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於兴中:法理学四十年

更新时间:2019-04-09 23:30:35
作者: 於兴中  
但是我们可以拿过来用它。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法理学应是中国特有的,而不是日本的、德国的或者英国的。相对于德国的概念法学、英国的分析法学、美国的经济分析法学等,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法理学的特有理论或方法极少。中国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和研究法律思想史的学者往往擅长研究历史,对开发哲学概念没有多大兴趣。

  

   然而,概念分析,这种并不是中国学者治学的最佳方法,却是法理学的建构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法理学。虽然,归根到底,学术是个人的事情,但它也是一种公器,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这当然也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难以一蹴而就。

  

   如前所述,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中,产生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法律实践。这显然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的一个重要渊源。然而,不利的因素是,我们向来缺乏对理论的热情,理论化能力不足。除了极个别的学者之外,绝大多数人不善于概念思维。这大概也与我们的实用思维、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的传统有关。

  

   在我们的传统中,对于某一事物的把握取决于亲身亲历的经验。而经验本身极难分析呈现。这种认识论上的缺陷既决定了我们的兴趣,也限制了我们的能力。

  

   因此,我们必须在对现实的概念化方面下功夫。

  

   把握实践中的问题,对现实的概念化,需要精确、清晰并符合逻辑的概念表达。由于概念范畴是对现实存在的抽象化,而现实存在是丰富多彩的,概念范畴便必然是千姿百态的。

  

   但是在众多的概念范畴中,有些起着决定或制约的作用,而另一些则只是从属性的子概念或次概念。起决定作用的概念范畴为主要概念范畴,不起决定作用的范畴为次要概念范畴。

  

   因此,首先要对各类概念进行组织分类,并与同类研究进行比较。概念和概念之间需要对比,对比之后才能看到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是可以提炼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德”的概念和罗马人的“virtue”及希腊人的“arete”之间的异同。

  

   然后,要评估概念的理论重要性。一个概念是否具有理论价值需要仔细评估。这需要相当的理论功底和对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扎实的把握,需要集众人的智慧来共同完成。

  

   当一个概念被评估为具有理论重要性之后,就应该以相应的形式和风格予以表达,布之于众,接受学界的批评和考验。发表的学问,犹如广告的学问,不可小觑。

  

   一种文化、一种学术,乃至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或者失去了反思批判的能力,它的进步将会是非常缓慢的。

  

   在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上,批判反思和发展创造对学术的生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然而,人们对二者的态度却是大不相同的。发展创造似乎永远都是正路,代表着学界的主流声音;而批判反思却总是在口诛笔伐的浪涛中沉浮,在不和谐的旋律中延续生命。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批判反思亦不是为人们所称道的发展动力。知识界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反思批判的传统。人们习惯上还是从正面的角度回顾走过的历程、点评某种思潮或品味某一本书。开展学术批评的良好风气仍有待于培养。这是发展中国法理学必不可少的一种路径。

  

   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的融合与冲突。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甚至后人类时代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些不同阶段紧密相连,而且存在明显的冲突与矛盾,但并非水火不容。东西文明之间也并不是没有对话的可能。把握好这些冲突之间的平衡是发展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前提。

  

   这意味着在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观念、范式、侧重点及方法中寻求和谐,诸如逻辑和经验、规则与解释、原则与利益、确定性与灵活性、正确答案与多样选择、自主与开放、统一与多元、归纳与演绎、点一线思维与多中心思维、专业化与大众化、正式途径与非正式途径、人权与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冲突等。

  

   法理学的学说不可能是单一的和唯一的。很有可能产生于不同文明的多种知识系统的对话和融合。但是,直到现在,中国法学界极少有学者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法理学者进行理论对话。其中的原因,除语言障碍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译介层面,还不是真正的研究。

  

   发展中国法理学的一条途径乃是真正地进人西方法学的研究学界,同世界上的法理学同仁交流切磋。在译介的基础上参与讨论,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批判阅读。并且,应该摒弃那种基于中西现实差异而把西方法理学和中国法理学截然分开的机械唯物论。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法理学中使用的术语,绝大部分来自西方法理学;而关于中国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讨论也往往要借助于西方法理学中的概念、观点、学说和方法。

  

   在构思中国法理学发展的未来时,我们所要考虑的可能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宏大叙事的统揽式的大法理学(Great Jurisprudence,Major Jurisprudence),比如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儒、道、释、法的法理学;也有可能发展出若干局部的、细碎的、专门的小法理学(Minor Jurisprudence),比如德性法理学、大地法理学、调解法哲学、礼乐之治等。

  

   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有可能来自对传统的挖掘,也有可能来自对法律实践经验的总结。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848.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