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鹏: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再认识

更新时间:2019-04-16 01:05:57
作者: 陈鹏  
有效提升了国人认知世界的能力和水平,这也为国人中的先进分子较多了解、全面解读俄土战争,发掘土耳其的认知价值创造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至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人了解俄土战争的机会较之从前明显增多了。1876年,清廷按照国际通行的外交法则,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指示他们“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22)早期旅欧的外交官们也开始利用各种方式大量获取有关土耳其的资讯。曾纪泽、刘锡鸿等外交官的日记显示,他们与同在派驻国工作的土耳其同行交往频繁,十分清楚土国衰弱与革新并存的近况。(23)李凤苞还通过阅读西文报纸得知,英国对中国的所谓保护,“不过如今日据居伯鲁岛以保护土耳其而已”(24);张德彝则因观看了一场以俄土战争为主题的西方戏剧,增强了对土耳其的兴趣。(25)此外,中西间的外交交涉有时也会传递土耳其的信息。如1878年,德国驻华公使为逼迫总理衙门官员接受其修约要求,竟以土耳其先例相威吓,称“土国办事甚奇,前者应让的不让,近来不肯让的亦须让了”。(26)可见这一时期,包括外交官在内的西人之相关言说,也有助于国人展开中土两国之间关系广泛、微妙而切实的联想。

   此外,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各类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日渐凸显。先数十年即遭遇类似问题的土耳其较之西方国家,其经验教训无疑更具针对性、参照性和实用性,于是循土耳其之路回味、反思“变革”,亦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1875年,《申报》因为土国“西化”改革产生种种负面效应,就以为中国的洋务运动大有“可采择而以为操持之鉴也”。(27)张德彝、曾纪泽等也开始自觉以土为镜,提示改革应循序渐进、保持各领域的均衡发展。(28)丁日昌、左宗棠等人则在讨论借外债一事时,不约而同地援引土耳其先例,剖析个中利弊。(29)诸如此类关于借鉴价值的研判,既验证了此间国人对土耳其之多方关切,更直接引导国人去关注现实的土国局势。这也说明,即便是国人从“命运对比”角度把握两国关联性,也非始自戊戌时期,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即已展开。

   值得一提的还有,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西人在华所办《申报》《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初名《教会新报》),国人自办《循环日报》等新式中文报刊初兴的重要时期,尽管在发行数量、地域、水准上,均难以与戊戌时期相提并论,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它们设置的各国近事报道与评论栏目,已经为国内知识精英及时了解俄土战争、走近颇为陌生的土耳其,提供了信息汲取、言论发表的新式平台。尤其是创刊于上海的《万国公报》,平时即常设“(大)土耳机国事”栏目,在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更增设“俄土战事”专栏。甚至连李鸿章这样的清廷高层亦表示,其掌握的土耳其讯息有相当一部分源自新闻报纸。(30)可以说,这正是此一时期报刊上论说土耳其首次达到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同步展开的新式学堂教育、西学翻译事业,更为人们放眼全球打开了新的窗口。1862年,曾就读于上海格致书院的瞿昂来与美籍传教士林乐知合译了英人麦高尔的《东方交涉记》,即对克里米亚之战及背后的列强纠葛有系统阐发。1864年,总理衙门聘请传教士丁韪良,组织翻译美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曾广为传播,书中即大量征引土耳其外交案例为国际法则做注脚。当19世纪70年代俄土战争爆发之际,这些都很自然地成为国人阐释土耳其形势时可资调用的知识资源。

  

   二、俄土战事与中国外交局势的自我认知

  

   如前所述,19世纪70年代以前,俄土战争已出现在国人笔下,且多属描述性质。但偶尔也有人点出战局之于中国边防的连带影响,如1855年叶名琛向咸丰帝叙及战争期间,英、俄在中国南海海域形成的剑拔弩张之势,需“勤加侦探,密设防维”(31);1865年夏燮初刊《中西纪事》时,亦预感俄人受挫于土耳其,会“迁其各埠货物于黑龙江之南北两岸,南岸逼近内藩,中国兵弁阻之不得”。(32)但这些都还只是朦胧感受到俄土之战与中国局势有着某种间接联系,其着眼点仍是列强而非土耳其,尚缺乏将土耳其之国家情势与本国利害联系起来把握的自觉意识。至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情形逐渐有所改变。在前述诸因素的综合促动下,国人不仅关心战局进展和列强动态,还呈现出新的解读趋向,即能将分处远、近东的中土局势一体考察,开始多角度揭示土耳其之于中国的现实影响。在时人看来,土耳其与俄、英、法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及日趋激烈的军事战争,既会影响列强的远东政策,也将牵动中国的内政外交。只有以一种联系的、互动的观点看待中土关系,才能认清国际形势,做出有利于己方的正确决策。

   实际上,当国人站在全球局势的高度审视土耳其时,不仅会对“近东问题”发源地的土耳其的战略地位有着更加成熟的体认,也能更为深入地体会西方列强的侵略意图和外交策略。受四川总督丁宝桢委派,于1878年至1879年间赴印度游历的黄楙材就曾指出,英、法共保土耳其,一如当年扶助希腊和埃及之叛土,表面上看是“昔则恶其强而抑之,今则怜其弱而扶之”,实则在于“维欧洲均势之局”。(33)王韬亦揭穿英、法对于土耳其“非有所爱惜”,乃是“以欧洲安危大局之所关,其势不得不然也”的实质。(34)

   国人还进一步意识到,土耳其的安危实际也关涉中国的外交处境。俄土战争不仅意味着当事国之间的彼此交战,还广泛牵连西欧诸国,当近东的土耳其局势吃紧,处于远东的中国局势自然会有所缓和。1876年,《申报》的一篇评论即循此思路指出,尽管“土之存亡原与中国不相干涉”,但此次大战引发的欧洲内部矛盾会使列强各自为谋,无暇东顾,中国“可稍纾防御”。(35)差不多同时,王韬也推测无论战局结果如何,都将给欧洲带来动乱:“俄既胜土,则入其国都,据其土地,抚其民人,收其财帛,列国必共起而谋之,欧洲将不能共享太平。俄不胜土,则失之东隅,将收之桑榆,其祸乱相寻,又不惟欧洲之不幸也。”他进而强调,关心国事者应该正视土耳其局势之变动,早为预备,正所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绸缪于阴雨之前,备敌于疆场之外”。(36)诚如其所言,土耳其的情势与动向,不仅同国际也与中国息息相关,在当时已然成为国人进行国际国内形势判定和外交抉择的重要参考点。

   不仅如此,国人还围绕这场俄土战争,对自己下一步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展开思考,普遍认为俄土之战是中国外交、军事上的一次绝佳机遇,应利用列强在对土问题上的矛盾纠纷,谋取最大的利益。1876年中英磋商《烟台条约》之际,适逢土耳其宫廷政变,薛福成即敏锐地察觉到,俄人伺机对土开战,英人为此四顾踌躇,“香港兵船已有调归之信”,此刻断不敢轻易用兵远东。故其告之于李鸿章,建议可利用这一机会在谈判桌上争取主动。(37)

   当是时,涉外事务中最引人关切的无疑是中俄伊犁谈判。中方官员意识到同时进行的俄土之战使得俄国深陷近东之泥潭,一时难以在远东地区有更大的作为,这将为中国创造相对宽松的谈判环境。1877年10月,库伦办事大臣致函总理衙门俄国股,称自俄土构兵以来,俄国为了应对巨额军费开支而滥发纸币,导致货币严重贬值,如今“钞纸不能凭以取银,执以办货”。他以此推论俄国实已空虚,故“伊犁交收似未可急”,尚有与之周旋的余地。(38)次月,俄国股将此情报和建议一并转发陕甘总督左宗棠,表示“苦无兵费,计无所之”的俄人妄图通过伊犁交涉“思索重资”,我方应采行“静以待动”的策略。(39)同时期,张之洞在陈述交涉原则时,也以俄国“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殚,臣离民怨”为由,揣测其行将自毙,认为我方宜趁此良机,理直气壮地处理中俄纠纷。(40)接替崇厚具体经办谈判有关事宜的曾纪泽,更是对俄国财殚力竭、“不欲再启衅端”的艰难处境了如指掌,他向清廷提议应利用俄国休整之空隙,加紧办结各案。(41)中国官员的上述考虑并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而是确有见地。当时,俄国外交官之间的往来书信和电报,也一再暴露俄方不愿且无能力继续打仗,而只是期望通过谈判获取物质补偿的窘境。其国内民众特别是商界人士,对于政府开征新税计划也是惶惶不安、议论纷纷。(42)1880年,代行外交大臣职务的吉尔斯(Giers)在给其下属也即曾纪泽的谈判对手若米尼(Jomini,A.G.)的信件里,就透露了眼下政府难以支付高昂的军费开支,且随着英国舰队逼近君士坦丁堡,俄军事力量还将不得不继续由中国转移至土耳其的实情。他说:“如果对土耳其采取全面行动,则需加强我们的舰队,如欲加强我们的舰队,则只有从中国领海上召回我们的舰队”,故亟待结束在远东的争端。(43)这些都证明,当时清廷的情报获取工作及其分析还是较为成功的。尽管伊犁交涉曲折丛生,中国最终仍然遭受领土主权之损失,但相对于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其他丧权辱国条约,毕竟还是从俄人手上夺回了些许利权。这显然与中国外交官准确把握俄土战局、及时抓住对手弱点、制定相对有利的谈判策略分不开。

   中国官员不仅意识到土耳其局势之于本国外交谈判的积极意义,还由此催生了相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即考虑到一旦土耳其问题得以解决,俄国及其他列强将会重新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故务必提前做好防备工作。1877年,署理吉林将军铭安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尽管目前土俄战局走势仍不明朗,但无论“孰胜孰败”,终将对我东北边防形势产生不利影响,他因此奏请朝廷必须早做筹划。(44)清廷高层对此亦有积极回应,恭亲王奕为此特地向伊犁将军金顺询问土国情形,详细了解土耳其与诸国构兵之事。(45)国人甚至还将此种危机意识传递给邻邦。1878年,李鸿章致朝鲜国相李裕元的一封书信中,即言“迩闻俄国与土耳其和议已成,西事方蒇,将图东略”,告诫朝方宜小心提防。(46)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俄土战争期间,还有人以土耳其曾在大战中受英国援助为据,向朝廷奉上“联英策”。(47)1878年,致力于经世之学的张焕纶就明确主张“固结英好以弭俄患”,他以“英人阳护土而阴蔽欧洲,俄之不得志于欧洲”为立论之基,阐述了中、英、俄的三角关系,认为中国新疆与英属殖民地印度接近,一旦俄国得志于新疆,将对英国构成极大隐患,英国定会像保护土耳其那样助中国一臂之力以对抗俄国,故中国要做的乃是“厚结英好”。(48)1880年,左宗棠也指出,昔日土耳其受制于俄国,英国援助之,俄人遂“无能逞”。如今,俄国已陷入国债堆积、饷粮极绌的境地,若此刻英国再对中国施以援手,俄人侵略中国的计划便断无实施之可能。(49)此种中土局势的联动认识,既表明“英国助土拒俄”之事已成为时人谋求国家安全的典型国际案例,也再次印证了这场战争在国人构建中土关联性过程中所起到的促动作用。

   当然,俄土之战对于中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外交战略的调整,还延及内政的整治方面。李鸿章、张佩纶等有远见者均清醒地意识到,俄土衅端为欧洲大战之始,此时列强无暇顾及远东,恰是中国奋发振兴的良好契机,“厉兵练甲”“整饬吏治”等各项事业,正应渐次展开。(50)只可惜,后来的历史证明,清王朝并未能真正利用好这一良机。

俄土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要想全面把握国际局势、准确定位自我,不能沦为井底之蛙,应尽可能地开阔眼界,透过国与国的空间距离把握彼此之间的国际关系,即便国家之间暂时没有过多接触,也并不代表没有实际关联。对中国人而言,此时的土耳其已经不再是模糊不清、远隔万里的国度,而是与中国有着微妙而实在的利害关系之国家。1890年,驻外公使崔国因就根据欧洲国家素以土耳其为屏蔽的做法,感悟到现代边防观念已与古代完全不同,所谓“古之筹边者,筹之于数千里外,以为远矣。今则筹之数万里之外,并于本洲之外。非好为驰骛也,时势不同也”。(51)这正是在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之际,国人涉外思想和理念逐渐迈向近代化的生动体现。同一时期,对蒙元史、亚欧各国兴衰史极有研究的外交官洪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930.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