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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供给品安排

——一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和阐释

更新时间:2019-04-25 19:47:18
作者: 周天勇 (进入专栏)  

  

   特别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于立,2018)还发现,出现了公地的喜剧。有线互联网、无线通信、极速运算、大数据存储、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形成了网络和数字等新经济。在这些领域中,有关经济学的一些定理被颠覆。如与传统的经济领域相比,在互联网和信息等新经济领域,与传统资源稀缺性不同的是,可提供的资源和空间无限多和无限广阔;传统经济的规模递增而收益递减,变成了新经济规模递增而收益递增;传统经济中,每个个体越多地利用资源,使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造成外部不经济,而新经济中变成了越多的个体和每个个体尽可能多地利用资源,产生更多的外部经济;过去传统经济下的独享或者分享经济,变成了新经济下的共享经济。进而出现了公地喜剧的格局。

  

   这样我们仅仅从公地悲剧理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之问题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导,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解释,就与新技术不断出现、平台整合利用资源、网络领域的外部经济等形成悖论。技术不断进步、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创新、网络经济出现等等,也不断改变着人类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也迎来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利好和福祉。因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类不仅有处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和防范公共风险的全球公共利益共同体,也应当有新知识、新技术、新方式带来的新经济共享共同体。

  

   首先,如技术进步,如果从公地悲剧的理论分析,发达国家强调界定知识和技术的产权,防止侵犯知识产权的盗版等公共滥用,以保证研发者的风险投入、利益回报,以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形成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然而,从反公地悲剧理论分析看,如果一项技术保护时间过长,专利价格太高,产品成本因技术垄断而昂贵,阻碍竞争者进入进行帕累托改进,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技术保护主义,则会使其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率和在发展中国家的使用率不高。从全球范围讲,资源配置并不经济。

  

   其次,一些家庭或企业拥有产权的用品,在某些情况下,其使用率并不高。甚至有如身体长高、季节换居、公共交通替代等原因,几个月和数年在家和在企业闲置的物品,如衣物、跨地住宅、私人轿车、货运车辆、消防车等。这些用品在产权上属于私人所有,甚而造成了使用率很低,即反公地悲剧。学者李晓华研究闲置资源在新经济条件下的利用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闲置产品的拥有者可以近乎于零的成本发布产品信息,同时闲置产品的需求者也可以近乎零成本(不考虑机会成本)地搜寻所需要的产品,从而解决了存在于陌生的且在地理空间上分散分布的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更广大范围、更大数量供需双方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提供了无限的销售的“货架”空间,使过去装置的物品和服务得以展示出来并有机会被他的潜在用户发现和购买。

  

   李晓华还分析,信息技术的另一项颠覆性影响源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随着许多功能集成智能手机的普及,每一个消费者都能随时连接互联网获得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信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打车、租房等高频次的服务交易成为可能。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平台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为商品找到用户、为用户找到商品,交易的撮合效率和精确度获得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信息平台用户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分享经济的效率。也就是说,私人产权界定情况下,由于物品的使用和消费性质,使这些资源碎片化。而消费和使用时间短和频率低,导致了反人地悲剧的不经济。信息技术进步出现的平台和网络方式,降低了这些闲置资源搜寻、交易和利用的成本,通过共享等方式,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在一个移动通讯网络中,使用手机通话的人越多,量越大,通讯费用越低,网络的效益越好。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建设,可以为有关国家提供信息和网络技术、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改变这些国家信息不通,信息搜寻成本高的局面,加快信息流通、扩大网上行政、普及远程教学会议、节省运输往返、交易网上结算、资金网上往来等等,促进所在国的信息化和经济发展。

  

   交通运输方面,在高铁线路区域中,技术不断进步,时速不断提高,换来更多的空间资源,乘客越多,运输的效益越好;嘀嘀打车,所在地区人口越多,消费者越多,网络平台的收益,出租汽车的收益,消费者得到的福利就越多。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行动,在外建设高铁线路,推广中国的网约车模式,也促进有关国家交通运输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知名电商如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纷纷在农村布局,电子商务有效打通了贫困地区资源与域外大市场对接“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扩大了农村农产品向全国,甚至向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提高所在国农民收入有重要作用。这些新经济共享的经验,可以从技术、设施、运营模式向“一带一路”国家乡间推广,用于“一带一路”国家农村的减贫。

  

   总之,中国“一带一路”行动,秉承人类知识文明全球化精神,反对技术过度保护主义,坚持技术公平自由交易交流,中国本身也应当与沿线国家间形成新技术保护、扩散和应用的合作机制;中国“一带一路”行动也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信息和网络技术、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当然也包括这方面的中国国家产品和私人产品,构建人类发展新经济共享共同体。

  

4、培育造血功能:建设人类发展能力共同体


   中国有古语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仅仅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准公共产品给予式的方式进行帮助,一是因需求的无限性和供给能力的有限性,提供方受财力的限制而不能持续,使用国消耗完后,也不能形成持续的自我提供能力;二是容易形成受援国对提供国之间的依赖性,反而弱化自己努力发展的动力;三是在提供国家公共和国家准公共产品过程中,软预算约束、低效率、寻租腐败等问题较多。

  

   与发展中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

  

   首先,教育是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能力公平的基础,通过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在其农村普及教育,使农村儿童有机会得到他们所要的教育,也帮助其受教育程度低的成人进行文化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智能、技能等劳动和创业素质,成为能推动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其制度结构中最为缺乏创业精神和企业家,良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企业家成长的重要保证。要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企业家, 一般都要经过若干年的实践锻炼, 企业家的机会意识、成就感、自我主宰感等素质必须在所在国学校时就开始培养。高等教育是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比如把握市场和技术机会的能力, 从事研究与开发的能力,企业内部组织管理能力等,往往都必须先接受高等教育而后才可能获得。中国可向这些国家派出师资,以及提供留学机会。中国也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形成成人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培训等教育体系, 建立中国与所在国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并在中国在外企业中使用和锻炼本土化管理人才,帮助形成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团队。

  

   再次,介绍中国经验,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创业、投资、经营的营商环境和市场能力。在帮助“一带一路”有关发展中国家形成行之有效、公平公正透明的具体法律、法规和监管程序方面,在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体系方面,在中小企业市场、政策政务、社会化服务、融资和法治等体制和环境建设方面,中国走过了商事等体制方案设计、具体改革和制度形成的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通过对有关国家公务员课程培训、实习,以及提供方案等,帮助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相结合,形成其发展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四,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为所在国形成市场化和内源性的工业化能力。中国企业,作为国际市场的主体,自主向“一带一路”有关国家提供国际私人产品,与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准公共产品、国家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不同的是,其完全由国际市场调节、商业企业为主体、按国际规则运营、等价交换、保值增值、获得利润。中国这些从事建设、制造和服务等国际跨国企业资本的进入,对有关国家带来就业机会,使本土劳动力在工作中形成守时遵纪等工作习惯,提高劳动力知能和技能素质;吸收中国的外资,可以弥补其经济发展国内储蓄不足和投资缺口;中国装备的投资进入,可以节省自己推动工业化的外汇需要,也弥补了其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而中国投资和产业的进入,也有技术的扩散,推动了其产业结构的升级。总体上形成内力,推进了所在国的工业化进程。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规划实施和行动,注重合作国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的培育,形成发展能力共同体,这才是中国对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的贡献。

  

5、持续稳定发展:形成人类防控风险共同体


   经济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是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中经济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是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中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也就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收益和损失)的分布范围和状态不能确知。而风险,就是在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小。

  

   从学术界讨论“一带一路”行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这样六种,自然类的地震、洪水、坍塌、泥石流我、气候、资源储量等风险;技术进步类的颠覆改变、缺乏协同、应用性差等风险;市场类的价格变动、竞争激烈、供应链断裂等风险;规则、契约和委托代理类的缺乏诚信、随意毁约、内部人控制、夸大成本等风险;社会政治文化法律类的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法律不透明、排斥外资、没收资产、阻止利润汇出等风险;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类的战争冲突、经济制裁、恐怖主义等风险。但是,绝大多数观点没有从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宏观规划与各国具体项目设施行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不确定性和风险。

  

实际上,与考虑国内一个项目和行动不一样的是,我们还需要在主权国家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一带一路”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是跨主权国家的现象和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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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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