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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程门立雪二三事——记老师张培刚先生

更新时间:2019-04-16 13:50:50
作者: 李红升  
在文革中,先生的留美经历和名教授身份,很容易被造反派视为美帝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他珍藏的数百本外文原版书被捣烂焚毁,本人也被发配咸宁农场接受改造。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不论是理念,还是就实际做法而言,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压制都堪比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从理念而言,秦之后两千年间,“焚书坑儒”被视为暴政象征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铁案,鲜有翻案之人,而文革则大张旗鼓地为“焚书坑儒”平反昭雪。从做法而言,文革中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游街批斗或被发配到准集中营式的牛棚和劳改农场中。文革的惨痛经历,难免会在一个人的内心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出于趋利避害的人类天性,人们都会尽力去遗忘或无视这些惨痛记忆,并使之沉入记忆的深处而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遇到某些触发因素,记忆就会被瞬间激活,过往之事如在眼前。师兄的一句话正是激活先生文革记忆的触发因素。先生在简短地回忆了“藏书被难记”之后说道,书斋和书籍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因而读书人往往嗜书如命,为了购买书籍可以省吃俭用,忍饥挨饿。文革期间被焚的原版书,就是自己当年用省下的钱和打工收入购买的,这些书大都经过精挑细选,异常珍贵。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思潮汹涌而入的一个时期,其中也包括现代化理论思潮。这一思潮高度契合清末民初以来数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也契合先生负笈海外,终生以农业和工业化研究为志业的愿望。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先生就已经对老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等价于工业化)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几十年后,当先生重操旧业之时,先生开始广泛关注二战后各国的工业化问题,尤其是中国与国际的比较研究。在一次关于现代化议题的讨论课中,先生展现了自己宏大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先生说道,现代化包括两个层面,即经济层面和非经济层面,后者又包括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观念等许多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大国而言,在经济层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难度虽然也很大,但相对于非经济层面而言还是要容易得多。他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长达三千年,源远流长,对政治、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深入骨髓。这一影响既是阻碍现代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是清末以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能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阻碍。要摆脱封建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不仅困难至极,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过程。先生说完后,有一位师兄问道:您认为得多少年?先生几乎不假思索,以诙谐的口吻答道:五百年吧!当然,在座的两代弟子没有人认为这是先生真实的想法。大家明白,先生只是以这种方式警示弟子,要关注和高度重视历史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读研的前后几年,先生正全神贯注地对主流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并就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架构进行全面的思考。在先生看来,主流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就是“就经济论经济”的方法论。因而,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其关键也就是转变方法论,“采取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综合的研究方法, 来考察经济发展间题”。在方法论上,先生尤其强调历史、制度、文化和观念等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称为“潜伏的‘历史幽灵’”,研究这些因素对新型发展经济学至关重要。先生在方法论上还强调国际比较研究,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为中国寻找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在比较研究方面,有关中国的“封建主义”和西欧的“封建主义”的比较,以及晚清失败的变法和新政改革与日本成功的明治维新的比较,都是他情理关注的领域,并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有精辟的论述。回过头来看,尽管已过古稀之年,但先生的思想既充满睿智和原创性,也充满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论是对综合性方法的强调还是对比较方法的重视,先生的思想都与之后几年风靡全球的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高度契合。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本身就是先生综合研究法所关注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复合体,而历史制度主义关于“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的思想,以及一些经典性的国际比较研究,诸如英国和法国、北美和拉美近代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以及中国和欧洲近代不同发展轨迹的“大分流”研究,都与先生的国际比较研究多有暗合之处,彼此间可谓心有灵犀。至为可惜的是,先生充满前瞻性和原创性的思想却后继乏人,而作为先生的弟子,不能绍述和光大先生的原创性思想,更是惭愧至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之后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依然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在没有什么人上班的办公室里消磨时光。忽然,电话铃响了,是谭师母打来的。在相互问过平安后,师母告诉我她与先生从武汉来到达北京,刚住进了燕京饭店。听完师母的话后,我大吃一惊,不过脑子的脱口而出:都什么时候了,您们还上这儿来?在我看来,当人群如潮水般向城外涌出的时候,这种反其道而行之似乎太欠考虑了。可能是师母感觉到了我的焦虑情绪,她告诉我有什么话见面后再说。燕京饭店离我上班的地方也就三四百米,撂下电话我就赶了过去。饭店大堂过去是人来人往,现在则变得空空荡荡,除了前台的几位服务员外,难觅客人的踪影。在去往房间的过程中,电梯司机告诉我整个饭店都没住几个人。由于无聊,他手里拿本武侠小说在打发时间。到了房间后,除了先生夫妇外,还有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先生说他是武汉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一个年轻有为且名气在外的人口学家。先生没说错,这位年轻人以后在仕学两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同辈人中实属凤毛麟角。先生一行三人来北京,是要从北京乘机去德国参加一场国际学术会议,而出国的一应手续和航班日程在数个月前就已确定了。尽管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会放弃行程,但先生却无意放弃,不愿错失国际交流的机会。先生说话时一如既往地带有那副慈祥微笑的表情,其镇静自若似乎未受这场风波的丝毫影响。先生找我来除了见一面外,还希望我第二天上午陪他们夫妇去趟王府井,这是先生每次来北京都要去的地方。以我的理解,王府井是北京最为重要的商业街,也是观察整个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先生去王府井走走,或许就是想通过这一窗口验证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判断。

  

   第二天上午,我陪先生夫妇一起乘坐出租车到达王府井。这时的王府井不胜萧瑟之感,往日摩肩接踵、人声喧天的大街变得冷冷清清,街两旁的许多老字号也大门紧闭。在改成步行街之前,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一直车流不息,游人只能在两侧的人行道上行走。但这次由于车少人稀,我们可以在马路中间溜达,这是先生数次来王府井所没有过的体验。一边溜达,先生一边历数大街的变迁。先生还能清晰地描述五十多年前第一次来王府井的印象,这种记忆力让我吃惊。中午时候,我们进入一家餐厅,餐厅与大街一样冷清。本来应该是我这个学生尽地主之谊,但谭师母体谅我这个工作不到两年的单身汉的囊中羞涩,执意买单。

  

   由于场景和谈话的双重原因,这次餐桌上的谈话成为我今生最难忘的记忆之一。先生不仅注意到了我一直冲动亢奋的情绪,也注意到了我言语中不时流露出来的悲观惘然的心态。先生说道,在社会大动荡中,冲动和悲观既无益于国家,也无益于身心。摆脱这一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沉下心来静心读书。先生说我的经济学功底差,现在正好可以多读些书,迎头赶上。我惊讶于先生“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般的从容淡定,在我那场风波之后所遇到的老老少少中,这种淡定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当时,我既不会认同先生的这份淡定,也难以接受先生“静心读书”的忠告。于是,先生谈起了自己的经历。抗战爆发后,山河板荡、风雨如晦,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动荡不定。先生也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一道,踏上通往大西南的播迁流离之路。面对漂泊不定的生活和日机频繁轰炸的极端环境,先生依然坚持从事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读书写作以及准备竞争惨烈的庚款留美资格考试。这一时期也成为先生收获颇丰的一个时期,不仅完成了早期几部主要著作的撰写和出版工作,而且通过了竞争惨烈的留美资格考试,得以前往大洋彼岸开始留学生涯。没有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没有对经济学知识终将在战后的国家复兴中大展拳脚的坚定信念,是不可能挺过那个年代,更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之后,先生还经历了一出接一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动荡以及个人命运的颠簸起伏,而乐观、信念和处变不惊让他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先生继而说道,伴随着国家和个人的遭际,阅世的深入以及对社会和历史变迁“天机”的洞悉,自己早已越过“不惑” 、“知天命”和“耳顺”的阶段,并正在追求“从心所欲”的人生境界。因而,在先生看来,当时那场风波的发生其来有自,在情理之中,有其必然性,因而也有着一定的可预见性。既然如此,当风波骤然来临时,一个人就不会恐慌和无所适从。当然,没有人生的历练和岁月的沉淀,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最后,先生诙谐地说道,像你现在这样冲动,这些话你不大会听得进去,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只是别明白的太晚了。

  

   老师的话我确实没有听进去,我也明白的太晚。之后几年,与我同时进入单位的一批年轻人都追随时代大潮,要么考托福出国留学,要么下海经商。“恐英症”使得我连考托福的勇气都没有,出国于我无缘。而意志的消沉使我在本职工作上丢二郎当,大量的时间消磨在没日没夜的麻将桌上。再之后几年是不成功的下海经历以及重回原单位。在岁月蹉跎的同时,我与同辈和前后几代人有幸成为经济奇迹以及物质繁荣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尽管这一奇迹是许多因素合力创造的结果,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抱恨终身,也至为愧疚的是我没有听从先生的忠告,以便为经济奇迹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一奇迹的一个有点贡献的推手,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是个看客和旁观者。

  

   走笔至此,已经是清明节当日的深夜。清明节是思念过世亲友的日子,也是祭奠有名有姓的英雄和无名无姓的亡灵的日子。去年今日,本应春暖花开的时节却气温陡降,出现了“清明时节雪纷纷”的罕见景象。今年的清明日既没有“雪纷纷”,也没有“雨纷纷”。虽然有轻度的雾霾,但还算个晴天。不过在城市,即使是晴朗的夜晚,也无法看到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所看到的满天繁星。小时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每一个去世的人都会升天,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现在,我们已无法从笼罩四野的天空中去寻找那些代表着亡灵的小星星,但是,这却不妨激活沉睡在心中的记忆,并寻着记忆去追思亲人和悼念亡灵。在怀念先生的同时,我也想起了母亲、爷爷以及其他的亲人,想起了曾经看到的十多个男女老少横陈在医院大厅里的至暗时刻,不由悲从中来。看着先生那张坐在书桌前的半身像照片,照片中的先生微侧着脑袋,正透过深度的近视镜片,用充满智慧、微笑和些许谐谑的眼神在盯着我,似乎又看到了我困惑迷茫的内心。虽然工业化和物质现代化的实现近在咫尺,但物质的极大繁荣却没有带来心灵的升华,反而更多地激发了人们的动物精神,人们甘受本能和欲望的驱使,既不复往日的激情,也难见打破物质牢笼的勇气。难道真如先生所言,现代化的精神层面果真需要五百年才能达到吗?我多么想听到先生的声音。

  

   我猜,先生会套用领袖与诗人身份兼而有之的人的一句话:五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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