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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经济学何去何从?

更新时间:2019-04-30 09:32:47
作者: 黄有光 (进入专栏)  

  

   2019年2月,《管理世界》发表了一篇由一位重量级学者(学部委员)撰写的洋洋近3万言的重头文章,金碚教授的《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下称“金文”)。笔者虽然不完全同意金文的观点,但必须承认金文有重要论述,也有很大的代表性,很值得进一步讨论。

  

   大体而言,本文认为,金文正确地指出简单传统经济分析的一些重要局限性,但部分有夸大,部分有扭曲,需要商榷。金文提出的“域观”范式也有很正确的方面和有用的观点。“域观”主要在于强调不同人、不同文化与制度背景下,经济行为与关系有很大的差异性。传统范式并不否认这些差异性,其不考虑这些差异性的简单分析,只是方便分析的简化。在传统范式下,也可以拓展成为可以分析不同文化与制度下的不同“商域”。因此,现代经济学是否需要进行金文建议的范式改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下文第一部分讨论对传统经济学局限性的正确理解;第二部分评价金文提出的“域观”范式;第三部分讨论拓展传统分析的一些方向;第四部分讨论关于拓展与创新的一些方法论问题;第五部分是简短结论。

  

一、关于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的中心,是分析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效用与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经济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达致的数量与价格上的均衡,以及对这个均衡结果的效率评价。这个评价的主要结论是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当一个市场经济不存在任何垄断力量(每个消费者与生产者都不能够独自显著影响价格),又不存在无知和像污染等外部性等复杂因素,完全竞争的全局均衡(通常被误译为“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在污染严重的情形下,绝大多数经济学者支持对污染征税(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第二节)。在消费者信息不足的情形,像食品安全问题,多数经济学者也不反对适当保护食品完全的法令,但不需要保证食物好吃的法令,因为好吃不好吃,一吃就知道。

  

   为了分析上的简化,至少是在教科书与课堂上,假定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只受她自己的消费品的影响,生产者的产量只受自己的投入的影响等。这些简化假设,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使传统分析有很多局限,从而有很多需要拓展的地方(关于简化假设的可接受性,见下文第四部分第三节)。在这个意义上,金文强调传统分析的局限性,是正确的。不过,金文的分析,至少有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如下述。

  

   (一)传统核心分析不必货币,更非主角

  

   金文说,“按照微观—宏观学术范式,经济学构建的是一个‘货币故事’体系:微观范式的根基是‘交换’,宏观范式的根基是‘加总’,两者都必须以货币单位为‘语言’和尺度,如果没有货币,微观—宏观范式就无法表达其含义。所以,在微观—宏观范式中,货币不仅是‘面纱’,更是‘主角’”(金文第22页)。

  

   其实,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分析,至少是其微观部分,完全不必用货币与商品的金钱价格,而只是关注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简单起见,考虑大家比较熟悉的消费理论(生产理论类似)。传统理论让任何一个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并只让其自己的消费量进入其效用函数;而预算约束是每个消费品数量乘以价格的总量(即总支出),不能够大于总预算。不过,这些价格,不必是金钱价格。可以选任何一个消费品为计价物品(numeraire)。这个计价物品的价格从定义上就等于1,其他消费品的价格是和这个计价物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所有价格都只是相对价格,不考虑绝对价格或金钱价格。根据这样没有货币或金钱的核心分析,可以得出传统的基本消费理论的所有结论。

  

   经济学者也认为,如果在这个核心分析上,再加上货币,也不会影响任何结论,各个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与均衡交易量不会改变。因此,货币只是一个“面纱”,不影响真实面貌。因此,在传统核心分析中,货币是不必要的,不但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把货币当成主角,是对传统分析的误解。不过,在下文第二部分第一节提到的笔者自己提创的综观经济分析(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分析)中,货币供应量在某些情形并不是中性的,可能会影响实值产量。然而,这个综观经济分析,至少是在现在,还不能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而是对传统的拓展。

  

   (二)传统分析针对流量而非存量,并没有问题

  

   金文说,“在‘事后’意义上供需永远相等,而只有在‘事前’意义上供需才可能不等。但是,既然是‘事前’的‘想要’,在流量上并没有实际发生,那么,没有发生的流量如何计算呢?这成为宏观经济范式的一个软肋。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总是偏重于需求(流量)分析,而通常忽视‘存量’因素和供给因素。因为‘存量’是没有发生的流量,因此,其‘价格’不是客观的,而是估值的。……而‘存量’因素则被观察者尽可能地‘抽象’掉了,视而不见,尽管‘存量’现象才是经济活动的实际内容和目的所在(例如,衣食住行均为存量现象),而‘流量’不过是工具性的‘走过场’环节(衣食住行物品的买卖过程)”(金文第9页)。

  

   金文的上述分析,显然是混淆了“事前与事后的对立”与“流量与存量的对立”。不论是事前想要有的量,还是事后实际出现的量,都有流量与存量的对立;不论是流量与存量,也都有事前与事后的对立。这里用一个简单的日常例子来说明这道理。考虑我家对水果的消费量。流量是每个单位时间的消费量。由于我们是每星期买一次食物,时间单位定为一个星期。那么,我家消费水果的流量约是平均每星期7公斤(或每天1公斤)。存量是存放在家里的水果量,平均大约是6.5公斤。因为当刚刚买了食物时,水果的存量会从约3公斤,增加到10公斤。然后随着每天的消费,逐渐减少到下一次购物时的3公斤。每次平均购买7公斤,等于平均消费流量。多数的星期,事前与事后的流量与存量都大致相等。但偶尔市场好水果缺货,可能原来想买7公斤,结果实际上只买了6公斤,或者有客人多吃了,就会出现一些不均衡。或者路过顺便加买,或者下一次多买,恢复均衡。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衣食住行不但有存量,也有流量,并非“衣食住行均为存量现象”。其次,存量与流量都可以有均衡或不均衡,而且两者相互相关。还有,存放在家里的水果,是方便随时要吃,但最后目的是吃。因此,不可以说存量才是目的所在,而流量只是“走过场”的环节。传统经济学针对流量的分析,并没有误导。对于存量也很重要的一些问题,例如商家存货数量的决定等,传统经济学也有专门的分析。

  

   (三)传统分析的空间是欧式几何的空间

  

   金文也说,“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由于局限于流量分析,其假设的经济空间仍然是(或可以是)具有空无、匀质特征的牛顿式绝对空间”(金文第9页)。笔者认为,传统分析的空间是欧式几何的空间,只是数学上的概念,不是,至少不必是物理的概念。不过,牛顿式的绝对空间,在数学上,也可以理解为欧式空间。因此,金文的这个说法,不能够说是错的。不过,可能会被误解。这是因为,如果不是纯粹从数学,而是从物理现象而言,牛顿的物理学,已经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所取代。因此,不小心的读者,可能会认为,由于用了过时的理论,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从数理分析上看,把经济变量理解为在N维欧式空间内的点,并没有问题,不需要用更加复杂的数学空间。量子物理的一些诡异现象,只在基础微粒的层面需要考虑,在实际经济变量的层面,不必考虑。

  

   (四)即使非完全理性,经济变量也可以加总

  

   金文认为,“经济学的宏观范式,假定各微观经济活动的个量都是同样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表现,因而是可以加总的,即加总是有意义的”(金文第8页)。“如果认定人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就是否定抽象理性人的存在(或者承认人的行为不仅仅是理性的),如果那样,就无法解决经济分析的加总问题(不同的事物无法加总)。为了进行行为加总并使经济学可以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就得假定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是理性的,这实际上就是认定各个人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金文第10页)。

  

   其实,经济变量是否可以加总,与行为者是否理性、行为是否相同无关。如果能够用同一个维度衡量某个经济变量,就可以加总。例如,英文有一句话,“You cannot compare apples and pears”,即苹果和梨不能比较。这句话有它的道理,例如有些人不喜欢吃苹果,有些人不喜欢吃梨。但比较上的困难,也不是完全不能克服或减少。例如,笔者在上文说过,我家每星期消费约7公斤水果,读者多数认为有意义,多数没有反对我的叙述。不过,这7公斤水果内,就包括了苹果和梨,以及其他各种水果。可见以公斤或重量为单位的水果量,或其他例如糖、大米等其他可以用重量为单位的商品,用重量单位的加总是可以接受的,是有意义的,虽然可能不是100%精确。另外一个可以用来加总的单位是商品的价值,不论是用金钱价格还是用计价物品的相对价格,都可以加总。

  

   另外一点,是否可以加总,不但和人们是否理性无关,也和人们的消费量(或其他变量)是否相同无关。这是因为,不论你是否100%理性,你是否和他人一样,你都会消费一定数量或一定价值的商品。把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量相加,就能够得出有意义的总数(详见下文第二部分第一节)。

  

   (五)效用最大化可以包罗万象

  

   金文引用科斯的观点说,“斯密不可能认为将人看做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是合理的”(金文第11页)。其实,传统的消费理论的主要局限,在于只考虑消费者本人的消费量,不在于采用效用最大化的方法。这是因为,我们只要在效用函数中加上其他的有关变量,包括其他人的消费量、社会上人们的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等(这点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第一节),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几乎可以包罗万象。接受传统经济学的许多学者,也在近二三十年来,做了不少这类拓展传统分析的工作。例子包括关于公平与罪恶感等对人们决策的影响,包括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在这20年左右的许多研究(Cartwright,2018);Akerlof(2016)等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几篇关于身份认同的文章;文化与制度的影响(Ang,2019)。

  

二、对“域观范式”的评价


金文不但指出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局限性,也提出取代或至少补充传统经济学的“域观范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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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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