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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欣一:政权更迭时谢觉哉的所思所为

更新时间:2019-04-22 22:41:00
作者: 侯欣一  

   【摘要】 1949年2月,军事上已稳操胜券的中国共产党人宣布废除国民党政权的“六法全书”,并承诺尽快创制一套全新的法律制度。其实,内战爆发之初中共党内以谢觉哉为首的一批法律工作者就已开始了创制新法统的工作。在谢觉哉等人看来,废除旧法统,创制一套全新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他们先是集中精力起草宪法,但碍于时局和认识,这一工作一直无果。随后他们起草部门法,但部门法的起草也不顺利,诸如民法、刑法、刑诉法等的起草亦没有取得实质成效。他们转而尝试创建新型的司法制度。然而这一工作仍然收效不大。最后将培养合格的审判人员作为了自己的中心任务。事实证明废除旧法统容易,而创制新法统则绝非易事。谢觉哉的日记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批法律理想主义者对于再造新法统的思考和实践。

   【中文关键词】 谢觉哉日记;废除六法全书;创制新法统

   【全文】

   目次

   一、为何要废除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旧法统

   二、全新的法律制度该如何创制

   三、实践中的两难

   四、结语

  

   1949年,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2月22日,北风料峭,尚未建立全国政权,但已在国共内战中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涤荡寰宇的革命气概,正式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做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做依据。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则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区所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做依据。”[1]同时承诺构建属于自己的新的法律制度。两种法律制度废立之大幕由此拉开。

   法律制度的兴替是一件事关国家兴亡和每一个人命运的大事,理应被大书特书。但翻检文献却发现国人对此事并不太关注,即便有记载,要么极为简略、要么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要想了解法统废立之间发生的故事以及法统的废立在时人心中留下的印象已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个中原因亦不难理解:在摧枯拉朽的革命大潮面前,政权更迭才是时代的真正主角,法统的废立只是裹挟于其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而已。

   谢觉哉见证、参与了两种法制废立之过程,并在日记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谢的日记记载了法统废立之过程及本人对法统废立事件之思考,使我们得以窥探激荡年代中法制变革的某些细节和影响。从苏区开始,谢觉哉就一直从事政权理论研究和法制实践工作,延安时期更是党内主管法制工作的领导人,他对法制问题的思考和实践经验具有不可替代性;此外,谢有写日记的习惯。目前已收集的谢觉哉日记共约一百多万字,起自1919年,止于1971年逝世之前,除大革命时期和长征途中的日记因战乱散失外均保存完好。

   日记中对法律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思考包括纵横两个维度。纵的维度是以抗日战争为节点。抗战结束前他对法律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如何让边区的法制获得民众的满意。抗战结束后,他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创建一套新的法统;横的方面,谢对法律问题的关注最初主要集中于宪法、司法制度方面,而后逐渐向所有的法律门类拓展。总之,谢对法律问题的思考,首先是时局的影响,其次才是自身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结果。

   对日记的观察还应该置放在两个平台上:一是职业。在观察的时间段中谢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中央法律研究会、法律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以及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职业决定了他对法律问题的思考绝大多是出于工作的需要,难免会与中共的决定和实践高度重合;二是兴趣。谢是党内著名的法学家,因而,他对法律问题的思考又有着一定的独立性。谢的日记内容丰富,既有对法统废立这一大的历史事件的记录、个别人物的评价,还有对问题本身的思考,且用笔较为率真,在中共领导人中仅为鲜见。就学术价值而言谢觉哉的日记弥足珍贵,沿着日记的支流,适当辅之其他史料可以一路上溯至历史的大江大河之中。[2]

  

   一、为何要废除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旧法统

  

   现代法律体系肇始于清末民初,历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等几个阶段,至20世纪30年代体例和内容均大致完备,人们习惯以“六法全书”称呼之,视其为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谢觉哉认为,废除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旧法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前提。之所以如此:

   第一,思想上的认知。接受马列主义以后,谢就坚信法律制度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统治阶级变了,法律制度也必须跟着变化。他坦诚说:“我在多年以前翻过‘六法全书’,觉得还不错,但现在再一看,觉得全不对。这是由于我是思想上起了变化……。”[3]

   1947年4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能把旧法律补葺罅漏,而只应把旧法律推翻,在旧法律废墟上建立新法律来,虽然旧法律有多少好材料经验可采用。

   如上所述,新的法律,不止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容为旧形式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4]

   1949年1月在华北人民政府司法训练班上的讲话完整地体现了他的观点:

   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法律是国家表现权力的工具,法律自然也是阶级的产物。奴隶社会的国家和法律,是替奴隶主服务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和法律,是替地主和贵族服务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法律,是替资本家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和法律,就是为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应该看到,社会已经大变,由于掌握政权的阶级变了,而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我们的法律观,也必然要随之改变。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要废除旧法律及其司法制度,建立崭新的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和司法制度。[5]

   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上的认知,谢觉哉以及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一直将国民党政权的法律体系包括司法制度定性为“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旧的”。既然是反动的、旧的法律制度,将其彻底废除或彻底砸烂自然是迟早的事。

   第二,策略上的妥协。对马列主义国家观、法律观的信仰,决定了谢觉哉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法律体系必然持一种不可调和的彻底否定态度。思想上的认知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则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涉及到策略问题。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谢都公开主张废除国民党政权的法律制度。然而,抗战期间为了国共两党政治上合作的需要,他又强调可以在抗日根据地内适当地援用一些国民党政权的法律制度。陕甘宁边区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对于这种做法,中共党内有些人无法理解。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就坚持强调国民党的法律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法律,对于工农劳动群众只有剥削和束缚的作用,在边区不能适用。谢公开批评他不讲统一战线政策,“凡事不可从空想出发,必要从实际出发。想是必要的,不想,立不出计划来。但想必是依据过去的实际以推论到将来;同时又必须不断地在具体的发现来修正和充实我们的‘想’。否则是危险的。”[6]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谢对国民党政权法律制度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先是不再主张适当援用国民党政权的法律制度并从局部批判,进而抓紧时间起草根据地自己的法律法规,最后全盘否定国民党的法律制度,变化的程度与国共两党围绕政权的谈判进程密切相关。[7]数年之间,谢对待国民党政权法律制度的态度不断发生着变化,究其原因均与时局的变化有关。

   第三,根据地政权建设之经验。抗日根据地曾适当地援用国民党的法律制度,结果是根据地政权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政权的弊病。谢在日记中说:

   晋察冀边区政府初成立时,司法及警察机关仍旧,旋即觉得积弊太多,难返。这一经验证明,旧的政权机构不可承袭,必要打碎。然后再捡拾其尚可用的材料,供新的建筑用。

   解放区政权机构——从内战到现在,它和旧政权机构无继承痕迹,虽然尚不完善,但自为风气,没有旧衙门的一切气味。但应注意,它是没有去接旧的,而是与旧的对立,先存于农村或山上,今后蒋政权大坍,要去接收。接收后又把它打碎的经验,我们还没有。旧的政权机器是压迫人民的一具精密机器,不粉碎它。而盲目的继承它,可以使革命变质。[8]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政权。全新的政权无法凭空产生,但边区政权的实践已证明,新政权绝不应该从旧的法律制度中生成,新旧两种法律制度全无结合之可能,否则新的法律制度势必会受到旧制度的侵蚀而变质。

   第四,旧法律制度本身的原因。仅从学理层面看,谢也认为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几乎一无是处。

   看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民法,不只是和广大工农无关,而且并不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所需要。中国资产阶级如是指城乡将本求利从事工商的生产者,他们还不定需要这样繁杂的条例。如果是指将来发展够了的现代化的资产阶级,也许要带些中国的特点,把外国的照抄,岂能尽合他们的脾胃。

   刑法较现实,如内乱罪、外患罪章,合乎卖国政府的需要。但公共危险罪章,几处说到决堤妨害矿厂、自来水、电车等,却不知道决堤淹没农村田园的罪恶,这些人以为天下就只有他们住惯了的城市圈子。[9]

   之所以如此,除旧政权的反动性质外,还与立法者对中国国情的无知有关:

   这些法文的起草者并非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不甚了解中国现实,贩卖外国货的留学生,只能写出这样的文件。[10]

   第五,宣泄的激情。毋庸回避,谢之所以主张废除“六法全书”多少包含着情感的因素。1949年8月,谢在华北人民政府司法人员培训班上如是说:

   “六法全书”不好,改改就是了,何必废掉?这里有个必须弄清的道理:以前的革命(如也叫做革命的话)封建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只是一种剥削方式替代另一种剥削方式,当权的都是剥削阶级,因此他们的法律,可以一脉相承,大同小异。现在是什么时代?非剥削阶级工农劳动者上了台,以前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以前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且要把它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这叫做“天翻地覆”,在历史上划个很深的鸿沟,所以那作为政治统治工作的法律,必须把它废除,在旧的废墟上建新房子,而不能只是把旧房子加以修葺。你如果是一个肯定了革命人生观的人,而又参加过人民革命的实际工作,那你定会对废除“六法全书”感到痛快,否则,你就要省察自己的脑子里总多少还存有毛病。[11]

   漫长的革命即将胜利,革命老人谢觉哉无法掩饰欲与对手一切一刀两断的激情,“痛快”两字就是这种情绪的最好表露。这种情绪源自于革命的残酷和对手的残暴。只要是对国共两党内战史稍有了解的人都难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对此加以指责。

   总之,谢觉哉对待国民党政权法律的态度在中共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观察谢的言行,有助于我们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废除“立法全书”这一做法背后的逻辑。

对中共中央颁布的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指示[12],谢觉哉热烈欢迎,4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在各解放区中率先发布由谢起草的《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发动法律》的训令,“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法律,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现在我们已把这枷锁打碎了,枷锁的持有者——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政权也即将被完全打垮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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