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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粤港澳大湾区:中华复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验证

更新时间:2019-05-05 00:16:17
作者: 王平  
无论当年的设立特区,还是率先进行的土地拍卖,都是通过对当时制度与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才得以实现的,突破与创新堪称深圳立足之根本、发展之精神。应该说,对各种有利于发展的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是深圳奇迹的重要基石。

   广州曾经是清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乃是中国大陆长期“华洋杂处”的地方,历史上就非常容易接触外来制度和模式,也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著名大城。珠三角作为最早大量接纳港澳台及海外投资的区域,长期接触港台文化,对港台文化及海外文化不仅不陌生,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纳并部分地内化为本地文化。港澳居民以广东人所占比例最大,经常性的返乡寻亲访友,使得很多港澳居民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相当熟悉。这个地区的民众经过长期的接触、合作、磨合甚至争执,对于不同制度与模式的共存发展习以为常,对外来的优胜之处明显比其他非特区的地方,具有更强的适应与吸纳能力。

   放眼世界,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多种制度、模式、法系法域和文化直接碰撞、磨合、交融。而在这种直接的碰撞、磨合、交融过程中,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或更大的目标相互理解、妥协、忍让、权变就必然发生,形成新的共生模式也就成为必然。从这个角度讲,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比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更具有融合创新型模式的基因。

   2000年底笔者采访《亚洲事务》总编辑法国人贝齐尔,他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包括“概念上无法理解:中国是国家,台湾是地区,其中在主权问题上有关国家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主权与治权不同等等的争辩,对法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这种争议”。⑤但是两岸对此却觉得很正常,港澳民众对这种两岸之间的“复杂”也安之若素:就是心理上对此见怪不怪,也可以说见多识广。从贝齐尔总编辑的观点可以看出,两岸政治制度的复杂程度是西方世界难以理解的。同样,粤港澳大湾区的“复杂”程度也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

   也正是因为必须面对极为复杂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系法域、运作机制、社会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粤港澳大湾区最初的融合可能起步比较艰难,但是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磨合、调适、改革与创新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还是具有内生的巨大能量,当经济生活越来越互相浸润融合,共同发展的巨大成果与辉煌前景,将推动相互之间心态的调适与合作方式的创新。也正如贝齐尔总编辑当时就特别强调的,中国大陆令他感到印象最为深刻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体制与机制创新的能力是很强的:“中国大陆具有很好的自我组织和安排的能力,在机制和体制的改革方面做的很好。这其中,有着对自己的独特思想文化的继承,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一种再生、复兴或者说崛起,这完全归功于自己,关键是不再只是模仿他人或剽窃;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是将古老的一套东西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出现了很好的政经发展趋势。”⑥。

  

   五、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保障中华文明的长期领先与延续

  

   中国历史上就在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方面大有建树,如果没有持续的优选、吸纳与创新,中国不可能在农耕社会长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科层制⑦是组织人类活动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统性的流程和高度组织化的等级制度,对维持秩序、获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败必不可少。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开始实行科层制--秦王朝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同时,吸纳了战国时期各国制度的优点,建立了适应封建统一国家所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三公九卿制度,用以协助皇帝领导与管理全国。科层制在两汉得到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后来逐步进化到通过科举制度从全社会选拔优才,无疑使当时中国的科层制在世界上最为完备、最为合理、最有效率,对当时中国的农耕社会维持必要的秩序、取得最佳的效率、激发社会的活力,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领先世界的科层制是中国在农耕社会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保障,对中国在农耕社会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这种制度有其局限性,但是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非常先进的制度设计,在制度创新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制度与模式而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断改善接近完美才是最为理智与自信的选择。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融合创新”对中国的形成、发展、壮大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不断融合各种优势包括制度与模式优势,才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四大文明中作为唯一不间断传承延续的文明,就是通过不断的优胜劣汰、融合创新才得以经久不衰的。

   积极主动地吸纳当时社会文明的最佳成果可以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历史上的制度与模式融合对中国的逐步发展无疑影响重大,历史上的重大进步往往都与博采众长、吸纳优胜制度与模式有关,这不仅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大勇气以创造大时代。

   就当今而言,作为对世界影响巨大的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与道路实践,使中国远比一般国家拥有更强的博采天下制度与模式之长的自信力与主动性。

   习近平主席是具有大历史观的领导人,“大历史观的不同在于:是将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做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做出一定预测的历史观。也就是依据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待问题的认识方法。基本特点是: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运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⑧而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种大历史观、大自信下的主动行为,正是博大胸怀与恢宏气魄,才使得国家主席选择设立一个用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为世界进行发展模式示范的创新与实践载体。

  

   六、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示范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寻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过程;而制度的变迁与完善,则是这个寻求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都是当时寻求“更优质生活”的制度设计。就当代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追求意识形态以致暴力相向的强烈对峙并非其创建的“初心”,更大成分还是寻求“更优质生活”的尝试与努力。

   就迄今为止的各种已有的社会制度而言,只能说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最能够吸取制度与模式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无疑会激发更大更强的活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功地展示了优选制度与模式的伟大成就。当时富有争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择善而行的优选概念。

   回顾中国内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从1979年设立4个经济特区,1984年确立14个沿海沿江地区开放城市,1986年海南建省并成为特区,1988年进一步扩大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化扩大开放,再到中国大陆稳健发展并逐步实现对曾经“须仰视才见”的众多资本主义强国的超越,中国无疑是一直以探索---示范为基本方式,进行稳步有序的渐进式开放。这不仅避免了全面盲目接受休克疗法的风险,也通过参照示范体的经验教训降低了改革成本。

   或许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历史短暂的国家,难以理解中国对于制度的优选能力。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不间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其实就是在主动与被动中通过不断的制度融合、道路优选、模式吸纳,使文明的精髓坚韧存续至今的。尽管中国因为满清入关在发展模式上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但是经过几代哲人的引领与几代国人的努力探索,用无数生命的代价,回归了吸纳百川的传统,恢复了兼容天下的胸怀,重建了包容并蓄的能力。

   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一度让人们误以为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和欧美式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才能够真正拥有未来;而这种误解,无疑使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胜”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也直接导致这些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对于通过不同的制度与模式获得长足发展的中国,心生妒忌、恐惧与排斥。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并非适应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因为欧美国家通过战争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自己的制度与模式,已经而且还在给一些原本稳定运行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大量涌向欧洲的难民已经激起当地民众的巨大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与国会撕破脸的方式急于兴建边界围墙,就是这种灾难性的后果的反噬。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用事实证明中国选择了最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是一种成功的道路示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主动寻求最为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不能盲目地追随“文化帝国主义”的舆论引导。如果说冷战刚刚结束时“华盛顿共识”独领风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北京共识”已经且正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吸引。而只有广泛地吸取当今人类社会在制度和模式等方面的最佳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并非仅仅为了建立一个经济和军事上雄霸世界的霸主之国,还包含盛唐那种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探索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的王道意愿。日本当年通过大化革新逐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与大规模复制、移植唐朝先进的典章制度有重大关联;日本先后派遣了十九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先进文化。中国盛唐的软实力对日本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影响痕迹至今清晰可见,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含着为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成功示范与道路选择的意涵。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大变局的世界需要选择道路,若有实实在在的榜样则最为稳妥,而粤港澳大湾区就可以提供实证的示范:这里集纳了最不同的政治制度,最多样的经济模式,最复杂的法律体系,大不相同的关税区,最多元的东西方文化。环顾全球,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辖下的一个区域,能够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兼收并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域、多种经济模式。但是正是在这种极端复杂的状态之下,中国如果能够通过和而不同、撷英集粹的方式,通过融合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能够为区内民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就可以用成功实践的范例,在更大区域包括世界范围,发挥重大的影响与示范作用。

  

   七、可为解决台湾问题积累理论与实践的战略储备

  

   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不可绕过的过程。2019年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已经引起两岸四地以及全球的高度关注,表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已经提上日程。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国家统一方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融合发展”的国家统一方法已经推动落实的现状下,对于如何进行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先期准备,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实践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特殊意义。

如前所述,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形态、法律分歧等方面高度复杂,需要在更大的共同利益驱使下通过融合发展,相互认知、相互体谅、相互协助、相互妥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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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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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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