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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五四运动百年祭

更新时间:2019-05-04 23:18:00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既是中国爱国者坚持顽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取得的结果,又由此时此刻世界大局强烈变动所直接导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前面说过,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在长时间内一直苦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可以救中国的真理。这不奇怪,因为那时在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现代国家。中国社会内部,也没有形成足够壮大的新兴社会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向西方寻找真理这种追求抱着强烈的信心,很少有什么怀疑,那是可以理解的。辛亥革命时是这样,要为辛亥革命“补课”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

   但是,中国人苦苦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已经几十年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从1914年到191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前后的事实带给了中国人原来没有想到过的许多强烈的新认识。

   第一,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长时间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理想化,一意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但经过这次大战后的欧洲却是令人震惊地满目疮痍、残破不堪、贫民难以生活、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战后不久到英国的周恩来在通信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从一心“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到认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西方模式并不像原先预期中那样完美。西方国家在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顿时失去原有的光辉,感到需要寻找新的路。这是实际生活给中国人上了很有用的一堂课。

   第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曾使中国人对它抱着极大的期待,认为这是“公理战胜强权”的体现。他们还用许多美好的语言把自己装点起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貌似公正的“十四点原则”,更使许多人极为兴奋。陈独秀甚至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和会开会之时,《每周评论》上就写道:“列强果能赞成这个大同盟,从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治可以普遍了。”

   但无情的事实是:西方列强“十人会议”秘密商定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不归还给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而转交给日本,而且不容讨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西方列强口头上的漂亮承诺,到头来竟全是骗人的假话。这种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实在太大,愤怒顿时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举行爱国抗议游行。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话宣言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许多沿街的路人感动得潸然泪下。游行队伍先是要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行。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了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日,是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月5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许多行业工人店员罢工、商人罢市,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

   像五四运动这样席卷全国、具有如此规模和声势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是一场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救亡运动。拿它同甲午战争失败时康有为等一批举人“公车上书”请求代奏的温和态度比一比,就会发现时间相隔只有二十来年,而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民众觉悟程度已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也使许多原来因辛亥革命的结局而陷于极度苦闷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在人民群众中竟蕴藏着如此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看到了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要改造社会,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实现。如果只靠少数人的呼吁,没有广大民众的奋起投入,力量自然十分单薄,不足以战胜强大的旧势力。这是中国近代历次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同盟会的老会员吴玉章回忆自己在五四运动时的强烈感受:“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

   五四这样惊人大风暴的袭来,又使大批爱国志士短时期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不少原来因革命陷于低潮而过着苦闷孤寂生活和平素只生活在宁静的个人小圈子里的人群,一旦积极投身到这场火热斗争中后,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中去。他们不是停留在一时的激情和狂热,而是和运动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经常严肃地共议国事,一见面谈得最多的是,经过反复比较、探寻,究竟哪一种新思想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在新生代的知识青年中出现了有毛泽东、蔡和森等的新民学会,有周恩来、邓颖超等的觉悟社,有恽代英、林育南等的利群书社等团体。随着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图书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和广泛发行,新思潮传播影响到许多中小城市,已有相当大的群众性。他们目光更加开阔,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国家民族的“大我”之中,投身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去,谋求国家民族的复兴。许多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从这些人群中走出来的。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思想大变动,是平时多少年也难以做到的。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它在最初由于消息闭塞混乱而没有立刻被很多中国人所理解。但真相逐步传开,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和施行情况更加具体地常常见于报端。一些先进分子如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到苏俄考察,写回不少生动翔实的报道。1918年年终欧战结束时,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写道:“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欧战酿成的悲惨情景和巴黎和会上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使许多人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并不像他们原来所想的那样完美无缺,难道中国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再沿这条老路重走一遍?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从反对封建旧礼教到向往社会主义,自然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自然引起更多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1919年,曾在日本留学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影响的李大钊又分两期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基本原理。一些报刊纷纷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中带来的最重要成果。

   但人们要真正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容易。在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几乎没有,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人那时并不多。邓颖超回忆道:“在‘五四’那年的夏末……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这在先进人们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是自然的现象。但他们不满足于那些间接介绍或粗线条的了解,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需要更系统的学理指导,便转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1920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全本的《共产党宣言》。从1920年9月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刊物。先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较明确而系统的了解,并且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在这时出现明显分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走上不同的道路。双方发表文章,在公开论战中阐述各自的观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并不是抛弃了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关在书房或会议室中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深刻、更切合实际了。

   毛泽东在1939年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后,他又写道:“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它们的成员大多成为早期的共产党人。接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始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留日、留法学生中相继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五四运动应有的历史定位。

   整整100年过去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重温100年前五四运动前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先人们在中华民族处于如此险恶境遇中那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也强烈感受到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并不断发展是多么不易。100年来,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顽强地探索和奋斗,做过多种多样的尝试,一再想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特别是曾力求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实践告诉我们,别的路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接着一代人的持续奋斗。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永不停步地开拓前进。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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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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