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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

更新时间:2019-04-08 17:32:36
作者: 阎云翔  
在90年代后期又重新开始出现,由此导致我们认为的道德滑坡、伦理危机。接着来的静悄悄的性革命,迫使我们讨论怎么样对待性产业的问题,还出现了性工作者这样中性的词语。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中对性的认识,有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和视角,开始有了性取向等议题的讨论。性的问题于是不再成为我们最为担忧的道德危机。再接着而来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做好事被讹的问题;这些事说到底是怎么处心积虑坑害陌生人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在思考社会到底哪出了毛病?2011年小悦悦事件出现后,全民展开大讨论,探究为什么社会冷漠广泛存在,冷漠的原因在哪?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忧;第二,在连续不断的担忧中,我们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也在逐步深入。当探讨社会冷漠的时候,已经真正接触到了伦理学层次上的问题,所以,我把2011年的有关公共舆论叫做拷问灵魂式的讨论。

   如果我们把这些连起来看,社会道德现在到底有多坏?我没有说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道德危机的判断可能过分悲观。一个危机不可能延续40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危机。但如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危机的话,你怎么知道今天正常的东西明天会不会变成危机?你怎么知道今天的危机明天会不会变成正常?还有人提到“道德真空”。然而,一个社会在真空状态下还能维持下去,没有崩溃,这可能吗?人处在真空中是无法呼吸、不能生存的,社会如果处在“道德真空”中,也维持不下去。肯定有个东西会把社会聚拢起来,起到指导人的行为的作用,这个东西只能是道德。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持续40年的道德危机,而是一个道德转型过程。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是我们对伦理道德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感知问题。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个人和社会如何感知道德变迁?

   先讲个体,这个最容易。个体感知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其实很简单——比较法,我们拿过去比较现在。老年人最容易做这个事,我们年轻的时候天也蓝、水也甜、人也好,但实际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很难讲。因为过去不好的事都被过滤掉了。年轻人也容易这么讲,为什么?要批判一个东西总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用过去来批判现在。当年孔夫子讲礼崩乐坏就是这样的道理,他也没经历过三代,周文王好成什么样他也不知道,他只不过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好,所以现在应该改变。再一个就是说,别家的草地比我家的绿,这是很正常的个人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涉及到社会公德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容易使用的话语就是现代化话语,一个现代的社会什么样?西方文明社会什么样?好像我们不文明一样。美国人都排队,日本人爱护街道清洁,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批判我们自己的武器。这是一种比较法,作为个体来讲这是很常见的。第三个,就是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方式。每个人对情况的判断不一样,这涉及到我前面讲的道德单一权威崩塌之后的现象。

   把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我们很多人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判断越来越悲观。不管怎么样,我想前两者是个体的,把第三者加进去,实际上是包括我们社会感知这些现象的最基本的方式。如果你知道这三种基本方式的话,很容易做出自己的基本判断,到底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这个部分出了问题之后,对于整体的道德景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由此直接引来的问题就是,伦理道德危机是从什么样的视角看出来的?是在谁的眼里看出来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比方说。大约在2005到2010年左右,国内学界和媒体讲农村的治理危机正在转变成农村的伦理危机,当时讲得很有影响。但是如果去分析具体研究的话,我发现他们讲的伦理危机实际上很符合我上面讲的这种情况,就是判断标准不同的问题。其中,有位学者的研究影响最大。他发现农村有不少青年妇女做两件很不道德的事,但是没有受到公众舆论的惩罚,因此是伦理体系的危机。一个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妇女到城市变成了性工作者。她们回去以后,村里人没有对她们“吐口水”,相反因为她们给家里盖了房子,帮助家里的兄弟姐妹上学、发展,她们在村里还蛮有面子的。第二个是很多的青年妇女到城市打工之后,跟老公离婚了,另去找人结婚。

   我想这样的判断估计不是从青年妇女的角度进行的。青年妇女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如果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她有她自己的自尊,也很符合我们原先的集体主义伦理,牺牲自己成全大家,实际上是我们之前伦理的自然延伸。如果是后者,我们经常讴歌爱情的伟大,为什么轮到农村青年妇女就不适用了呢?她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工,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和原来的老公不再有感情上的维系,他们之间有问题想离婚,为什么她们没有这个权力?为什么这种行为成为了伦理问题?这很可能是从中年、老年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才出现的问题。这涉及到道德判断的标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的评判标准呢?当我分析整个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时候,我采用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社会的标尺;这个标尺从这头到那头有一段距离,其中包括4个点或者4个刻度,即底线道德、个体自主性和尊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还有社会公德。

   第一是底线道德;这是任何人都不应该逾越的底线标准。我前面所做的经验研究就是对不道德现象,对超越道德底线的人的批判和分析。什么是道德底线?很简单,就是No intentionally harm,意思是说我不会有意害人,当然不意味着有时候无意害人。伤害人跟道德无关,是跟社会行为的结果有关,只要我不是有意伤害人,我就没有突破那个道德底线,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我就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但是我很可能成不了一个道德楷模。这就是我说的底线跟值得效仿的模范之间的距离。守住道德底线非常重要,而且不难做到。但是,成为道德楷模就很难。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提倡所有人都成道德楷模,因为这样的话,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做不到,就产生了油水两层皮,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现象。

   第二点跟现代化、全球化有关,就是个体的自主性。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体自主性留下发展空间,意味着这个社会在伦理的意义上向前有多大程度的跨进。给的空间越大,伦理意义上这个社会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就越高。与个体自主性直接相关的一个需求,就是对尊严的要求。当一个人没有个体自主性的时候,他对尊严也没有强烈要求。

   以我为例。1971年,我从山东农村跑到黑龙江打零工,那时叫做盲流。有段时间我在哈尔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卖炒瓜子;我在农村收购瓜子,然后自己炒,再一点点地零卖。那个时候也有类似城管的职业存在。我被人家把称撅断了好几次,被赶来赶去,对暴力执法有切身感受。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0年有个突尼斯小贩就是被当地城管踢了一脚,感到尊严受到侵犯,到政府讨说法无果后自焚抗议;他的死成为2011年“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我在1971年时被城管踢了许多次,什么事都没发生。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强的个体自主性的感觉,所以我对我个体的尊严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我觉得我是盲流,我在火车站前面卖瓜子就是非法的,人家踢我、撅我的称都是应该的。

   当然现在的人会说,即使我干这事是非法,但你也不应该踢我啊,这就发生了变化。发生了这种变化,我们就说在道德标准的尺度上我们往前走了一大步,即个体自主性和尊严。但是这还不够。这一步是对于个体发展需求的满足。我们每个人都充分发展之后,也可能会很难相互容忍,特别是无法容忍陌生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无限膨胀,都觉得自己的尊严比别人的尊严更重要,那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社会上个体之间的冲突。

   所以第三点同样重要,就是我们伦理道德的发展,应该很自然出现的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即同理心 (empathy)的出现。同理心与同情心(sympathy)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走在街上,有一个讨饭的,腿断了,不断给你磕头,你动了恻隐之心,给他5块钱,这是同情心。在那个时候你的同情心投射给对方的时候,你明显知道你比对方要高一等。在现代生活中,同等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能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那个乞丐的位置上,来替他想,这个境界跟同情心不一样。同理心是在同情心得到长足发展之后,并且通过公共参与才能出现的。在中国有没有出现?出现了,而且越来越明显。

   在同理心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信任更加重要。因为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中,我们经常打交道的是陌生人,没有信任,社会就没法正常运转。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这个,当我们从一个熟人社会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转换的时候,我们怎样学会善待陌生人,这是我们的挑战。而学会善待陌生人,要求有同理心做基础。所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这是我判断道德变迁的第三条标准。

   社会公德是我判断道德变迁的标尺上的第四个刻度。第一刻度强调道德的底线,第二刻度关注个体自主性和尊严,第三刻度着眼于个体之间的潜在冲突。然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公德(public virtues),是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出发而构建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行为规范。从个体、人际关系再加上社会整体做出判断,同时有一个道德底线来兜底,这便是我判断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景观变迁的总体趋势的标尺。根据此标准,我才认为过去4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不是道德危机,而是一场复杂深刻的道德转型。

  

   二、伦理话语的转变和道德自我的重塑

   我把伦理标准的变迁叫做ethnical shift,讲的是整个价值观体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从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强调牺牲、义务为重点的伦理价值观,向个体主义式的强调权力和自我发展这种价值观的转换。这是一个正在转化的过程,转成什么样无人可以预料。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过去40年是一个不断转化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在1980年。

   不知道多少人还对1980年潘晓公开信大讨论有记忆;在座的一些老师会记得,也可能有参与。潘晓是两个人的化名,他们分别寄信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表达思想上的困惑。《中国青年》杂志社一位很有见识的编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把两封信重新修改融合,作为公开信发表,接着引起100多家报刊杂志的讨论。仅《中国青年》杂志社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最终发表了100多封。我没时间讲这件事的细节,但其中讨论的两个问题最重要,值得我们回顾。一个是个体追求自我利益合不合法?是否道德?潘晓问:我成天都在琢磨拿奖金这事道不道德?现在听来,我们可能觉得潘晓的困惑很可笑。为什么不道德?奖金也是你的劳动所得嘛。可是,1980年时的潘晓就认为脑子里不应该想这件事,想这件事就不道德。这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与否的问题。公开信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追求个体利益,都想怎么挣钱,怎么把日子过好,那人生的意义在何处?今天我们很多人,觉得人生的意义不就是买大车买大房吗,没有什么可以困扰的。但在1980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值得我们全民讨论的一件事。

这个大讨论的背景,今天很多人不太熟悉。我们的共产主义伦理在当时教育出来的两代人,相信人应该大公无私,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涉及到我说的伦理体系会不会陈义过高的问题?你怎么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例如,我每天吃的三顿饭都不是为我自己吃的,为的是维系我身体的正常运转,好为革命做贡献。雷锋叔叔就是这样的,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大家觉得这样的事不太可能,但是当时许多人是真诚地相信这种伦理观念的。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共产主义伦理具有强大的自洽性,把你的人生意义提高了一个层次,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中做的那些非常卑微的小事,都跟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连在一起。如果一种话语体系能够有这种巨大无比的力量,把你生活的细节都提升到一个高尚的层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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