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 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主旨演讲，作者在人大经济学院整理讲稿上进行补充修改。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高兴到人民大学参加这个盛会，首先我要恭贺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学科的奠基者、开拓者，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解放以后国内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在人民大学这个地方请了苏联的专家授课，把国内当时各个大学教经济学的老师集中到这个地方学习，人大的宋涛老师是班长，我在北大读社会主义专业的导师张友仁教授是班里的学员，我的硕士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的表现形式”写完以后，很荣幸请到宋涛老师当校外评委。

　　 人大除了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之外，1978年年底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人大的老师在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也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想在座的很多学界的朋友们都读过高鸿业老师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0版，我个人受益良多。另外在90年代初由黄达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福特班，为国内第一次系统培养了现代经济学的人才，在座有几位老师是当时班上的同学。

　　 经济学院此次重建，我想，一方面是要继承过去的光荣传统，更重要是推动我国经济学科进一步发展。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我今天的报告想从过去七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反思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并且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方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诸位。

一、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的主流思路

　　 过去这七十年，我国经济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讲，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当时我们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从1978年年底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参考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经验，它的目的是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当时我们所学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跟那时世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少不谋而合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好必须靠政府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同时，二次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因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现在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民富国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其理由是：“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其条件是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要跟发达国家有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技术跟产业。要“国强”就必须有先进的军事装备，那些装备也是由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生产的。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业都是传统的农业，或是自然资源的产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国家也不强。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现代、先进的产业作为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跟我们50年代、60年代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样。但是，那些现代化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于是就认为是市场失灵，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产业。

　　 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我国在60年代的时候就可以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就可以上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不过推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成绩相当不好，从国内的情形来看，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看起来非常高，非常先进，但是人均收入水平来非常低。例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来衡量，1978年的时候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计算是156美元。当年，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是495美元。也就是说，经过建国以后的30年的努力，从收入水平来看，我国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的情形一样，如果从工业体系来看都很先进，从生活水平来看都相当滞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在当时主流的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也是工业建设有成绩，但是生活水平没改善，并且经济出现了停滞，各种危机不断涌现。

　　 我国是1978年年底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进行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则随后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转型，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在80年代、90年代从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各种扭曲，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从经验实证来看，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效率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转型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认为要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场的好处是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怎么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在转型前各种价格主要由政府决定，因此，第一个建议就是这些国家必须价格市场化，由市场的供给跟需求来决定价格，由价格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一个产品的价格升高，代表需求旺盛，资源就多配置到这个产品去增加生产以满足需求，反之，价格降低，就减少资源在这个产品上的配置。这个逻辑非常清晰。

　　 不仅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当时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当时的看法是即使价格由市场决定，如果企业是国有的，价格就会失掉配置资源的功能，因为国有企业如果亏了本，国家会给补贴，如果赚了钱要上交给国家。在这样的状况下，即使各种资源、各种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本来在市场经济中一个要素的价格上涨了，企业应该节约使用，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可是国有企业面对要素价格上涨，亏损增加，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没关系，反正政府会补贴，所以就不会随着要素价格上涨费心费力去节约。同样的情形，如果生产的产品价格增加，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应该努力多生产，多赚利润。但是国有企业赚的利润都要上交给国家，因此，即使产品价格上涨了，也不见得会努力多生产。所以，当时的看法是，要让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必须私有化，这个逻辑也是非常清晰。

　　 第三、价格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还有一个前提，价格必须稳定，如果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行为会被扭曲。假如说一个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消费者就会去抢购，在价格低的时候就想多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抢购的结果就是需求会大量增加。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看到价格不断在上涨，企业就会惜售，等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来卖，价格会更高。结果是价格上涨时需求大量增加，供给大量减少，价格就会陷入到一个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市场要有效配置资源必须有稳定的价格。怎么样有稳定价格？前提是政府的预算必须平衡。因为如果政府预算不平衡，有赤字，到最后这些赤字会货币化，也就是会增发货币。一增发货币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一出现通货膨胀，行为就会被扭曲。

　　 所以在80年代，根据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转型要成功必须在这些国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而且这三化的改革必须同时到位才会有效果。如果市场放开了，产权不改革，结果会更糟。或者市场放开了，产权改革了，但宏观上面不稳定，结果会更糟。

二、我国的转型经验和反思

　　 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次转型，没有按照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看法。我们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在转型时，给原来优先发展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放开了一些过去被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的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其发展。开始的时候我国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很不好，就设立了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等，在园区里改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服务，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来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国际上除了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一次性地把市场经济所必须有的制度安排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到位转型才能成功的共识之外，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像中国推行的那种渐进双轨转型，同时有市场又有政府在配置资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经济效率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问题还多。为什么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为同时有计划和市场，政府的计划价格低，市场的的价格高，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衍生腐败，并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些现象在我国转型后确实出现，80年代最时兴的一个行业叫做“倒爷”，1978年以前没有，1978年开始渐进式双轨改革以后，出现了靠倒卖政府计划物质，赚取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的行业，而且，倒爷为了得到这些低价的计划物资就要透过各种关系去寻租，就会有腐败，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的问题。

　　 80年代的时候主流学界反对中国渐进双轨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一放缓，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就会涌现。但是，我国过去四十年不仅经济发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根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转型，结果则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我国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的问题，他们也有并且普遍比我国严重。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在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发现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以后，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比转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还高，另外像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比中国的情形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