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守英:信息基础设施与后精准扶贫阶段的减贫

更新时间:2019-05-01 11:41:24
作者: 刘守英 (进入专栏)  

  

   我从80年代末开始关注中国乡村。一个很穷的村庄如果要改变状态,离不开外界的推动。过去40年,外界推动依托于三类基础设施。

  

   第一类是制度基础设施。

  

   从中国的减贫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在贫困中出不来,很重要的原因是穷人被一些制度给困住了,制度把人绑缚住以后,他失去了改变自己和家里人境况的机会。要改变这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就需要国家提供制度性基础设施,开放权利,解除体制束缚,中国的第一波大面减贫就得益于此。

  

   第二类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对于很多处于大山、自然环境恶劣、偏僻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法从贫困中拔出,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硬的基础设施把他们与外界阻隔了,使他们无法融入到有更多机会的环境,久而久之,他们就被越来越甩开了。改变这些贫者状况的措施就是通过硬基础设施的建设,真金白银地投,把这些贫者与外界的隔离解除,使他们能出来,既获得了机会,也缓解了贫困地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步步地这些贫者和家庭状况得到缓解。这是中国在区域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做得很正确的事,一些被大山阻隔的人从此改变命运。贵州的变化就非常明显。1988年第一次在遵义附近一个县里做农村改革实验时,从贵阳出发路上要花一天一夜。90年代以后,贵州扶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贵阳到遵义一个个隧道打通,实际是把当地的低收入人群与外界之间的屏障打掉了。

  

   第三类是信息基础设施。

  

   这一轮精准扶贫后,我们依靠举国体制在解决最困难的一波人的减贫上真是动真格了,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地区依靠体制力量建起来的产业如何可持续,如何将东西卖出去,如何让进去的企业能在这些地区赚到钱,如何让当地贫者持续地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我看来,后精准扶贫时代这场战役要持久地打赢,需要有第三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信息基础设施。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印象里,乡村是穷的,人是落后的,乡村是没有希望的,穷人只有往外跑才有可能从贫困中摆脱出来。这一轮乡村振兴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让我们认识到,乡村是有价值的。我们在贵州调研的时候发现,木耳和茶最早都是香港人委托代理商,花很高的价钱进货,也就是说,越是贫困的地区,产品确实独特。另外乡村还有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地方风俗,但目前贫困地区守着这些独特东西过着贫困的日子,原因是这些独特的东西没有产生多少价值,乡村价值处于沉没状态。必须要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他们在知识上与外界打通,能分享外界信息,能与外界沟通,能与外界交易。我们现在的精准扶贫热火朝天,但如果真去农村看一看,真正有效果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就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今像快手、淘宝,真正把信息连通,使贫困地区的人分享到外面的知识,接触到机会,这是可持续地解决我们最后一波扶贫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是由贫困地区的特点决定的。尽管乡村有这么多独特的东西,乡村与所谓“五环内”的世界还是隔阂太大了。为什么乡村地区这些独特的价值不能实现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主要原因第一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离,供和需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称。第二是熟人社会的小范围市场,生意规模非常小,且市场基本由熟人组成,交易半径也很小。第三是信任原因。为什么买你的东西而不买他的东西,这是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第四个原因是非正式规则。城市社会可能更依赖法律的保障,但农村更多是靠一些非正式的、熟人社会之间的礼仪礼制秩序。

  

   这一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底对乡村有没有价值,能不能带给乡村价值提升,主要看能不能消除上述阻碍。信息基础设施首先能将信息成本降低,比如直接通过直播、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第二,陌生人变熟人,直播、短视频网络平台实际上是把原来在熟人社会里交易的这些东西,拿到平台上,将五湖四海、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人都变成熟人,感觉还是在熟人社会里进行交易。第三是将市场范围大大延伸,通过平台将市场范围扩大。第四,在平台上有对信任进行约束的制度。在我看来,以信息主导的基础设施是打通整个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不信任、市场范围小这么一个传统制度的根本。

  

   现在一些短视频、电商、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具有可见性、低知识能力门槛、平等进入、去中心化的特征。尤其对于农民来说,如果产品因为技术上不方便使用,农民就会产生距离感。此外,在低准入门槛的作用下,平台也创造了相对更平等的环境,来自最贫困地区、中等贫困地区,或者小镇的用户,理论上来说拥有平等展示的机会。另外单从短视频平台的角度来讲,有不少贫困地区的农民借助平台售卖产品,在平台上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可以相对应提高他们的收入,实现贫困地区的价值转化。这是目前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主的第三波扶贫真正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在4月16日由快手社会价值研究中心举办的“科技普惠,数字温度”互联网社会价值峰会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补充与修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118.html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