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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

——兼议孙中山阶级观点问题

更新时间:2019-04-28 23:28:30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设想避免阶级斗争,避免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作一劳永逸之计,是主观的、空想的、幼稚的。”(22)

   到目前为止,上述说法是研究民生主义的学者对孙中山的阶级观点评述最多的。对孙中山民生史观中涉及阶级斗争的观点评述到这里,似乎应该不算结束。仔细研读孙中山民生史观各项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有关阶级斗争观点是割裂的、主观的,是一厢情愿的。

   讲清孙中山的阶级斗争观点,首先必须明确孙中山是否有阶级观点。从孙中山的论述看,孙中山是承认社会存在阶级的。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频绝境乎?”

   “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耽耽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

   “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

   “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23)

   这个宣言里出现了专制阶级、特殊阶级、资产阶级、中等阶级、知识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阶级概念,除了地主阶级外,上述阶级包含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级。应该说,在这个文件里,社会阶级概念是很清晰、明确的。当然,这个文件不是孙中山本人写出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主持起草的。根据周恩来和张国焘的回忆,宣言是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实际上参与宣言讨论的还有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孙中山还指定了9人组成的大会宣言审查小组,成员包括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茅祖权、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恒、黄季陆、于树德,其中李大钊、于树德是共产党员。审查中有争论,其中由于党派不同产生的争论较多,参与审查的国民党党员黄季陆认为“属于理论上争论并不如我们想象之大”。(24)根据黄彦的研究,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面”,(25)也许有关阶级观念的争论不大。总之,宣言虽然不是孙中山本人写成,却是在孙中山指导下写成的,得到了孙中山同意,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该宣言基本上反映了孙中山的观点。(26)

   一大会后不久,孙中山在广州对驻军演说中提到:“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27)可见,社会分成阶级,这样的认识,在孙中山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况且,孙中山关于阶级的论说,所在皆有。顺便指出,孙中山对苏俄“什么阶级都没有”的这个认识是很不准确的。斯大林宣布苏联没有阶级是在1938年。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很明显的事实。

   如前所述,孙中山是承认社会分成阶级的。我们再看孙中山对欧洲近代历史的叙述,孙中山没有否定欧洲历史上出现过阶级斗争。

   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学说时,叙述自己民生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常常联系欧洲近代历史。他说:“就欧洲战争的历史说,从前常发生国际战争……经过这次大战之后,世界上先知先觉的人,逆料将来欧洲没有烧点可以引起别种国际战争,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场人种的战争……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28)这里所谓阶级战争,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阶级斗争。他认为欧洲大战之后,接着来的就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在德法战争以后,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权的战争,并且发生经济的战争。在那个时候,民权的狂热渐渐减少,另外发生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就是我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这种战争,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29)这里是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就要发生经济的战争,就要出现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长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30)这里有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原因,大体上是讲得清楚的。

   “社会主义之发生已经有了几十年。但是这几十年中,欧美各国对于社会主义,还没有找出一个解决办法,现在还是在剧烈战争之中”;“欧战没有发生以前,世界各国只有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两种人。反对的那种人,大多数都是资本家。所以从前只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同社会党来战争”。(31)这里是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剧烈进行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至于这种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战争。照马克思的观察,阶级战争不是实业革命之后所独有的,凡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战争史”。“如果照马克思的学说来判断,自然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战争。社会上之所以要起阶级战争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说是资本家压制工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和,所以便起战争。”(32)这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产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原因,是因为阶级利益常相冲突。

   “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33)在这里,孙中山承认阶级斗争的现实,但他主张阶级调和,不主张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有阶级调和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有求生存才是历史进化的原动力。这里,孙中山把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历史上的阶级利益冲突,经常性的解决办法是阶级调和,只有在阶级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的时候,才出现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或者就是革命。在阶级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的时候,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阶级斗争。把人类求生存当作社会进化的原因是一种表面的看法,不是实质性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在这里,求生存是一个理论陷阱,它掩盖了社会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根据。富人要求生存,穷人要求生存,地主要求生存,农民也要求生存,资产阶级要求生存,无产阶级也要求生存。仅从这一点来说,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指出,不同阶级的人所求的生存是不一样的。富人田连阡陌,穷人求一瓢食而不可得。求生存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问题所在。同处在一个社会里,要求生存的各阶级就会发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级发生利益冲突,是历史的存在,这种冲突依靠阶级调和而不可解决,就只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或者只能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因此,求生存是表象,在斗争中求生存才是实质。把求生存解释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用社会表象掩盖了社会实质。

   孙中山还说:“就令在一个工业极发达的国家,全国的经济利益不相调和,发生冲突,要起战争,也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是全体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34)孙中山在这里退了一步,承认阶级矛盾也有不相调和的时候,也要发生阶级斗争,但是他认为,那将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斗争,而是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资本阶级的斗争。这是一种猜想。在这里,用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模糊了阶级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发生阶级对抗,两军对阵,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总之,孙中山在观察欧洲社会时,看到了那里出现过阶级斗争,他没有否定,而是肯定那些阶级斗争事实的。

   面对欧洲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孙中山在理论上动摇了,没有把他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贯彻下去,他采取的态度是:希望避免在中国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且在欧美有很大影响。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面对欧美社会的急剧变化,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决社会难题的方案,反映这些方案的是大量政治经济社会学著作。孙中山正是这时候在欧美各国游历,不仅观察了、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也大量阅读了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看到了欧洲的革命,看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对照欧洲,反复思考中国的出路。这正是他酝酿三民主义学说的时期。到1905年左右,孙中山挽救中国的战略思考开始成熟,这就是他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的时候。

   孙中山的思考,首先是实行民族主义,推翻清朝统治。如果仅是推翻清朝统治,那就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民族主义加上民权主义,把封建帝国改成民国,引进民主立宪体制,这就与改朝换代有本质区别了。仅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中国社会面貌还是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孙中山认为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这就要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看到了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对欧洲社会面貌的改变,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引起剧烈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他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产生了畏惧情绪。因此,他在思考阶级斗争理论问题时止步了。

   有鉴于此,孙中山希望在中国革命成功后实行民生主义,他为此设计了一套方案,主观上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机器生产,又要避免中国社会未来出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孙中山设计民生主义方案的基本出发点。

   1905年5月,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谈话,孙中山针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说:“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35)孙中山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自称,要求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接受他的党为成员。(36)这是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在欧洲的谈话,重点表明了他对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的思考。思考的重点在于,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但要防止出现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是一个脱离社会实际而主观性极强的愿望。

一年后,孙中山在东京纪念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行一周年时的演讲中说:“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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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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