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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标:“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

更新时间:2019-04-08 07:26:08
作者: 马建标  

   内容提要: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充满悖论。威尔逊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列强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日、意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他的国际联盟计划。由此导致威尔逊主义与列强的利益形成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表现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就是威尔逊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为了实现国际联盟,威尔逊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结果,威尔逊的内心世界陷入分裂状态,并造成极度痛苦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威尔逊为了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一个“受难时刻”的抉择。

   关 键 词:一战  威尔逊主义  山东问题  国际联盟  巴黎和会

  

   一、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旧秩序的崩溃,促使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末期提出了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期对美国新的“国家身份”“国际角色”和“国际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说服不情愿的美国民众和国会接受他所设计的美国新角色,让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一方面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以“美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以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进而确保长久的国际和平。①

   中外学术界对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论述代不乏人,对于威尔逊总统与山东问题交涉的研究,也是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是,先行研究基本忽略了威尔逊总统本人在山东问题裁决时的主观体验,特别是他带有宗教情怀的救世观念。②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是国际社会考验威尔逊主义的重要历史时刻,而和会中有关山东问题的裁决则直接考验着威尔逊主义的执行力。用威尔逊的秘书贝克(Ray S.Baker)的话说,山东问题的交涉令威尔逊“蒙难”。

   山东问题的交涉是如何让威尔逊“蒙难”的呢?这要从1919年4月25日,威尔逊与贝克的一次谈话说起。威尔逊总统和其秘书贝克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威尔逊承认,“中日问题浮现,形成一个巨大难题”。威尔逊告诉贝克,他自己没法看清楚,要在什么地方应用自己提出的原则,然后他又笑着说,他自己都得重读一遍“十四点宣言”,才能记得住其内容。当天晚上,贝克和威尔逊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向威尔逊通报了媒体看法。贝克发现,威尔逊的情绪“非常低落”,仅日本这一问题就让他头疼不已。威尔逊说:“日本人不是傻子,除非我们给他们想要的,否则他们是不会回家的,而他们想要的又是自己不该要的东西。”贝克回答说:“国际舆论都支持中国人的主张。”对此,威尔逊说:“我知道。”贝克又道:“尤其是美国的公共舆论。”威尔逊说:“这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意大利人坚持不参加,然后日本又走了,那国际联盟成啥样了?”通过这次对谈,贝克得出结论,山东问题让威尔逊总统“备受煎熬”。③

   威尔逊总统与贝克之间的这次对话,虽说内容简短,却生动地说明了威尔逊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所遭遇的严重困境。今日,威尔逊主义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话题,毕竟此一问题关系到对20世纪国际秩序影响最为深远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而威尔逊主义在山东问题上的困境,又直接影响到1919年之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向左”抑或“向右”;也就是说,中国是走美国人的和平改良道路,还是走俄国人的武装革命道路?追根寻源,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裁决时,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他又是在何种压力下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政府作出让步的决定?凡此种种,都是复杂而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二、尊之为神:威尔逊主义的概念及其被神化

  

   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胸怀强烈的救世理念:一位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林肯;另一位是一战时期的威尔逊。机缘巧合的是,这两位总统所领导的战争都对美国的政治传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林肯通过内战实现了美国的统一,并在其事业的巅峰时刻遭到杀害。林肯的死亡,带有为他所效忠的国家主义献身的意味。因此,他的死象征着“他为易犯错误的有罪之人承担了痛苦和道义重任,代他们受苦受难,以神圣的基督的善德救赎了他们”。④林肯留下的道德遗产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林肯对威尔逊的精神影响是直接触及其灵魂层面的。威尔逊人生的第一个“历史记忆”就是林肯总统和美国内战。1860年,年仅4岁的威尔逊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的家门口,听到路边的人呼喊:“林肯先生当选总统,内战要爆发了。”其后威尔逊把这个历史场景作为其人生记忆的发端。⑤这虽是威尔逊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瞬间记忆,却显示出林肯总统的精神遗产在威尔逊的心目中享有独特的位置。

   作为一个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在1913年担任总统之初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帝国主义不同,不是领土扩张和物质利益追求,而是发挥美国的道义影响,为世界树立自由的榜样。⑥1914年8月一战爆发之后,欧战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给人类文明造成巨大创伤。这种特殊的战争情境与威尔逊总统的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催生了威尔逊主义。作为一个战争环境下的思想产物,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威尔逊总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诉求,正如一战时期的美国历史学者西摩尔(Charles Seymour)所言:“如果历史学家难以厘清各种不同的议题和可能性,那么昔日的政治领袖们,不但没有事后诸葛亮的协助,而且每天都还收到互相矛盾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提出并实行一个一以贯之的政策,则是难上加难。”⑦如果把西摩尔的这段话用之于威尔逊主义的提出,那就颇能说明威尔逊在应对复杂的世界格局而作出决策时,曾遭遇何等的困难。

   威尔逊主义是为了应对一战所造成的国际危机而提出的救世方案,而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在欧美世界引起的精神恐慌,则直接促使威尔逊发表他的救世主张。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宣布了俄国的和平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民族都应得到民族发展的完全自由”,换言之,这就是俄国版的“民族自决原则”。⑧同时,托洛茨基嘲笑协约国以及美国因其“阶级本性而不能达成民主的和平”,还认为它们对待“民族自决的态度是可疑的”。⑨为了应对俄国革命政府的外交宣传战,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⑩十四点演说主要体现了威尔逊的四大原则:没有胜利的和平;民主的胜利;民族自决权和领土完整;建立国际维和组织与集体安全原则。(11)

   威尔逊十四点演说发表之后,时人就开始把其称为“威尔逊主义”。1919年2月,日本东京某报以讥讽的口吻评论说,“威尔逊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对一切民族国家都实行人道与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并通过国际联盟计划来实现,而美国的国防安全也因此得到完善”。(12)此时正值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威尔逊总统支持中国抵制日本的侵略要求,故而威尔逊主义遭到日本媒体的挖苦与讽刺。不过,日本媒体所言,“人道正义原则与国际联盟设想”是威尔逊主义的核心内容,却大体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威尔逊主义的基本认知情况。到了1923年,美国学者威廉·E.道德(William E.Dodd)发表一篇名为《威尔逊主义》的专题论文,对何谓威尔逊主义予以专门的界定。他说:“威尔逊主义是由威尔逊总统提出的一个继往开来的社会哲学,其基本思想就是政治权力要服从大多数公众的意志,由此才能保障民主、平等与自由;根据这一哲学思想,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按照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建立国际联盟,巩固战后世界新秩序。”(13)简言之,威尔逊主义就是关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国际新秩序。威廉·E.道德的定义是威尔逊主义在学术上实现“概念化”的重要标志。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西方学者大体沿用了这一说法。奥古斯特·海科谢勒(August Heckscher)说,“通过在所有方面完全彻底地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威尔逊已经成为西方的斗士——反对列宁主义的威尔逊主义的斗士”。(14)威廉·R.基勒(William R.Keylor)说,“杜鲁门主义是典型的威尔逊主义的宣言”。(1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方学者在界定威尔逊主义时,习惯上把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进行对比,多少带有一些“冷战思维”的意味;而在东方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则习惯上把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说称为“威尔逊主义”或“威尔逊理想主义”。如日本学者山腰敏宽把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说称之为“威尔逊主义”;而河村典子以及松尾弌之则使用“威尔逊理想主义”。(16)从1918年1月初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演说到1918年底巴黎和会召开,一年之内威尔逊主义就成为一个响彻全球的新名词,并在1920年代初演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概念。从媒体上的“威尔逊主义”到学术上的“威尔逊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就是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The U.S.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正是在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宣传下,威尔逊主义在一战之后成为一个流行全世界的新主义。(17)

   虽然一战之后的国际媒体以及学术界基本上把威尔逊主义等同于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说,但是对当时的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而言,威尔逊主义则具有特定的内涵。在一战之后威尔逊主义全球传播的背景下,威尔逊主义在中日两国的“区域化接受”过程,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公众对威尔逊主义的特别理解和各自复杂的民族心态。如日本媒体认为威尔逊主义是“侵略性的”,讥讽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不过是谎言”,嘲笑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航海自由”等主张是“不值得信任的”。(18)日本媒体之所以对威尔逊主义采取“仇视的敌对态度”,主要是因为威尔逊主义妨碍了日本此时奉行的以称霸东亚为目标的扩张政策。(19)一战前后,日本向外扩张侵略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作为受害国,中国人对于威尔逊主义是大加欢迎的,与日本媒体对威尔逊主义的“嘲讽挖苦”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说日本媒体是在努力把威尔逊主义“矮化”,那么中国媒体则是竭力地把威尔逊主义“神化”;但是,无论是“矮化”还是“神化”威尔逊主义,其背后的精神动力都是宣扬本国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当1918年年初威尔逊发表十四点演说不久,留美出身的著名记者董显光就率先对威尔逊主义作出了反应。当年4月,董显光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根据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原则”收回德国占领的“青岛主权”。(20)同年底,董显光再次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如何利用威尔逊主义,争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的外交目标。(21)在此期间,董显光所服务的《密勒氏评论报》积极配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中国区负责人卡尔·克劳所领导的中美新闻社,在中国积极宣传威尔逊主义。(22)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之际,威尔逊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位名人,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海报上。(2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所称呼的威尔逊主义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那就是“民族自决原则”。在一般中国人看来,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公理与正义”。作为威尔逊主义的提出者,威尔逊本人也被中国人描述成一位伟大的“救世主”。诚如美国监理会属下的上海中西女塾学生谭淑所言:“夫威氏当欧战剧烈之时,毅然主张伐暴救民政策,及夫欧战告终,又提议民族自主自决主义。其爱国也,不独爱一己之国也,并爱世界万国也。其爱民也,不独爱一国之民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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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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