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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献文 熊鹰:中国电影路在何方?

——基于中国电影现状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9-04-22 22:12:01
作者: 黄献文   熊鹰  

   内容提要:艺术塑造的是灵魂和人格,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但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强调电影的商业性来否定其思想性,强调电影的技术性来削弱其艺术性,甚至变为一种赚钱手段。低俗的电影制造出一大批欣赏趣味平庸低俗的观众,这批观众反过来要求制作出更平庸低俗的电影,恶性循环。拯救中国电影是一个系统而浩大的工程,需要高层的强力倡导,有关部门的政策护航,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合力和市场的规范才能完成。

   关 键 词:中国电影  消费时代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理想主义

  

   艺术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的潜移默化功能塑造的是灵魂和人格,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任务是要“编造出”本阶级的“思想和幻想”[1]43。而对于当下的中国文艺来说,不仅要“编造”,更为重要的是要规范和引领一代人的“思想和幻想”,且迫在眉睫。因为当下大部分受众是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年轻人,中国的未来靠他们来支撑。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年轻一代越来越疏离传统的纸质读物,而热衷于影像媒介,影像媒介在寓教于乐中承载着弘扬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的重任,它甚至比国家意识形态直接出场更能收潜移默化之功效。

   1920年代创立的“明星影片公司”在其《组织缘起》中开宗明义说,电影“与国民道德实业发展有莫大关系”,“可以补家庭教育暨学校教育之不及”[2]。“影戏事业不是投机事业,制片公司不是交易所,影片也不是涨落无定的股票”[3]83。“有价值的影片,必有主义,无主义,即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4]。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或以朴素的人道主义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切,或以“问题”为中心,探讨人生,针砭时弊。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积极投身到抗战救亡的时代洪流中。战后,一大批银幕佳作以其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深刻的心灵剖析和对银幕语言的大胆创新,完成了对时代的忠实纪录。“十七年”电影那种高与天齐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至今还让人热血沸腾,尽管其浓厚的意识形态在“文革”中走向了它的反面。新时期,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各放异彩,共同打造出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并实现了与世界电影的接轨。世纪末的第六代电影虽然呈现给我们的表面上看是颓废、迷茫、病态的青春景观和边缘人的灰暗人生,缺少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光芒的烛照,既然没有新的价值可以凭靠,就将旧的价值彻底地“撕破给人看”;既然没有崇高的人生版本可以仿效,就让这迷茫的人生在堕落中沉沦。但仔细考察,隐藏在这些电影后面的价值尺度却是正面的,它们表现的是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坍塌而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起来的一代年轻人“醒后无路可走”的心灵困境,比“仍在铁屋子里沉酣”的高歌猛进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正是有了它们,从前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坛偶像变成了踩在脚下的纸人纸马,它们从另一面推动了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浪潮。新世纪以来,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电影虽然进一步分化、裂变,但它们努力开拓新的表现领域,不断拓展其创作的内涵与外延,带来了中国电影的多元与繁荣局面。

   近些年,一批新生代导演开始登台,他们或通过讽刺喜剧去表现社会的荒诞和人性的变态,如《驴得水》;或以“不撒谎的镜头”去表现生活在社会褶皱里的普通人、边缘人的生存现状和心灵困境,将“诗意”强行灌注进生活的灰色中,以提升其思想深度和人文蕴含,因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的新颖别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路边野餐》(虽然影片中的“诗”和生活没有很好地糅合,主题晦涩,火候不够,但其不媚俗的姿态和创新尝试值得肯定)。有的将主旋律与商业元素进行很好的缝合对接,赢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藏族青年导演万玛才旦的《塔洛》以粗粝质感的黑白影像和固定的长镜头勾描出西藏大地的苍凉,通过一个老实巴交的藏族牧羊人办身份证的经历表现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下,纯朴的当代藏人所面临的心灵困境,构思新巧,沉潜蕴藉,是近些年青年导演难得的佳作。《呼吸正常》描写大学毕业走入社会的三个年轻人在广州这座城市寻找爱情和理想,职场打拼,理想褪色,爱情物化,整个社会的功利浮躁和年轻一代的精神迷茫与焦虑跃然于银幕之上。《八月》通过一个少年之眼反映90年代初国企转型对普通职工家庭的冲击,和他们的心灵挣扎。此外还有《二十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黑处有什么》等。这些影片继承了早期第六代电影的纪实主义传统,不矫情,不卖弄,而是将镜头切换到生活的最前沿阵地,真实地反映出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里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和心灵境遇,为他们“立此存照”。虽然它们在艺术功力和人文底蕴上还有待提升,有待加强,但它们走的是艺术的正途。随着这些导演阅历的增加,艺术和思想的成熟,相信他们会制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佳作。

   随着中国的崛起,一百多年久被压抑的民族自尊心被重新唤醒,电影也从中嗅到了商机。在好莱坞大片的启发下,动作奇观+民族主义成了主旋律电影新的增长点。如《湄公河》,初试牛刀,大获全胜。《战狼2》更将国家意志、民族自信融入孤胆英雄的功夫拳脚之中,吻合了新崛起的中国对于国家主权、民族自信的镜像询唤。满屏的刀剑铿锵,自始至终的杀、杀、杀,满足了年轻观众与生俱来又蓄积已久的英雄梦想和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果然,票房一飞冲天。然而,它身上裹挟、捆绑的太多的主流价值,让人轻易不敢置喙,否则网上水军会铺天盖地地群起攻之,甚至肆意谩骂①。无疑,《战狼2》走出了一条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新路,提振了民族自信心,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理应受到肯定。但我们也不得不说,当我们走出电影院,当我们的感官被那些过度的视听轰炸弄得疲惫而迟钝,鼓胀起来的热血冷却之后,发现除了那些强行粘贴上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外,所获寥寥,一定要说收获的话,那就是感官大于心灵。而且影片中所展示的血腥暴力影像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影响也偏于负面。最主要的是,《战狼2》刷新了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效颦之作,更多加强版的血腥暴力+廉价爱国主义影片会鱼贯而出,中国银幕在相当一段时间将沉浸在各种冷热兵器的交响乐和拳脚功夫的打斗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主旋律电影虽然努力求新求变,但由于无法冲破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和英雄形象的符号化书写,不免陷入明星的“大检阅”阵容和伟人的“换脸术”中。

   然而,上述影片价值观不存在问题,只是适应市场所作的制片策略调整,有得也有失。下面要说的是新生代中另有一部分作品,它们放弃了早期第六代电影中因清醒而痛苦、因迷茫而焦虑的灵魂写真,向着物质主义大踏步前进。拒绝深度,消解崇高,将电影降格为娱乐、狂欢和游戏,甚至变为一种赚钱的手段。强调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来否定其思想性,强调电影的技术性来削弱其艺术性。铺天盖地的娱乐,跟风而上的“系列”,炫技的视觉奇观,票房炒作的表面繁荣下面制造出的是一具具灵魂的空壳,甚至是心灵的麻醉剂。“疯狂”热,“囧途”潮,“小时代”系列,类型扎堆,同质繁殖,看似丰富,实则单一,看似热闹,实则肤浅。而由一批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校花、选秀偶像、新生代歌手担纲主演的青春片、爱情片将青春当成廉价的卖点,将“繁复的当代大学生活幻化为俊男美女的游乐场”[5]。充斥着时尚、名牌等各种物质诱惑和拜金主义,表面光鲜亮丽、青春四溢,滤镜中的怀旧光影,颜值爆表的“鲜肉”、“女神”,却“炫烂而空洞”,表现的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青春”,盆满钵满的票房神话和光鲜亮丽的镜语难掩其价值指向的虚无和艺术的肤浅。即使是为人称道的《七月与安生》,虽然在表现女性心理和潜意识方面有一定开拓,但仍脱不了矫情造作的毛病,闺蜜间互抢男友,与对方订婚男友同居生下私生子,情感放浪而颓废,加上对物质的炫耀和迷恋,对年轻人无疑是一种价值误导。获得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摄影)”的《长江图》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表现长江上两个时空交错的爱情故事,企图用诗和佛理去提升影片的形而上高度,但整部影片仍然给人莫明其妙、无病呻吟、顾影自怜之感。古装片方面,眼花缭乱的宫廷阴谋,蠢蠢欲动的感官诱惑,在思想深度和精神价值上没有任何超越,而且道具、服装的运用和造型上更是漏洞百出。而某些红色经典改编电影,将红色经典武侠化、黑帮化、娱乐化,与其说在弘扬经典,不如说是在消解经典,炫技的视觉奇观除了造成眼花缭乱外没有在思想上进行任何的提升。扭曲的民族自大狂下手撕敌人、裤裆藏雷、手榴弹炸飞机和裸女入画的雷人抗战剧此起彼伏,将影视频道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有些收视率较高、口碑尚佳的抗战剧也未能免俗,台词、情节与人物无不呈现娱乐色彩,游戏精神淡化了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和严肃性,造成了观众对这段战争历史及英雄人物极大的误读。而“情爱”、“搞笑”、“暴力奇观”等热点拼贴而成的“奇剧”、“神剧”更蔚为大观。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电视频道,低俗娱乐节目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霸占了真善美传播的空间。大巴车上播放的都是凶杀情色的影片,看得人直翻胃。青少年痴迷的动画和电子游戏充斥着打打杀杀的暴力奇观。互联网上,更是一片乱象,“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甚嚣尘上,或躲进神鬼、玄冥的虚构世界里自娱娱人,吸引无数网迷为之癫狂。更不提无数网页上的无底线“性感主播”,绯闻艳照,甚至黄色视频。而艺术批评,有的丧失起码的独立精神,“成为了被豢养的变相广告”[6]。而“被豢养”的庞大的网络水军更像蝗虫一样,将正常的电影舆评搅得“周天寒彻”,混浊不堪。一位论者说得好:“中国近期电影的这种后现代性,使这些影片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电影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电影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这种电影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它缤纷炫目,但又缺乏内容。”[7]可以说,人文精神的衰退、价值观的紊乱和文学性的缺失使当下的不少国产电影普遍缺乏一种灵魂,逐渐偏离了艺术表现真善美的正途。

   据调查,当下电影的观众年龄大多在17岁至28岁之间,其中大中学生尤其是“90后”、“00后”已成为观影主体。上述电影(包括电视、网络)对青少年造成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在追星心理的驱使下,不少人来电影院的目的并不是冲着电影多么好,拍摄水平多么高,而仅仅是为目睹他们喜欢的明星,甚至是明星的衣饰。殊不知,这批年轻观众正是中国的未来,一大批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整天吸食这些精神鸦片,在物质的海洋中狂欢的年轻人将会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长此以往,“民族文化的存持与传承面临着断裂、崩塌的危险,人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日渐生疏、隔膜,难于表达、阐述属于自己和本民族独立的思想,由于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和主体性文化体认不断消解,民族文化认同不断弱化”[8]。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构建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乎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的重大问题,当下电影乃至整体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价值导向和文化传播的问题,不仅不容忽视,更是一个亟待切实解决的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当下中国电影的浅薄低俗乱象,症结何在?我们认为从下面三个关键词中可以找到答案:价值失范,“娱乐至死”,“受众为王”。

文变染乎世情。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呼啸而至,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转型和精神失范。如果一定要用几个不太恰当的词来概括建国后几代人精神底色的话,那么“50后”是英雄主义,“60后”是理想主义,“70后”、“80后”是现实主义,“90后”、“00后”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随着充满激情与理想的80年代的终结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确立,整整一代人的政治热情跌入谷底,形成了思想的断崖。商品化大潮、大众消费娱乐文化的崛起,像章鱼巨大的吸盘和宇宙中漩涡般的黑洞,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吞吸、撕裂得极度变形甚至面目全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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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02):4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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