治(贵族统治)的人,还是反对精英统治的人,都不会把它与民主画上等号,熊彼特却告诉人们,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就是民主。这是对民主理念的彻底颠覆!后世学者把熊彼特的理论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最低限度民主理论”或“选举民主理论”。战后,由欧美国家推广到全球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最低限度的民主。

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补,进一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包括我比较熟悉的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大家知道,达尔1956年出版了影响极大的《民主理论的前言》,1961年以耶鲁大学所在地新港(NewHaven)为案例写出《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1971年又写出《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这些著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只要多元,就是民主。这与民主原义相去甚远。好在达尔有反思能力,70岁时写出《经济民主的前言》扩展了运用民主的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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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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