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母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86 次 更新时间:2019-04-05 10:08

向继东 (进入专栏)  

  几年前,读过李昌平的一篇文章,说过去农村病人死在医院,现在大都死在家里。为什么死在家里?住不起医院。母亲也是死在家里的,但并非全然治不起。对我们兄弟来说,花个几万元应该还是能够承受的,可我们却没有送她去医院。我曾提出过,大家(包括乡里左邻右舍)却认为母亲这么大年纪,似没有治疗的意义了。

  母亲活到90岁还差一个月,也算高寿了。2006年10月26日,母亲去世后,按照乡里旧俗,择了吉日良辰,做了“佛事道场”,直到把母亲送到父亲长眠的身旁,我们兄弟才各自散去。

  好像还是清明节时我回去,母亲就说受凉了,老咳嗽,吃了一百八十多块钱的中西药,都不见效。我说,这点钱不算什么,感冒去大医院开一次药就不止这个数了。我又给她买了些药,嘱她按时吃,吃了会好的;但奇怪的是,这次感冒总不见好。我差不多每月回去一次,见她总还是有点咳,可说话精神还好,也就没特别在意了。“十一”长假人多车挤,本不打算回去的,但10月2日大哥回去见母亲情况不妙,就给我打了电话。第二天我赶到家里,见母亲气色很不好,人也更瘦了。母亲告诉我,为防意外,这几天她已要弟弟晚上来锁门,早上再来开门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不然死了被老鼠咬掉眼睛或鼻子,说起来别人也不好听。母亲说话常带刺,这次却说得平和,平和中又分明带着无奈。正因为这样,刺痛了我的心。兄弟们一合计,我和大哥给一点钱,让弟弟、弟媳多操一点心。弟弟答应了,弟媳还是不愿意,说和母亲搞不好,嫌她刀子嘴,不饶人。后来只得请了远房的表姐来侍服,但不出半月,情况越来越糟,最后终于走了。

  母亲去得很安详,不吃不喝十几天,就躺在床上,也没大的痛苦,只是间或又要人扶一扶身子。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没能多陪陪她,这是我非常内疚的。养儿为送终,但母亲咽气的那一刻我也不在她身旁。也许真的是自古忠孝难两全。

  10月21日我回去了。见母亲病情很重,我立即电话和大哥商量是否送她去医院里。大哥说,明天他请县中医院医生过来看看。22日一早,我给大哥电话,大哥说上午十一点前赶到。大概十点四十,两个医生来了,但又没带听诊器,就听听脉,用手摸摸母亲的心跳。我问有输氧和输液的必要吗,医生说当然必要。医生开药可又没带处方笺,于是我找了张稿纸让他开了药,急急乘车去二十里外的低庄镇医院买药。车还没到,我手机就响了,说母亲自己不愿吃药了,买了也浪费了。我到医院不久,电话又追来了,要我不要买药。买不买呢?我犹豫好久,最后输液药物没买,就只买了强心丸和一瓶氧气。租车回家后,马上给母亲插上输氧管,问她好受些吗,她说好一些。我回来时交待弟弟,这瓶氧能用三天,用完了再去买一瓶。第三天我打电话去问,表姐说母亲不肯输氧了,说这样吊着使她难受,她也愿意死了。断氧的第二天,就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

  10月22日那天,给母亲输好氧,我本来决定搭乘下午两点多那趟车赶回长沙的,可几次起身要走时,看到母亲那个样子,实在不忍离去。整个一下午,我就坐在母亲床前,把她的手拿在我手里,轻轻地抚摩着。母亲可能是感觉到儿子久违的温暖了,她伸出另一只手指着床边轻轻说,“你坐到床上吧。”母亲睡的是农村老式的床,床方有十几厘米高,坐上去脚吊起了,很不舒服,我没按她的意思坐到床上去,以满足她最后的要求,至今想来十分难过。还应忏悔的是,整个下午我虽坐在母亲床前,眼睛看着她,心里想的却是自己手里急着要办的事,铁心要乘晚上的车走。我至少四五次对母亲说,“妈妈,我今天还要回去,我的事实在是撂不开。您好好保重,我星期六又回来……”母亲答应说“好”。我说过这些话又不走,一会儿,母亲催我说,“你怎么还不走?”可我仍然只顾抚摩着她的手。我曾试着走出母亲睡的里屋,她以为我已走了。表姐进去问她,“姨姨(表姐常这样叫她),您病得这样重,怎么让老六(我排行第六)回去?”“他有事。”“您留着他嘛。”“留不住的……”到了傍晚,我走到母亲床前说,“妈妈,您好好保重……我走了……过几天再回来……”母亲说,“你去吧。等我死了再回来。”我听了双腿一沉,再也拔不起来,就那样呆呆地站在母亲床前十多分钟。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做父母的真不容易。每当碰到那些数落父母不是的人,我总会劝说,“父母给了我们血肉之躯,就是最大的赐予,为儿女的再怎么也是报答不完的。”那一刻,我不知母亲对我要走是怨是恨。走出屋来,我流泪了,为自己还是为母亲,我说不清。回到单位和同事说起这事时,我止不住又掉下泪来。在我记忆中,这十几年远离父母,每次归来,母亲总要送出家门,或是站在门口望着我离去,我也总是边走边回头,嘱她保重,给的钱一定要花掉,再也不要节约了,等等。这一次,是母亲唯一不送的一次——就是前一次回来,靠在躺椅上的母亲还是起身远远望着我走的。

  在陪伴母亲的最后一个下午里,记得母亲还说过一句令我心痛的话:她说“还是得女儿好些”。 我知道,母亲是怪我们兄弟在她病重的时候少陪了她。母亲没有女儿,生了八个儿子。前三个是和早逝的前夫所生,住在二三十里之外,只是偶尔来看看。嫁给父亲后又生了五个,但经过苦日子,先后夭折三个。如今我们兄弟三个,大哥还是同父异母的,母亲来时大哥才两岁多一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坚持送大哥读到大学毕业,这在一般做后母的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她也在乡里有很好的口碑。如今大哥在县城里教书,虽已退休,但仍在私校上课,一月回去看一次;我在千里之外的省城里瞎忙乎,每次回去,也总是来去匆匆。弟弟、弟媳虽在身边,但住在另一幢房子,总怪母亲嘴多,自然也不怎么陪她。父亲2001年5月去世后,母亲曾一度来我家,本来说好住到过年回去的,可她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大约一月后硬要我送她回去。我们曾想给她请个保姆,可她生怕多用了我们的钱,坚决不要,说她自己还能自理。她一个人就住在大哥早年盖在乡下的房子里,洗浆衣服等等都是自己。她拧不干被子,看见路人就叫别人帮帮。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每天早早起床,这里走走,那里坐坐,下午三四点,随便吃点什么,五六点就关门睡了。漫漫长夜,母亲说不出“孤寂”二字,只说自己就像“尼姑”一样。我每次回去给她钱,她有时不要,有时收了,但又舍不得用,直到死了还剩在那里。就在母亲去世前的第四天傍晚,表姐为她擦脸,她问表姐,“今天烧了几块煤,水还这么热?”我替表姐回答,“只烧了两块。”那一瞬间,我心里像刀刮一样难受……

  母亲是苦水里泡大的。小时家里很穷,六七岁时,她提着打猪草的篮子,在富家子弟念书的屋檐外溜达。她背得“人之初,性本善”等几句,却耽误了打猪草,被外婆边打边骂:“你也想读书?哪个叫你投胎到我家里?”22岁时,母亲嫁给低庄一周姓家老大。那时还在抗战,丈夫被抓了壮丁。按规定,老大一般不当壮丁,可弟弟躲了,乡保长只要抓个人就交差。这时母亲硬是带了枪兵把弟弟抓住,把丈夫换了回来。弟弟、弟媳怎么想?她顾不了。后来抗日,美国人来湘西修飞机场,丈夫又累死在机场工地上。当时她还不到30岁,下有三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一个刚出生。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她一咬牙,两个大的送给叔叔寄养,最小的送给一莫姓人家了。母亲向来敢做敢当,别人说什么,她不在乎,她说她要面对现实。过苦日子时,要不是母亲,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

  许多年前,读过张洁的《世界上最痛我的那个人去了》,留给我心灵的震撼至今难忘。人生在世,功名利禄可以不要,可不能不要骨肉亲情。母亲常说,“父母记挂儿女路头长,儿女记挂父母只有扁担长。”是的,自己这十多年里,试图学着操用“精英话语”,貌似关怀底层,偏偏忘记了多给老母一点温暖……

  人生苦短。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年龄,一种人生的悲凉,不禁袭上心来。我想,将来自己的孩子也会这样向我忏悔吗?我不敢去想。也许,人就是这么轮回地生和死吧。

  

                                                                                2006年11月26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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