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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公营企业年奖制度的调适与取消(1949~1953)

更新时间:2019-05-01 11:39:03
作者: 徐鹏  

   内容提要:1949年以前,以“年终双薪”为代表的年奖,曾是中共领导工人斗争的重要目标,也是重要成果之一,对于减轻资本剥削、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巩固中共在工人中的地位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重要的奋斗目标却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负担,因年终大量货币流入市场而导致的物价波动也给政府带来了压力。此外,为建立社会主义薪资制度,也有必要对旧有年奖进行改造。年奖制度的调适与取消,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福利制度与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相一致的,即“在破坏中建立”。而这个过程,也是中共从领导工人闹革命到领导国家、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转型。

   关 键 词:年奖  公营企业  福利制度  工资制度

  

  

   1949年以前,以“年终双薪”为代表的年奖,曾是中共领导工人斗争的重要目标,也是重要成果之一,对于减轻资本剥削、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巩固中共在工人中的地位等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年奖,其类型多样,也称年赏、年终赏金、年终奖金、馈送、暗赠等,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人工资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建国后,迫于沉重的财政压力、稳定物价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工资、奖励制度的需要,中共有必要取消旧有的年奖。年奖制度的调适与取消,经历了先公营后私营,逐渐降低,直至取消的复杂过程。对于私营企业年奖制度的调适与取消,因涉及私营企业盈余分配乃至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故处理起来较公营企业复杂。故而,对于在经济领域中调适与取消年奖制度的工作,则首先在公营企业①中展开。

   学术界既有研究中,关于建国初期的工资、工人、工厂等问题已取得诸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关于建国初期工资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工资制度》、《新中国工资史稿》与《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等书介绍了1949年之后工资福利制度的演变历程②。Christopher Howe、武力和温锐等对建国初期的分配制度、工资制度与工资类型进行了研究③。对于1950年代两次工资改革,学界对其着力较多,朱婷、包树芳、严宇鸣分别对1949~1952年间上海的工资问题进行研究④,而张忠民、郑京辉、崔龙浩等对1956年工资改革有深入的研究⑤。此外,杨奎松探讨了建国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演变,孙洁以苏州茶厂工资改革为中心探讨了1950年代工厂工资改革的利弊及影响,林盼、朱妍对20世纪50年代国营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进行了研究⑥。

   年奖制度是一个具有相当学术张力的研究课题,对于探讨中共建国初期的工资福利制度、工人收入乃至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单位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公营企业年奖制度的调适与废除,应置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工资、福利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来讨论。既有研究中,王卫平、王玉贵以苏州地区为个案,重点分析了这一地区非社会主义经济中“年奖”制度的演变,陶丽对建国初期上海私营企业年奖的改革做了梳理⑦。二文皆以长三角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为个案研究,忽略了中共和政府在公营企业中废除年奖的工作,也未能关注中共对年奖制度宏观的制度调适与演变。本文在梳理中共中央、中财委、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发布有关公营企业年奖问题的文件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对中央政策的调适,进而分析废除公营企业年奖的原因以及工人的回应,以求加深学术界对建国初期公营企业年奖制度取消等问题的理解。

  

   一、政策的生成

  

   (一)1949年的早期探索

   1949年,随着北平等大城市的接管,应对旧企业、旧人员的工资问题便摆在了中共的面前。由于中央决定对旧人员实行“原职原薪”的政策,1月15日,因年关在即,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工资问题的解决办法特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涉及作为年奖的铁路工人与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如何解决。1月20日,中共中央给出批示,认为“必须按旧规定完全承认……并须尽可能发给”,如发放确有苦难,不得不全部或部分欠乏时,“须向职工普遍的进行解释,说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难,请求工人谅解,允许我们欠发一部或全部,欠发的时间亦须说明。……但在说明时,必须承认工人这些特殊待遇,是应该照发的,而不要使工人感觉人民政府有取消这些待遇的意图,以致引起工人的不安”⑧。

   相对来说,北平企业较少,相对冲突也不明显;且中央决定照旧发放,故并未产生问题。由于此时尚处战争时期,中共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其所掌握的城市也较少,故而年奖等问题并不突出。新中国成立伊始,随着年终的临近,对于年奖的关注也逐渐增多。

   最早开始讨论年奖问题的应是经济活跃的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上海市公营企业年终奖金及考勤奖金,各单位均盼早日决定”,1949年11月25日,上海市委就该问题的处理办法向中央请示,并建议,一是将凡公营企业所有旧称年赏、年终奖金一律改称为年终奖金,二是年奖最高不超过职工本人原工资2倍半,其不足职工本人原工资2个月者一律照向例发给,且可据实际情况分两期发放。如确有困难,在取得职工谅解后酌量减发或暂时缓发。对于上海市委的请示,12月6日中共中央给予批复,表示认可,并强调“多年来上海工人都在我党领导下作年关斗争,争取年终奖金,如果胜利后即行取消,必引起工人群众不满,并可为特务利用。所以我们应当主动地预先提出解决办法,供企业管理机关与工会能有根据地去向工人进行解释工作,才可以供年关时节工人安心工作,不发生纠纷。”⑨

   (二)1949~1951年对年奖的初步调适

   1949年12月11日,中财委颁布《关于某些公营企业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成为建国后对旧有年奖制度的首个全国性处理办法,对于公营企业原有年奖的处理是:一、原来不发年终双薪或奖金者,一律照旧不发。二、原来发年终双薪或奖金,但不超过半个月工资者,照原规定数目发给。三、原来发给年终双薪或奖金超过半个月工资者,除加发半个月工资的双薪或奖金外,其超过部分折半发给;但最高不得超过两个月的工资,并可分期发给⑩。中财委形成通过各公营企业的结构化差异分类处理工人年奖问题的工作策略。

   对于中财委颁布的《关于某些公营企业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公营企业中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的指示》,12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表告工人书,共同推动1949年年奖的调适工作(11)。文件发布后,各地具体的贯彻执行工作,可以北京与中原为例。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认为,“要召开工会委员会工会小组长会议研究讨论,使大家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工作的精神,并主动找行政方面开会讨论,作出决定,由行政负责同志向全体职工传达,工会的任务是保证执行和不出偏差。”(12)由于中原部分企业尚未恢复生产,或是赔累过甚的情况,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除中财委所指示的一般情况外,还发布了补充决定:一方面决定各公营企业单位的年奖,从公历年关到旧历年关期间,分数期发放,并酌量配发一部食物,以避免大量增发货币,再引起物价波动;另一方面,确有困难的企业单位,可征得全体职工的同意,在职工自觉自愿的条件下,将今年年奖适当降低,但必须承认明年营业改善后,恢复原来规定(13)。

   1949年对于公营企业年奖问题的处理,并未在全国产生较大波动。但很快,对于1950年的年奖如何发放,便再次摆在中共面前。全国工资准备会议,曾拟出3个方案,要求各地讨论,以便正式工资会议时作出决定。3个方案为:“一、各公私企业一律按照去年中财委文件发给;二、公私企业一律发给两星期或三星期年终双薪;三、以去年办法为基础,但至多不超过一个月,去年没有的,一律发给一星期。”(14)中财委认为以第一种方案较好,如此可避免纠纷,防止被动。对于中财委提供的方案,华东局综合各方面的反映与意见,认为“以执行第一个方案较好,这样变动不大,易于掌握。但不要明文规定,公私一律,否则会使我们工作陷于被动。因此建议中财委公布一公营企业年终双薪或奖金的处理办法,私营企业可参照公营办法,根据各产业不同的生产情况,经过劳资协商决定之,对公营企业中去年没有发给年奖的生产单位,希望按今年生产情况酌量发给(自一星期至一个月)。在发放时间上。除奖金较少的单位可一次发给外,其余的分两期或两期以上发放为好。”(15)

   对于各地的反馈,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不宜贸然采取措施,1950年11月29日,中财委发布《关于1950年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决定对所有公营企业1950年年奖的发放,仍按1949年办法处理(16)。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年终双薪问题的指示》,强调对于年奖,“所有公营企业一律按去年办法处理,是比较恰当的。”(17)

   1950年文件发布后,各地便开始布置这一年的年奖发放工作。以中南局及衡阳市为例。中南方面,12月22日中南财经委在转发中财委文件的同时,增加数条补充规定:一、年奖应从公历年关到春节分两期发放,以免大量货币拥入市场,影响物价波动;二、凡解放前有发双薪或奖金旧例,而去年职工已经自动捐献或动员取消之公营企业,今年一律按中财委规定标准发给;三、所有属于政府系统的行政管理机关,一律不发年终双薪或奖金;四、凡派往公营企业单位之新老干部,薪金制者一律与本单位之职工同样待遇,但供给制或包干制干部,一律不发(18)。12月2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给出补充意见,判定年奖制度“系国民党遗留我们的一种不合理的制度。这种制度虽不合理,但是广大职工在国民党统治下,经长期艰苦斗争而获得的”(19)。具体到衡阳市,市财经委结合该市具体情况,对于所有公营企业的年奖,规定:一、原来不发年终双薪或奖金者,一律照旧不发;二、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不超过半个月工资者,照原规定数目发给,如超过半个月工资者,除发给半个月工资的双薪或奖金外,其超过部分折半发给,但最多不得超过两个月的工资(包括未超过的半个月工资在内);三、年终双薪或奖金,应从公历年关到春节分两期发放;四、凡解放前已有发双薪或奖金旧例,而去年职工已经自动捐献或动员取消的公营企业,今年应一律照发(20)。

   (三)1951~1953年对年奖性质的判定与取消

   因工资制度的调整,“一般职工的实际工资并未随着生产的提高而适当增加,有一部分且已降低”。正如1951年10月23日北京市委《关于公营企业职工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意见致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所提出的,“职工工资最近虽已调整,但基本上只能大致恢复去年五月的实际工资水平,部分企业因实行八级工资制,且有近30%的工人工资没有恢复到去年五月间的水平”。且各公营企业工人仍在期待1951年的年奖。据此,北京市委建议,“如果今年停发双薪或奖金,实际等于降低了一部分工资,势必引起职工的不满或反对,那样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将得不偿失。现在有些职工已怀疑政府会‘这头照顾(指调整工资),那头取消(指双薪等福利)’。”因此,北京市委建议1951年的年奖不宜停发,以仍按去年办法处理为好,以免工作陷于被动。对于北京市委的请示,10月30日华北局表示认可,并建议“可以考虑在明年把年终双薪的总数全部加到逐月的工资中去(即再提高一次工资),而另外再创办合理的真正的奖金制度。”该请示在中共中央同意后于11月实行(21)。

对于“年奖”制度的调适与废除,一个重要的节点,即对其性质的判定。1951年12月8日,中财委发布《关于1951年度公私企业旧有的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问题处理办法的指示》,对于1951年年奖的具体安排,规定所有公营企业单位,仍照中财委1949底的办法处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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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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