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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西藏民主改革:现代政治秩序建构及法理解读

更新时间:2019-04-02 00:49:03
作者: 常安  
亦即那些经常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家族只有14个”。

   而寺庙,则是指西藏地区寺庙中的各类、各级活佛以及堪布、基索、格贵等上层僧侣,在1959年,全区共有大小活佛约500人,其中大活佛1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约4000人。

   另外,这三大领主之间,本身也是一种互相渗透的权力共生关系,如一些大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而将后代送往寺庙,大活佛的亲属则被册封为贵族,而噶厦政府的官员晋升,无论是僧官还是俗官,如一些藏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往往有密谋和贿赂的余地,最重要的贵族家庭的俗官或者贵族出身的僧官都能受到优先待遇”。

   因此,当1950年代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等国家机关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之时,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却缺乏起码的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西藏的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僧侣、贵族上层集团手中,这与现代政治体制中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组成分子的要求是不符合的。

   从清末以来,中国就旨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社会主义立国,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属性,将公民政治地位的彰显、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

   也正因为如此,不符合现代政治体制之民主政治体制要求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必然需要进行变革,只是关于变革的时间安排和具体方式有别而已,事实上中央政府对此也表示出了极大的耐心,希望旧西藏地方政府能够认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认清楚世界政治发展中自由、民主、法治的大势所趋,“自动进行改革”,将西藏旧有的僧侣、贵族的神权专制改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政治体制。

   但西藏少数部分僧、俗上层却仍然沉浸在中世纪式的农奴制、神权制传统中,并试图通过发动武装叛乱来维护这种前现代政治体制。对此,渴望早日获得平等的公民地位、获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的广大西藏人民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很快投入到了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洪流之中,使平叛成为了一场改造旧的封建农奴制、神权政治的斗争。

   所以,上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藏族干部、农奴群众直接支援和参加下进行的平叛斗争,是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主权彰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统一的必然要求,也如同林肯当年下令平定南部奴隶主叛乱一样,是一场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政治体制与强调少数僧侣、贵族利益的封建农奴制、神权政治之间的正义之争。

   当年林肯最初也是考虑到了国家政治秩序的和平稳定,而不愿意以武力消灭奴隶制,但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们却罔顾“以自由立国”的美国制宪者的训诫,为了维护奴隶制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而悍然发动叛乱,引发美国宪法史上的“分裂之家危机”,林肯政府果断平叛、解放黑奴,则终于使广大黑奴和美国政治体制获得了“自由的新生”。

   而在近一百年后的雪域高原上,面对西藏少数僧侣、贵族上层分子发动的这场“分裂之家危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藏族干部与农奴群众支持下的迅速平叛,同样是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政治体制的“自由的新生”。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作为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详细讨论了有关西藏的各方面问题,并正式作出决议。会议指出:

   在西藏,同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应当尽快实现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现在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已经有可能在实行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的同时,在西藏良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之下,逐步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和藏族人民的自卫武装,并且开始执行自治职权。

   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都应当有广大人民的代表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西藏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惨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西藏人民久已坚决要求改革自己的社会制度,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由于反对改革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分子的叛乱已经平定,西藏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已经得到顺利实现的条件。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出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杜会主义的新西藏奠定基础。

   事实上,改革西藏旧有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也是包括许多上中层人士在内的广大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即将成立的西藏各级地方政权,则真正为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也表明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即将完成从旧西藏前现代的政治体制到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变。

   1959年,西藏工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各级政权的指示,强调“我国的政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原则,结合西藏目前具体情况,西藏地区现阶段的建政工作,必须贯彻执行人民民主专政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精神,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为了使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完备,拟在全区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即有领导的经过普选,自下而上地成立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61年8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四十次常委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选举试点工作的决议、草案)》。

   1963年3月2日,山南地区乃东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西藏第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县人民委员会。

   1965年7~8月,西藏自治区乡、县选举基本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另有567个乡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两项合计占西藏全区乡镇总数的92%。全区有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选出了301名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普选,作为“公民的加冕礼” ,是现代政治之民主政体和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世界民主史和宪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各国人民普选权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民主改革后西藏各级政权建政的顺利进行表明了广大西藏人民渴望结束旧的、前现代的政治体制,早日实现宪法所赋予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的强烈愿望;

   而新成立的西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族裔、界别等构成比例,也说明新建政的西藏各级地方政权,和旧西藏少数僧侣、贵族神权专制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更符合现代政治对于民主、平等、法治的基本要求。

   结束了几百余年的旧的僧侣、贵族专制政权、顺利实现广大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的建立之“自由的新生”,在表明了西藏人民旨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愿望和意志的同时,也无疑是中国民主史乃至世界民主史上的一件大事。

  

   西藏民主改革:世界人权史视野下的基本权利保障

   人权,简而言之即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世界各国宪法中,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不尽一致,但主要包括平等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政治参与权、表达自由等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以及妇女、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权利保障等。

   西方国家部分政客基于地缘政治图谋对所谓“西藏问题”的指责中,也多围绕人权、宗教自由做文章。但在旧西藏,如果说有人权,那也可能仅仅是部分僧侣、贵族上层分子的“人权”,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更遑论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享有;而广大西藏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参与权、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则是到了民主改革之后。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被西方国家部分政客所指责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才真正实现了西藏人民的人权彰显,即使是放诸于世界人权史的发展历程之中,也堪称一场史诗性的人权变革。

   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平等权,它既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也是其他基本权利行使的核心原则。平等权是在西方国家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中所提出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其后陆续为世界各国所采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平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必然要求,五四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但在旧西藏,上层僧侣、贵族和农奴是不可能平等的,占有西藏人口仅仅5%的三大领主占据了西藏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经济资源,而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则处于人身的依附状态,这很难说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平等。在政治权利的平等方面,有机会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管理的注定是少数僧侣和几十个贵族家族,旧西藏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特权社会,而特权,是平等的天敌。

   诚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学家西耶斯所指出的,“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如果此话不错,那就得承认特权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

   在旧西藏,少数僧侣、贵族阶层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享有特权,甚至在法律实施和刑罚处罚方面,旧西藏的法典也将人分为三等九级,同样是杀人,“如果杀死一个上等上级的人,如贵族、活佛等,赔偿的命价,需要与尸体同等重量的金子;而上等人杀死一个下等下级人,如铁匠等,赔偿命价仅仅为一个草绳。所以,在旧西藏,农奴主杀害一个农奴的官司,是很容易解决的”;法律以“公平、正义”为圭臬,其立法和实施都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因此,对于旧西藏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很难谈得上平等权这个宪法首要基本权利的享有的,这种只有少数僧侣、贵族阶层享受特权的社会,自然会如西耶斯所言,“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西藏在神权统治下长期发展缓慢,和广大西藏人民缺乏平等地位自不无关系。而民主改革对于少数僧侣、贵族阶层的特权的废除,对于特权之政治、经济基础的神权政治和农奴制的废除,则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西藏人民平等权享有的一个历史性开端。

   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参政议政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国家重大问题享有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的自由,即公民的政治权利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民参与国家社会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基础,还包括公众参与等行使国家社会组织管理活动的方式;另一种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由发表见解表达意愿的自由,即表达自由。

但在旧西藏的神权统治下,广大西藏人民很难有参与西藏地方事务管理的渠道和可能,而仅仅是一个被动承受的他者。广大西藏人民享受到政治权利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则是到了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的西藏地方建政时期:选民们穿着新衣、成群结队、兴高采烈的走向投票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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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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