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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丽: “玻璃缸里的鱼”与“飘落的杨絮”——殖民地的弱危美学

更新时间:2019-04-27 18:38:29
作者: 刘晓丽  

  

   摘 要:本文提出一个理论操作性概念——弱危美学(vulnerable-precarious aesthetics),因为其脆弱、易受攻击、易受伤害,培育出一种应对攻击和伤害的不断调试的本领;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存在具有消解、瓦解既有秩序的力量。透过弱危美学概念进入殖民地文学研究,可以发现殖民地不仅仅是被殖民被攻击被伤害的创伤之址,不仅仅是虚弱和无能为力,而具有一种脆弱的力量,一种千疮百孔的力量,一种新形式诞生的可能。伪满洲国时期的女作家杨絮以杂糅、两可的作品性格将私人生活与文学写作交织在一起,模糊了现实与虚构、记忆与真实,私人形象与公共形象,是弱危美学的实践性人物。杨絮及其作品动摇了一系列话语界限,展示出伪满洲国一系列话语的摇摆不定、颠倒混乱,以易受伤害的敏感而柔弱的个体应对沉重的时代之殇,同时也成为当时殖民强权统治秩序的扰乱者和解构者。

  

   关键词:伪满洲国 弱危美学 杨絮

  

   作 者 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241)。

  

一个操作性概念——弱危美学


   张爱玲曾编过这样一出戏:

  

   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哀恳道:“走到哪儿去呢?”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这出戏的构思显然针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潇洒的娜拉勇敢地走出家门,张爱玲设计的主角则颇具喜感地走到楼上去。娜拉的命运也许不妙,就像鲁迅先生预测过——堕落、饿死、归来,但娜拉做出的是鼓舞人的力量型的行动;张爱玲戏中的男主角走到楼上去,开饭时就下来,他的行动是懦弱的“女人气”的。不过细想想,这个拖儿带女携妻的男人不是可笑的而是悲哀的,至少是无可奈何的。他有勇气,投奔他人还能和人闹翻;他有脾气,愤然跳起来,窘境来临,脱口而出“我们走”,但能走到哪里去呢?娇儿弱妻与他沿街乞讨吗?稳妥的地方只能是楼上吧。无所依靠、无可奈何的悲哀的苍凉的生活,张爱玲说,“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走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走到楼上去”这不是力量型的行动,但这行动也非聊无意义。

  

   鱼的世界不是海吗?

  

   怎么却游泳在窗前的玻璃缸里?

  

   唉!明白了!

  

   这是受宠的幸运呢!

  

   ——杨絮《我的日记》

  

   回到班上写了一些零碎稿件,预备把这期刊物早日付梓。我很规矩的作出的动谨的姿态与表情,并不是向日系上司讨好,而是但得太平还是太平的好!

  

   ——杨絮《生活手记》

  

   这是与张爱玲同时代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女作家杨絮所描述的存在:在窗前玻璃缸里游泳的鱼儿是游不到大海里去的,怎么办?安心玻璃缸里的世界,在被规定好的空间中游弋。一个“唉!”字道出的是无可奈何千疮百孔的此在状态。在殖民者“日系上司”手下工作,不仅动作上要谨小慎微又勤勉,还要辅以相应的“表情”,如此才能太平度日,不由得让人感慨“生活像古井,也像一池死水”。

  

   读这样的作品,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存的苍凉和无奈,似乎是“无事的悲剧”,却又有一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惨,不过,让我们稍事停留,再回味这些作品时,也能感受到某种力量——柔弱的力量、千疮百孔的力量,一种面对被欺辱、被伤害、不幸和不公时的心平气和的理性力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类似的作品很多。解读这些作品时,我们既不把它们看作无病呻吟之作,也不在其中挑选某些抵抗的只言片语,而是承认这些作品的柔弱性,感受其柔弱之中蕴含的力量,同时思考这样一系列问题:反抗是不是一定要强而有力?强而有力的反抗会不会掩盖千疮百孔的现实?力量可不可以是某种柔弱的力量?创伤除了自哀自怜有没有再生流变的可能?而一个强大的密不透风的强权体制,有没有内部瓦解的可能?柔弱的力量会不会同样是危险、危机?为此,本文提出一个理论的操作性概念——弱危美学(vulnerable-precarious aesthetics)。这里的美学不是判断美丑的意思,也不是黑格尔的艺术的哲学即美学,而是回到美学的词源Aesthetics,即感觉、感受、感观。弱危,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概念。弱(vulnerable),脆弱的,弱势的,易受攻击的,易受伤的;危(precarious),危险的,不确定的,不稳定的。由于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意志,“你”会成为弱势存在者,易受攻击、易受伤害、处在危险之中;而因为“你”是易受攻击的、易受伤的,且处在弱势,无能力直接反抗,逐渐地“你”会培育出一种应对攻击和伤害的本能、本领。因为无法预测伤害从哪里来,以哪种方式而来,“你”始终要调适这种本领,为此“你”会给人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感觉,这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是本领之一,是一种消解、瓦解既有秩序的力量,“你”的存在对于他者而言也是危险、危机。而且此种伦理关系也让我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看似强大牢不可破的整体或制度,也有松动、瓦解的可能。

  

   在殖民地,殖民者依靠军事强势和殖民观念,成为殖民地的统治者、发号施令者,而被殖民的群体整体上是一种弱势的存在。近代日本在东亚侵略扩张,其殖民地多种多样,伪满洲国情况最为特殊,伪满洲国既是日本帝国扩张占领的一个区域,又不同于台湾、朝鲜、关东州(旅顺、大连)等占领地,可以称为“非正式殖民地”(informal colony),“满洲国”对外宣称独立国家,国家元首为清代逊帝溥仪,而实际的操纵者是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官吏。帝国统治的秘密之一是制造“不断扩大再生产歧视体制之重层结构”,即制造帝国鄙视链。而所谓的日本监管下的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地位不如正式殖民地(formal colony)台湾、朝鲜、桦太、关东州,处在鄙视链的最低端。在帝国的眼中,正式殖民地的民众是经过教化的次等皇民,而后进的非正式殖民地伪满洲国尚未教化处在野蛮中。在伪满洲国,日本扶植台湾人、朝鲜人作为殖民统治满洲的军事和政治的中介,移居满洲的朝鲜开拓团农民强占满洲农民的土地,台湾人在伪满洲国充当社会的中间层——医生、律师、翻译、官吏等,可以做到伪满洲国的外交部长——如谢介石。生活在满洲的中国世居民族是日本帝国体制中的低级群体,他们更易受攻击、易受伤害,攻击和伤害不仅仅来自帝国,还来自帝国的正式殖民地。当然帝国鄙视链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在情况允许时,也会倒转,尤其中间环节情况更为复杂,“鄙视链”波动逆袭时有发生。

  

   和殖民地制度相关的还有性别政治问题。在殖民地,殖民者是不二的强者,被殖民者处在被压榨被统治的弱势位置。但弱势本身还有不平等分配问题,女性由于身体的、观念的原因,处在更弱势的一方。而且女性的这种弱势,有时不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女性性别具有跨越阶层、跨越族群的某种连带关系,与殖民者一起前来满洲的日本女性、正式殖民地女性,在帝国性别政治安排中,又被置于同一个性别群体,分有共同的性别要求,例如“贤妻良母”“爱国持家”等,同时共处男权社会中“第二性”的位置。因为女性在殖民地的特别之处,她们对殖民地有着特殊的观察。跟随日本殖民官吏丈夫一起来伪满洲国的牛岛春子(1913-2002),她能看出男性殖民官吏的狂妄和虚弱,不会说汉语的日本官吏在伪满洲国无法与当地人沟通,他们仿佛是“聋”人和“哑”人,这样的日本官吏管理30万县民,“一想起来就后背直冒冷汗”。

  

   因为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因为女性在殖民地的特殊位置,为发展弱危美学这个操作性概念,本文以伪满洲国女作家杨絮其文其人其事为考察对象,提出“危美”杨絮。“危美”即弱危美学,希望透过弱危美学看到的不仅仅是被殖民被攻击被伤害的创伤,不仅仅是虚弱和无能为力,而是一种脆弱的力量,一种新生的可能,一种千疮百孔的力量,一种新形式的诞生。我们谈论创伤,但不是精神分析那种对已经发生的伤害反复咀嚼,而是讨论创伤流变产生新形式的可能。“危美”杨絮,不是去历史化、去性别化、去情欲化、去政治化,而是历史化、性别化、情欲化、政治化的杨絮。

  

杨絮其人其事

  

   杨絮(1918-2004)的两部主要作品集《落英集》《我的日记》出版在伪满洲国后期的1943年和1944年,再过一年伪满洲国即随着日本战败投降而终结。当然那时的杨絮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不过1943年杨絮的生活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到1944年,更因为《我的日记》一书被日伪警察厅检察机关查禁,杨絮多次被伪警察厅特务盘问。

  

   《落英集》收入了杨絮1934至1942年间创作的大部分散文,内容多为少女哀情、回忆往事、职业生活等。另一部作品集《我的日记》以自传体小说/日记等叙事作品为主,讲述了叙事主人公“我”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奉天(沈阳)女学生到“国都”“新京”(长春)谋职、谋爱、谋自我,最后淹没在疲倦的生活中。作品中的时间从1934至1943年,如果加上1944年的《我的日记》被禁事件及遗绪,1945年出版的《天方夜谭新篇》,杨絮作品和杨絮事件正好与伪满洲帝国时间重合。本文把杨絮作品与杨絮1934-1945年的个人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其文其人其事提供了具体而典型的个案,可以检视出伪满日本殖民地女性如何调适传统与现代、职业与生活、恋情与婚姻的界限与关系,在现代中国一个异态时空中追寻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可看到普通知识女性如何应对同时发生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和自己个人生活中的动荡不安,以易受伤害的敏感而柔弱的神经应对沉重的时代之殇,同时成为当时殖民强权统治秩序的扰乱者、解构者。

  

杨絮本名杨宪之,曾用笔名晈霏、阿晈,1918年出生于奉天一个较为殷实的回族家庭,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他们一共生养了9个孩子,杨絮排行第七。杨絮自己说少女时代的她“野性”又“叛逆”,她的父母试图将她教育成进退合度的淑女,没有成功。1936年,杨絮初中毕业,父母想用婚姻套住野马式的杨絮作主与门当户对的陈氏青年定亲。但从1934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文的杨絮,已经被捧为“奉坛女作家”,有了自己的主见,为逃避马上结婚的命运,自己偷偷报考了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坤光女子高级中学,与父母约定毕业后再结婚。高中时代的杨絮自由自在信马由缰,因回教徒饮食习惯不同,杨絮可以免除学校寄宿,她有更多的校外自由时间,吃茶店、看电影、谈恋爱,写作投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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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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