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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9-04-09 23:57:56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从论述中国的基本治理哲学出发,将其与英美现代传统的自由民主思想对比,分析两者的优劣、得失。然后,聚焦于国家和基层社区间的关系的实际运作,回顾华北和江南地区近百年历史演变,既突出其源自中华文明的国家与社会、道德理念与实用主义运作的二元合一治理思想,区别于西方现代英美模式中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也梳理了其在实践中所展示的优点和失误,提出如何纠正后者的问题。文章对比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近现代的演变、集体化时期采用的模式、改革期间采用的模式,以及在这些变迁中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文章进而提出,需要在中国现代党政体制本身的传统之内探寻可用资源来纠正集权的偏颇倾向,建议采用“群众路线”中的优良传统,把民众参与设定为拟定和执行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必备条件,真正做到结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二元合一设想。

   【关键词】 道德意识形态与实用意识形态 二元对立 二元合一 集体化模式与改革模式 社区合作与民众参与模式

  

   回顾传统中国的治理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区别两个层面,一是其理念方面的道德主义,可以称作道德意识形态;二是其实践方面的实用主义,可以称作实用意识形态。这对概念既取自笔者自身关于中国传统正义体系的“实用道德主义”分析(黄宗智,2014a),也借助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纯粹意识形态”(pure ideology,指马列主义)和“实用意识形态”(practical ideology,指毛泽东思想)的划分(Schurmann, 1970 [1966])。如此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和共产党治理思想中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二元性。同时,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两者这样划分的用意并不是要把它们建构为非此即彼对立的二元,而是要强调两者间的二元合一与平衡,缺一不可,其间既有张力,也有互动和互补,更有应时的演变。

   这就和现代西方,尤其是英美传统的思维方式十分不同。在英美主流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特别是在经典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976[1775-1776])的经济思想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2000[1859])的政治思想中,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和个人/社会是对立的,据此思维而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要求国家对市场“干预”最小化,尽可能让市场机制自我运作,让其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那样才能促使生产资源实现最佳配置。在政治领域,则特别偏重确立个人自由的权利,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是防范国家权力对其进行侵犯(也要防范大众对个人的侵犯),从而延伸出保障个人思想、言论、组织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法理。前后一贯的是,从国家和社会/经济、国家和个人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得出偏重二元中的单一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法律自由主义,由此形成所谓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治理传统。

   更有进者,自由主义思想采取了同样的二元对立立场来思考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不仅包括国家VS. 经济、国家VS. 个人,还包括道德主义(实质主义)VS. 形式主义、非理性主义VS. 理性主义、特殊主义VS. 普世主义等二元对立范畴(binary opposites)。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下,在斯密和密尔之外,特别突出的是德国的韦伯,他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虽然提出了实质与形式、非理性与理性的两双二元划分,并据此演绎出交叉的四种法律理想类型(实质非理性、实质理性、形式非理性、形式理性)。然而,实际上,他的法律历史叙述基本只采用了单一二元对立,即实质非理性与形式理性的二元对立,将西方的法律演变历史叙述为趋向形式理性法律的历史,非西方文明(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的法律传统则全都被认作实质非理性的法律。对他来说,道德理念是实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是特殊的而不是普世的,它们多来自统治者一己的意愿,而不是依据不言自明的公理(个人权利),凭借普适的(演绎)逻辑而得出的普适法理。在他看来,现代西方法律的总体趋势是形式理性法律在逐步形成。(Weber, 1978[1968]:viiii,尤见第1章结尾部分给出的总体框架和第4章到第8章的论述)

   与此相比,中华文明的传统则一贯没有如此把二元范畴对立起来建构成非此即彼的选择。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建立“帝国儒家主义”(imperial Confucianism)的董仲舒所采纳的阴阳学说二元合一的宇宙观。它是董仲舒结合偏重道德理念的儒家和偏重实用刑法的法家的“阳儒阴法”二元合一思想背后的基本思维。中国传统法律中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的长期并存,普适的理念与特殊的经验的二元合一等思维,也是基于同一的思路。在“帝国儒家主义”的治理理念中,拒绝国家与经济/市场、国家与社会/个人间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建构,强烈倾向二元(乃至多元)合一的思维。(黄宗智,2014a,第1卷;亦见黄宗智,待刊b:编后语)

   当然,正如自由民主思想者指出的,如此的思维欠缺针对国家权力的个人权利设定,倾向允许威权乃至于极权治理。它也拒绝严格要求法律在逻辑上的统一,允许普适理念和特殊经验、道德理念和实际运作之间的背离共存。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从二元合一的思维角度来批评二元对立思维中偏重理念不顾经验的反实际倾向,以及偏重个人权利而强烈抑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思维。其中,缺乏平衡、结合二元的“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我们还可以说,无论是在人际关系层面、认知层面,还是在治理层面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都很容易失之偏颇。譬如,它促使现代西方正义体系强烈倾向于把几乎所有的纠纷都推向必分对错的框架,由此形成了具有过度对抗性的法律制度,缺乏中华文明中经过调解和互让来处理大部分纠纷的传统。(黄宗智,2016a)

   具体到国家和基层社区间的关系,中国的治理体系从古代、近现代到当代都展示了简约治理的倾向,高度依赖社区的道德化非正式民间调解机制,并且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源自国家正式机构和民间非正式组织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第三领域”治理系统。后者和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而不是非此即彼对立的基本思维直接相关,也和道德意识形态与实用意识形态二元合一的思维直接相关。

   以上固然是简单化了的,乃至于夸大了的中西对照,但是,本文将论证如此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中国的政法传统及其今后的出路。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国家和村庄间关系的问题,从笔者深入调查研究的华北和江南地区近百年的历史回顾出发来梳理、区别其历史演变中展示的几种不同的国家与村庄关系的模式,据此来论析各种模式的优点和弱点,进而提出对中国未来演变方向的看法。

  

一、百年回顾


   (一)现代之前

   1. 道德意识形态

   儒家治理的道德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仁政”的道德理念,即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大学》开宗明义地阐明的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理想的统治者是道德修养(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至高境界的贤者、“圣人”。治理实践中的至理是孟子所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也是历代警言“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表达的儒家道德意识形态。

   固然,在实用层面上,历代的皇帝较少有达到“贤君”境界者,在一个数百年的朝代的历史中,不过有三两位“贤君”,而达不到理想标准的“庸君”“昏君”(乃至“暴君”)占大多数。在那样的历史实际中,儒家的仁君理念显得过度抽象,不仅缺乏对君主权力的有力制衡和对君主的制度化约束,而且缺乏凭民选来更替统治者的制度。在世袭君主的帝国制度之下,最终只能凭借民众的反叛来建立新皇朝而更替皇帝。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总结为“专制”。在仁治理念的推动下,中国唐代以来便形成了典范性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择全国在高度道德化的儒学中成就至高的人员为帝国的官员。在实际运作中,由这些官员组成的行政体系已经带有一定程度的现代“科层制”特征,是个对皇帝的极权具有一定制约功能的制度。此外,根据仁政道德理念而形成的法律制度,在实际运作层面上,对皇权也形成一定的制度化约束(譬如,皇帝不能轻易、随意修改律法)。虽然如此,由于帝国皇帝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及其世袭制度,并未能真正有效地排除历朝都有权力过大的庸君和昏君的弊端(当然,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民选制度也多会产生昏庸的统治者,但其权力受到自由民主传统中的“三权分立”的制衡)。

   至于国家与最基层社会的村庄的关系方面,中国自始便形成了一个依赖德治多于管制的传统。在儒家的理念中,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会促使庶民遵从国家的道德意识形态,使得民众和谐共处,不需要国家过分干预。有清一代,在县级政府以下,村社以上,甚至一度设有专管道德教育的半正式“乡约”人员,由其负责庶民的道德教化。民间的纠纷多凭借依据国家的“仁”与“和”道德意识形态而形成的社区非正式调解制度来处理;国家机构在民间调解不能解决纠纷的时候方才介入。在那样简约治理的实用意识形态中,把关乎“细事”的民间纠纷认定为应该优先让社区本身来处理的事务,不能解决时才由县衙介入,并且是由其“(州县)自理”,不必上报。这就是道德意识形态下的无讼、厌讼治理理念的实用状态,更是(中央集权下的)“简约治理”实用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黄宗智,2007;亦见黄宗智,2015a:第18章)

   2. 实用意识形态

   这个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崇高的道德理念与实用性治理二元合一、互补与互动。在基层,尽可能依赖村庄人民的道德观念,以及不带薪的(非正式的)村社自生领导来处理村庄内部的问题,尽可能依赖社区自身的内在机制来解决纠纷。在村庄之上,县衙之下,则设置简约的半正式治理人员。有清一代,除了上述负责道德教育的乡约之外,在制度蓝图上还设立管治安的不带薪酬的半正式保甲长,以及管征税的同样是半正式的里甲长(Hsiao, 1960)。然而,实际上,伴随长期的安宁,这个“乡约 + 保甲 + 里甲”的蓝图则趋向比其设计要简约得多的实施。在19世纪的文献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已广泛演化为合三者为一的“乡保”制度。所谓的乡保是个处于自然村之上,介于村庄和县衙之间的一个不带薪的半正式国家治理人员(在19世纪的宝坻县平均每20个村庄有一名乡保——黄宗智,2014b,第1卷:41),由地方上的士绅推荐,县衙认可,由他们来负责连接县衙和村庄。(黄宗智,2014b,第1卷:193-199;黄宗智,2007)

伴随如此的简约治理制度,村社内部多产生了自发的纠纷处理和治理体系。譬如,华北平原的村庄形成了村社内在的非正式“首事”(亦称“会首”)制度,一村之中会有几位威信高的人士被公认为带领村务的首事。这些被村民公认的人士还参与村内的调解工作——由他们之中的一位或(在重大纠纷情况下则是)多位,与纠纷双方当事者分别会谈,凭“仁”与“和”道德理念来劝诫双方,促使双方互让来解决纠纷,而后由双方“见面赔礼”,由此“息事宁人”。在村社之上,则是半正式的“乡保”,处于乡村基层社会和县衙之间。这样,大部分的民间“细事”纠纷都通过社区本身来解决,既起到和谐的作用,也减轻了国家正式机构的负担。这一切在19世纪的县级诉讼档案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的(“满铁”)经济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中(主要是详细具体的对村民的按题访谈记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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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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