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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供给品安排

——一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和阐释

更新时间:2019-04-25 19:47:18
作者: 周天勇 (进入专栏)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需要从学理上认识清楚,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发展利益分享共同体,也是共同出资建设共同体,风险共担共同体。 从经济哲学上讲,需要有什么样的功能,要求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则决定于为功能服务的结构。也就是功能要求结构安排,而结构决定功能发挥。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其有什么样的功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功能的安排,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构的构建。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构安排,离不开现有和未来主权国家,各类地区、经济和军事共同体现状,大国关系走势,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性组织等格局和条件。

  

   人类共同命运,实际是指人类能不能有共同的努力,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共同面临的资源稀缺、空间有限、不确定性、风险和其他问题,人类社会能不能可持续地进步、幸福、平安和繁荣,由此而应对和形成的机遇、挑战、风险、决择和结局。

  

1、避免公地悲剧:形成人类公共利益共同体


   前面我们已经从经济学原由方面简略阐述了公地悲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哈丁用每个牧民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都尽可能多地放养,随着牲畜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这个例子,推演了全球可能会发生的悲剧:如各国竞相掠夺性发展造成污染、碳排放和温室效应,军备竞赛和核扩散、核战争导致人类的灭亡等灾难。上述全球性问题促使各国不仅追求各自的利益,也更加关注整体的利益和他者的利益。

  

   经济学在假设分析范围在一个国家内时,设计了解决公经济学在假设分析范围在一个国家内时,设计了解决公地资源有限情况下个体无限掠取利益造成外部不经济问题的多种方案:一是所有生产资料公有与公地相适应和生产有计划地进行,使生产数量与承载容量相适应。但是,这种模式竞争活力不足,生产效率低下。二是对产生外部不经济的行为(如排污)征收屁古税,将外部社会成本转化为行为体的内部成本,以抑制其不经济行为。但是,需要监测和组织成本。三是由公地内放牧者之间或排放范围内工厂与居民之间,界定清楚每个家庭放牧范围的边界或工厂排放数量的限额,谈判者之间或与其他排放工厂之间可以交易界定的土地或排放额。也会发生契约和诉讼等成本。

  

   但是,无论是上述何种一个国家范围解决公地悲剧的思路和方式,在许多个主权国家共存的全球范围内都遇到了无法实施的困境:产权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由各自国家自主选择;各自设立自己的税收种类和征税体系,形成各自独立的预算;全球各国并没有达到契约,让出产权制度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和税收预算等权力给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公共机构。考虑到国家各自独立,有自己国家的意志、利益、目标和发展方式,我们难以想象任何单一意识形态能够为全球治理和谐的、基于价值观的体系提供基础,或者任何单一路径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有效的路径。在这个层面上,全球公共事务(如公海航标)、公共问题(如污染和温室效应)、公共灾难(如核战争)等等的处理、解决和防范,还是需要有共同价值和共同行动,组织方式上看还是需要有人类公共利益共同体,来发挥这样的功能。

  

   那么,怎样构建人类公共利益共同体呢?首先,需要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行动和共同的秩序和公共的治理体系。从全球理念看,形成共同人类唯有一个地球,有着共同的命运,各种文明、各个国家之间需要和平相处,人类的发展方式能够使生态环境可持续;从理念和目标的落实看,各国需要与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和公共威胁互相协同,采取一致的如控制碳排放、防止核扩散、减少核武器、防止金融风险、打击恐怖组织等行动;从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方面看,当代国际关系愈发体现出权力的低回报和制度的高回报。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认的公约和规则,在人员、经费和承担其他义务方面支持和配合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组织的工作。

  

   其次,自从党的十五大将“共同利益”写入政治报告以来,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国际合作时的重大方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第一和经济规模第二的全球发展中大国,坚持共同理念,主动承担应有和相适应的义务和责任。

  

   一是明确提出人类共同命运这一全球价值观,反对武力相向、弱肉强食、以邻为壑和独自为大,而是提倡对话磋商、合作共赢、和平相处和共同发展。

  

   二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依照联合国宪章和世界银行等约定,向联合国、气候大会和世界银行等按照标准交纳会费、约资和股金;依照联合国的要求,向一些国家间和部族冲突地区,派出维和部队,派遣医疗和教育志愿人员,维持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服务;按照发展水平和GDP总量提取一定的外援资金,无附加条件和无歧视性地向提出要求的国家,提供免无偿和一律公平的救灾和其他援助,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无偿和普遍性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产品。

  

   三是为了全球压缩贫困人口、减少难民数量、提高教育水平、促进卫生健康等公共利益,中国也向“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提供非盈利性的国际准公共产品,如无息、低息和贴息的贷款,帮助他们建设交通通信能源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生等公共设施,成为他们国内的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并且,在特殊的情况下,对这种非盈利性贷款还实行豁免。

  

   四是对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有益的补充和改善,在联合国及宪章、世界金融组织、各类国际公约等基础上,通过“一带一路”行动,通过平等的双边和多边协商,提供标准、契约、规则、组织、体系和经验等非物质和非商业性公共产品。

  

   应当说,中国等新兴大国遭受的经贸壁垒和不利规则日益增多,急需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塑,打破美欧等的区域规则限制,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迅速发展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简言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规划及行动,就是提供国际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来补充和完善解决现有全球性公地悲剧等共同面临诸问题的机制。

  

2、国际国家产品的转化:构建人类国家利益共同体


   中国“一带一路”向国际社会和沿线有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并不是仅仅指中国只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准公共产品,还包括中国他们提供国家产品,使其转化为所在国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国际社会中一个主权供给方国家向另一个需求方国家提供国际国家产品,而不全是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准公共产品,其基于除了人类全球公共利益外,每个国家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全球共同利益仍然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合理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应该是一致的。

  

   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讲到:“我们应该坚持共赢精神,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做到惠本国、利天下,推动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路子。”世界经济学中,地球除了有全人类共同利益外,也有各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国家利益,是能满足某个国家整体需要的有利事宜和状态。其要点:

  

   (1)利益只属于自己国家,而排他国;

  

   (2)国家利益既包括国家内部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国家内部个人、家庭、企业和其他法人的利益;

  

   (3)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国家内部的利益,还包括对外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各种利益。不同国家之间有着各自的需要和利益,也存在着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不相一致的方面。

  

   “一带一路”投资和设施等建设,对于需要方的有关发展中国家讲,可能是国内不排他、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但是,对于提供方国家来讲,可能是需要支付成本,并且有合理利润的国家产品。这类产品,由于需求方国家财政和国内其他类资金短缺,工程力量薄弱,技术水平较低,但急需公路、医院、学校、地铁等基调设施,向有资金实力、工程力量和项目技术的供给方国家协商,以自己国家财政未来收入或资源贸易支付为信用,两国政府谈判,由公共方国家政府决策的项目,属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自己的国家产品。

  

   国际国家产品的要义为:项目设立由双边政府谈判契约商定,而不是由供给方国家企业由市场调节选择;项目由政府指定,协调银行等给以融资,或者指导供给方国有企业投资建设,或者发包给自己国内的非国有企业建设,再由中国政府交给需求方国政府;供给方收回自己垫支的拨款和协调的贷款,政府盈利部分收归国库,从事建设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收回自己支付的成本,获得合理的盈利;供给方国家政府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公司建设的国际私人产品,提供给需要公共和准公共产品的国家。因为供给国并不按照免费、低息和非盈利性方式提供,而是需求国需要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对提供国支付成本和合理的利润。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指的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也应当包括提供这种盈利性、高质量和需求方国家需要的中国国际国家产品,使其成为自己的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因此,不仅因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公共事务,需要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当需求方国家为自己国家内部形成公共和准公共产品这种国家利益向供给方国家寻求合作时,供给方国家按照国际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可以以国际国家产品的方式予以提供。这种基于两国国家利益的政府间契约协商,国家间合作共赢,实际就是人类国家利益共同体。

  

3、公地的喜剧:建设人类新经济共享共同体


前面我们分析了公地悲剧的状况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个体国家无限制利用公共资源行为的负外部性,人类面临未来共同的各种问题,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提供国际公共和国际准公共产品,形成人类公共利益共同体。然而,如赫勒(Heller,1998)也研究了公地被界定给个体后,资源或产权过度分割以致破碎化,导致资源排他性过强,进而造成资源使用不足的悲剧。反公地悲剧通常并不表现为对产权标的物(资源)的破坏或者毁灭,而是过多的排他性所有者对潜在帕累托改进的人为阻碍使得资源使用的最大化价值无法实现,甚至造成稀缺资源完全无法利用的情形。在技术进步、经济结构高速和社会环境转型等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要求对原有破碎化资源或产权加以整合利用之时,反公地悲剧显得比较突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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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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