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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硕:丁韪良与晚清“祭祖之争”

更新时间:2019-04-19 01:24:37
作者: 黄秋硕  

   内容提要:晚清“祭祖之争”反映了明末清初相关议题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变化。旅华汉学家丁韪良对中华祭祖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化。在1877年、1890年两次“宣教大会”上,丁韪良与西方来华传教士主流意识唱反调,大谈中华祭祖文化的积极意义;会后还对自身观点做进一步的辩护。他发表的诸多论述中国祭祖文化作品,不仅有利于抵制西方来华教会利用强势对中华文明的排斥,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学西渐,推动西方汉学家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与研究。丁韪良的有关认识与举动反映了长期旅华汉学家与一般传教士之间立场、观点的分歧。

   关 键 词:丁韪良  祭祖之争  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旅华汉学家与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祭祖之争”。这是明末清初相关议题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变化。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是晚清这场争论的核心人物之一。本文对晚清时期“祭祖之争”发生原因与过程、丁韪良在“祭祖之争”中所起作用与历史影响等问题作初步探讨。①

  

   一、晚清“祭祖之争”之由来

  

   自鸦片战争前后,到1877年5月晚清“祭祖之争”首次爆发之前,西方来华传教士在祭祖问题上还缺乏协调、统一的立场。

   西方传教士“祭祖之争”起源于明末清初。明末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Ricci,1552-1610)基于传教策略,对中国传统习俗保持宽容态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天、祭祖与敬孔。“耶稣会会士的首要任务终究是传教,为了使基督教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他们采取了将原则与实际相结合的‘汉化’传教方针。这种融通政策正是他们在亚洲传教取得成功的秘诀。”②

   费正清指出:明末清初包括祭祖问题在内的“礼仪之争”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约1640年至1742年),不仅教会内部意见相左,欧洲与在华教士互相辩驳,最终连教皇与清朝皇帝也发生了争执。③1722年之后,清雍正帝开始镇压在华教士的传教活动。1742年罗马颁布的另一份教皇谕旨为此后200年(直到1938年)的礼仪之争奠定了基调,要求入华教士必须严格宣誓拒绝“中国的礼仪”。④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祭祖文化,大都持否定态度。伦敦会马礼逊(R.Morrison)1832年就在《中国丛报》发表《对坟墓的崇拜》《祖先的坟墓》两篇文章,反对祭祖。马礼逊认为中国人祭祖习俗,违反了基督教的教理;他强调传教士必须促使中国基督徒停止有关祭祖行为。⑤马礼逊还重申了当年罗马教皇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祀孔的命令。⑥马礼逊这一立场,尤其是在1877年之后成为在华“所有的传教士团体”的基本立场。各差会的传教士基本上也对祭祖持否定态度。如伦敦会麦都思(W.H.Medhurst)的《清明扫墓之论》(1826年)、《野客问难记》(1854年),英国浸礼会胡德逊(T.H.Hudson)的《清明祭扫坟墓论》(1848年);美国公理会卢公明(J.Doolittle)的《寒食清明论》(1855年);美国长老会倪维思(J.L.Nevius)的《祀先辨谬》(1859年)等等。⑦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美国南浸信会晏马太(M.T.Yates)成为强硬执行罗马教皇禁令的代表性人物。⑧1868年晏马太在《教务杂志》发表《祖先崇拜与风水》,表明其反对中国祭祖文化之立场。⑨1868年10月“苏郡劫余子”在该年第九期《教会新报》发表《劫余子条议》一文,作者维护中国人祭祖传统,云:“世间蒸尝祭祖,乃人子报本之举,天性所发,古礼昭然,曷宜阻止。”⑩同年11月晏马太于第十期《教会新报》发表《晏牧师辩劫余子条议》云:“殊不知蒸尝拜祭,亦系俗见,若果天性,何不行于天下,而独限于一方一国耶?由此可见其非由天性,且亦犯神之命”;“耶稣教与儒教不能并行而不悖。”(11)

   可见,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教会依仗不平等条约逐渐在中国扩张传教之后,如何对待中华祭祖文化,再次成为基督教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

  

   二、丁韪良来华初期对祭祖之态度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来华之后,经历了一个起初对中国人祭祖加以盲从反对、其后逐步向利玛窦“宽容”态度靠拢的转变过程。

   丁韪良于1850年4月抵香港,5月初北上到宁波,开始其在中国的宣教生涯。丁韪良宁波传教之初曾经反对祭祖。他曾回忆道:“当我回顾以前所犯的错误时,有两件事情特别使我感到懊悔:一件是不许基督教徒们顺从普通的结婚仪式,跪在一张写有五个崇拜对象的纸条前面;第二件是坚持让基督教徒们交出祖先的神主牌位,以作为他们诚心想要参加洗礼的证据。在这两件事上,我都没有权利来考验对方。”(12)

   到达宁波后丁韪良在学习中国语言的同时,重视研读中国经典。五年里,他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学习。(13)在宁波期间,丁韪良开始糅合中国文化于布道作品之中。如,他借用了中国固有的“天道”一词指代基督教,并终生沿用。他早期著作《天道溯原》《喻道传》等概用“天道”一词指代基督教。(14)

   丁韪良对待祭祖问题,一定程度采用了利玛窦“宽容”手法。如《天道溯源》说:“或曰圣礼固所宜守,但不知祖遗之礼仪,可兼行否。曰,其礼与圣经合者可行之。其不合者当弃之。”(15)

   由上可见,鸦片战争前后,到1877年5月,这期间,虽然来华传教士总体上排斥中国祭祖文化,但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其中丁韪良等少数传教士对待中国祭祖文化,与利玛窦有相似之处。总体而言,该时期“祭祖之争”的局面尚未公开形成。

   顺及,丁韪良于1869年11月26日就任同文馆总教习,旋即辞去教职。此后,丁韪良的相关言论主要反映了他作为长期旅华汉学家的看法。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更好把握晚清“祭祖之争”。

   三、丁韪良与1877年祭祖之争

   1877年纪念马礼逊抵华70周年会议使祭祖问题再次突显出来。此后主要以丁韪良为一方,以有关传教士为一方,双方展开了论战。

   (一)会上丁韪良与多数传教士爆发分歧

   1877年为马礼逊抵华70周年,当时中国共有来自29个差会的473名宣教士(含宣教士夫人),其中126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外加16名已改行而被特邀的前宣教士。这次会议从5月10日至24日,长达两周。大会讨论内容囊括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观察、向中国人传道的内容和方式、医疗宣教、教会学校、文字事工、妇女事工等议题。(16)其中如下三个议题与丁韪良有关,这也是他研究汉学长期关注的问题。

   一是关于世俗文化科学与传教关系问题。5月16日下午,丁韪良在会上发表题为《论世俗文字事业》的演说。他认为,宣教士投入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撰写诸如历史和地理、物理科学、精神和道德科学这一类的文字事工,纯属正当。(17)丁韪良这篇报告与其当时热衷的事业密切相关。丁韪良自1865年进入京师同文馆任教习之后,即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身于同文馆事业与汉学研究。早在1872年8月(同治十一年七月)丁韪良就创办《中西闻见录》,“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书中杂录各国新闻近事,并讲天文地理格致之学”。(18)

   丁韪良上述报告与会议主旨并不相符,“反对意见也很强烈。赖教士(Mr.Lyon)质疑在无人问津的环境下出版这类刊物的效用;戴德生教士(Taylor)和杨格非教士(G.John)进一步阐述了反对的理由:所有文学和科学的伟大价值都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养,但宣教士的目的不是传播文化知识,而是拯救灵魂;中国人需要认识神,并认识罪,这远比知道岩石的成分和行星的名字更为重要。”(19)

   二是儒学、佛教、道教与传教关系问题。5月11日伦敦会艾约瑟(J.Edkins)作题为《道教和佛教的一般观念》的报告。他追溯了这两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历史发展,并展示了其对中国人的影响。艾约瑟主张在基督教的宣传中引用释、道两家的语录,但“对于在教会学校讲授儒家经典的利弊上,大家分歧尤其大”。(20)来自宁波的卜牧师(J.Butler)强调:必须是完全归信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分。他说的归信,是特指从孔子归向基督,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事奉两个主。伦敦会杨格非“确实担心有些传道人把基督教演说成儒家思想的补丁”。(21)

   三是祭祖问题。5月21日,上海浸会晏玛太宣读了题为《祖先崇拜》(Ancestral Worship)的报告。他认为: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主要信仰,其他的宗教体系都是其附庸;祖先崇拜是中国一切偶像崇拜的根源和本质;(22)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而在祭祖问题上保持宽容,只是一种屈服的行为。(23)

   杨格非对晏玛太此文深表赞同。杨格非说:“我们来华的任务是与黑暗权势作战,是救人从罪中出来,我们要为基督而征服中国”;“中国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地开放,它在我们掌握下,教堂正成倍地增加。但是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完全占领这片广袤的土地。”(24)

   其他与会者大都对祭祖加以攻击,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及容忍。总计当日发言的20多名传教士,只有艾约瑟与美北长老会何特(W.S.Holt)等少数人同意较为缓和及妥协的处理祭祖问题。艾约瑟质疑道:“我们是否有权强迫中国人放弃他们对死者的尊敬方式?”(25)

   上述三个议题是密切相关的。与会绝大部分传教士排斥中国祭祖文化,是与抵制包括儒、佛、道在内的中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实现会议预期目标,这次大会公推21位资深宣教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呼吁性的决议。(26)该决议宣称:“中国文明是与基督教文明相抵触的”;“中国人不仅拜死人、拜木石做成的偶像,在很多地区还拜一些最令人憎恶的被造物”;“帝国政府对福音传播的态度变得前所未有的开放,去年签订的《烟台条约》和随之达成协议的公告,都促使广阔的内地更加有效地对外开放了”;“中国的大门已经敞开”;“我们要中国在这一代人就从罪的奴役中解脱出来。”(27)

   可见,与鸦片战争前后来华传教士的主要倾向相对接,排斥中华文明成了1877年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的主要特点。本次宣教大会为何如此强势排斥包括祭祖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呢?其实,根本原因在其“决议”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关键就在于其视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相抵触”;其主流意识即是借助列强迫使清政府将“中国的大门已经敞开”的有利时机,“要为基督而征服中国”。这也是晚清时期“祭祖之争”历史条件与明末清初最大区别所在。

   (二)会后丁韪良为中华祭祖文化作专题辩护

   丁韪良无视上述1877年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之“决议”。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与准备,1880年9月25日丁韪良出席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在纽约哥伦(比亚)书院举行的会议,并发表《论中国的祖先崇拜》一文。(28)此文系丁韪良对上述1877年传教士大会“决议”中关于祭祖问题的首次专题回应。该文1881年在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上节选发表;同年,又在他的英文论文集《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字》中全文刊出。(29)

   丁韪良《论中国的祖先崇拜》,首先从研究汉学与中华文明之视野,认识中国人的祭祖文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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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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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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