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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柯:形而上学之极限与另一开端之预示

——论海德格尔对谢林《自由论文》的定位与根据

更新时间:2019-04-17 23:52:47
作者: 张柯  

   之所以谓之“另一开端”(海德格尔偶尔也称之为“第二开端”),一个根本因素在于,它绝非可由第一开端推演而得,而是必须经由与第一开端的深刻争辩,甚至要为此“回归到第一开端中”,(22)“促使第一开端达到其历史的真理”。(23)为此就必须要深刻地经验第一开端,并且重取第一开端,以便达成从第一开端到另一开端的过渡与转化。这一工作因而就离不开对哲学传统的重新阐释。

   一言概之,这里所谓的转向有两层含义,分别指“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和“存在历史的转向”。而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实质成果就是:海德格尔通过其本己思想的转向同时也展开了对存在历史之转向的沉思。在后一种天命性的、绝非人所完成的转向中发生了第一开端向另一开端的转化。第一开端所思考的是存在者之真理(人与存在者之关联),另一开端所思考的是存在自身之真理(人与存在之关联)。也正是基于这两种转向的内在关联,海德格尔把本己思想的基础问题也同时视为西方思想的基础问题。

   但这与海德格尔的“谢林阐释”有何关系呢?回答是,伴随着本己思想之转向的实行,伴随着对存在历史之转向的沉思,海德格尔愈发认识到对哲学传统进行重新阐释的必要性和意义,而且他对《自由论文》的探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开始尝试从“存在历史”的视野来勘测《自由论文》的基本位置。这种尝试的具体实行就构成了GA 42。

   海德格尔之所以在GA 42中对《自由论文》作出独特定位,是因为《自由论文》事关第一开端之终结和向另一开端的过渡,正是基于这种深沉宏阔的视野,它才被定位为西方哲学最深刻的作品之一。

   因此,在GA 42的开篇处,海德格尔援引了尼采的诗句:“谁若要将来宣告甚多,就缄默甚多于自身之中。谁若要将来点燃闪电,就必须长期是云”,并且指出,谢林的《自由论文》就是那些十分稀有的、预示着新开端的作品中的一种,正是在这些作品中,一种“将来要点燃闪电”的云开始形成。“这种云还飘悬在我们上空”,海德格尔提醒道:“我们后来者必须只把这一点当作最切近的职责,即要指向和指示这种云。这就是我们阐释这部《自由论文》时所应达成的东西。”(GA 42,S.6)

   这一表态明确宣告了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的定位,即《自由论文》乃是关乎西方思想之走势的伟大作品,在第一开端之终结中预示了另一开端的到来。这种定位的实质是,海德格尔把《自由论文》视为形而上学内部对“基础问题”(存在与人之关联)展开追问的一次极限尝试,体现在,基础问题使形而上学得以成其所是,但却是形而上学的隐秘根据,并不在形而上学中直接显现,甚至形而上学在实质意义上始终就遗忘了存在自身,因此,当极少数思想家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动了对基础问题的探基式追问时,就触及甚至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极限。《自由论文》就是对此的一种关键见证。

   而在GA 42的结尾处,海德格尔又从另一角度指明了《自由论文》的深远意义:《自由论文》的伟大和挫折是一体的,后者突出地表现在,谢林跌回到了变得僵硬的西方思想传统中,而没有创造性地予以改变。这种挫折凸显的是一些在西方哲学的开端处就已被确定而且无法从这种开端而来得到克服的困难。但对于我们而言,这种挫折却极为重要,因为它恰恰意味着,“一种通过第一开端的第二开端变得必要了,但这仅仅是在对第一开端的完全转变中才是可能的,而绝不是通过一种单纯的对第一开端的留滞而变得可能”(GA 42,S.279)。

   一言概之,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的定位是,它标示着第一开端所能臻于的极限,通过对此极限的确认,克服与转化第一开端的必要性,转向与跃入另一开端的必然性,就同时变得鲜明了。在此意义上,《自由论文》就堪称西方哲学最深刻的作品之一。

   但这仅仅是整体轮廓上的勾勒,接下来还需考察一下,海德格尔在具体环节上是如何论证其定位的。从前述解释中可以看出,“极限”乃是这一定位的关键,而要论证这一定位,海德格尔就需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指明谢林思想在《自由论文》中达成了传统哲学之至极;其二,指出这种臻于至极的思想再也无法前行,具有其根深蒂固的大限。而当这一极限得到真正觉察,谢林思想的那种指向未来的意义就会对后来者变得愈发清晰。

  

   三、定位之根据

  

   《自由论文》所倾力思考的中心点,就是“人之自由”(GA 42,S.281)。而何谓人之自由?令海德格尔为之激赏的是,《自由论文》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由当作人的属性,而是把人视为自由的所有物。自由并非个别东西,而是“作为整体之本质根据”“作为一种整体哲学的新根据”而得到思考和展开的(GA 42,S.21)。

   从中遂有这样一种深意呈报出来:“人之本质奠基于自由中。但这种自由本身乃是一种凌越于一切人之存在的、对真正之存在本身的规定”(GA 42,S.15),有鉴于此,“自由乃是比人本身更本质性和更强大的东西,自由不是人之意志的附加物和装饰品,而是真正之存在的本质,亦即存在者整体之根据的本质”(GA 42,S.15)。由此可见,这种意义上的自由问题实质上乃是存在问题,亦即根据问题,而人之自由问题,也就在根本意义上是一个着眼于同一性之本质的存在论问题,亦即存在与人之关联问题。

   海德格尔因而断定,谢林在《自由论文》中的研究“在开端处并且依照其开端就被驱迫着超越于人、超越自由而进入对存在一般之本质的追问中,它们立即就处于追问存在之本质的那个问题域中了”,这是《自由论文》的伟大之处,也是《自由论文》之完整标题何以有“及其相关对象”之语的深意所在(GA 42,S.15-16)。

   由此而来,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的定位就在实质层面得到了澄清:《自由论文》所追问的人之自由的实质即人与存在之关联,这是《自由论文》的根本意旨,也是谢林由之出发的基础思想。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之“极限”的双重论证就是根据这一定位而展开的。

   关于《自由论文》之“至极”,海德格尔是从自由概念和内在结构这两方面加以阐明的,意在通过指出《自由论文》事实上思考了基础问题(存在与人之关联)而证明其构成了形而上学之至极。前已揭示其对自由概念的阐释,这里主要考察其对内在结构的解析。

   按照海德格尔的划分与解读,《自由论文》分为“导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导论部分旨在阐明一种自由体系的可能性:自由是体系的中心点,体系即“自由之体系”(GA 42,S.36)。正文部分旨在论述一种自由体系的实际性:恶之形而上学为“自由之体系”提供了奠基(GA 42,S.181)。

   自由与体系,通常被认为是不相容的,但在谢林语境中,自由是“存在本身的一种基本规定”(GA 42,S.36),是“存在者整体之根据的本质”(GA 42,S.15),自由问题是存在问题并在此意义上是根据问题;体系则是“对在其存在状态中的存在者的适置构造的知识性的适置”(GA 42,S.50),或者说,“体系乃是对人在存在者中之定位的全新论证之方式”(GA 42,S.50),体系问题也显然就是根据问题(GA 42,S.53)。此二者因而通过根据问题相容贯通,并且,基于对自由的上述定位,自由就不是体系所包含的诸多概念中的一个,而应认为,“自由乃是体系的那些支配性的中心点中的一个。体系本身乃是自由之体系”(GA 42,S.36)。

   谢林以特有的方式把体系与自由的统一性理解为泛神论与自由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是一个存在论的基础,是对“存在”和作为存在之基本规定的“同一性”的充分理解,即对“存在之关联”的理解。海德格尔就此点评道,“我们因此就看出了《自由论文》的真正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成就:对一种源始的存在概念的论证。用谢林的话即:对一种更源始系词中的绝对同一性的更源始的论证”(GA 42,S.147),并且在“作者边注”中写道:“但这是在近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中显现出来的。谢林在这里向前推进到了最远处。”(GA 42,S.147)这意味着,《自由论文》在形而上学内部构成了对“存在与人之关联”的极限式探问。

   《自由论文》的导论部分所阐明的“自由之体系”,实质意义指向了对“存在与人之关联”的沉思。但这一沉思要切实运作,还需要“恶之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因为追问“自由之体系”之实际性的问题,就是“恶之可能性问题和恶之现实性问题”。(24)这就是《自由论文》正文部分的根本任务。

   《自由论文》的正文部分植根于谢林的基本洞见“自由乃是致善和致恶的能力”,按照海德格尔的观察,此部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阐述了两种“最重要的东西”,其一是对“永恒精神之绝对同一性的生成活动”的论述(即谢林以“恶之内在可能性”形式展开的论述(25)),其二是对“个体之生成活动”的论述(即谢林以“恶之现实性方式”形式展开的论述(26))(GA 42,S.229)。这两个环节在实质意义上构成了对存在和人的分别阐述,通过它们的合力,对恶的追问才最终成为“指向最内在中心的、对人之自由本身的本质阐述”(GA 42,S.274),而正文部分也正是依据这种本质阐述并凭借着这种环节分析而对一种可能的自由之体系进行了奠基,进而使得一种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对“存在与人之关联”的沉思切实运作起来。

   海德格尔因此就完成了对《自由论文》之“至极”的指明:一方面,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遗忘了存在自身而无能于在根本意义上沉思“存在与人之关联”;另一方面,《自由论文》恰恰又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这种关联的沉思,甚至通过对Ungrund[非根据]的思考而先行思考了这种关联的本性:自行置送/自行回隐。(GA 42,S.217-220,224,229,232,240)综合这两方面因素来看,《自由论文》就堪称形而上学之至极。

   关于《自由论文》之“大限”,从原理上讲,对至极的指明就已经多少解释了其何以为大限。但海德格尔还试图对此作出更深切的解释。《自由论文》的大限首先表现在:“存在之适置的诸要素,即根据与实存以及其统一性,不仅愈发变得不可统一,而且甚至被如此辽远地驱散,以至于谢林跌回到了变得僵硬的西方思想传统中,而没有创造性地予以改变。”(GA 42,S.279)

   所谓“存在之适置”(Seynsfuge),乃是体系问题,(27)即自由之体系问题,亦即存在与人之关联,用谢林的术语来讲即“根据与实存的统一”(GA 42,S.279-280),亦即人之自由(GA 42,S.271)。换言之,上述表态可转释为:《自由论文》没有真正达成“存在与人之关联”之诸要素的统一。谢林在对“存在与人之关联”这一问题有所洞见并做了某种程度的切实沉思之后,再也无法前行,无法真正实现这种关联的统一性,而是跌落到僵硬的传统中。

为指明这一点,海德格尔做了一个具体的文本分析。在《自由论文》的收尾处,谢林写道:“在神性的理智中存在着一种体系,但神本身不是什么体系,而是一种生命。”(28)海德格尔对此分析道:“在这里,体系仅仅是被分派给存在适置、实存的一个要素。同时一种更高的统一性被确立了并被称作生命……谢林的语言用法在这里是一种论战性的语言用法,与观念论的那种理解(把绝对者理解为理智)相比,它在这里恰恰意味着这一点,即理智之意志仅仅存在于与根据之意志的对反性之中。但倘若体系只存在于理智中,根据和对反性本身就作为体系的他者而始终被排除在体系之外了,但体系——着眼于存在者整体——也就不再是体系了。这就是困难所在。这种困难在谢林后来对哲学整体的致力中愈发鲜明地凸显出来,他也正是由于这一困难而失败了。”(GA 4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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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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