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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我的梦想:个人思想历程概述

更新时间:2019-03-31 18:08:51
作者: 吴励生 (进入专栏)  
出于文人投机心性或者围魏救赵的生存策略,哪怕真的有幸获得某个国际性奖项,其实也根本无助益于中国文学的时代性高度——有时我甚至想,来日若有机会,一定要设法完成一部继承五四传统的长篇创作。假如说经典意识以及塑造当下舍此几无他途的话,比如鲁迅等人所曾发掘的“国民性改造”文学母题等便是现成的标杆——何况,若论一国之文学,中国历朝历代均有文学巨匠存在,学术大师更是在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背景中反复出现,根本不是哪个什么大奖所能奖掖和概括得了的。特别关键的是,对人性的伟大发掘和对传统的创造性批判与转化使命,五四时期破天荒地主要由作家们来担当和完成,诸如 “国民性改造”以及“娜拉出走”和“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等问题,早就涉及中国人究竟该当如何过上一种有个体尊严的生活根本。尽管随着历史情势的日趋严峻,晚期鲁迅陷于不断反抗绝望的“无地彷徨”的情景之中,也尽管后来由于阶级性的全面覆盖更是把上述关键彻底遮蔽掉,但鲁迅那种精神独立的孤傲尊严和精神意识关怀的经典性却彪炳史册。所有这些个人后来有过相对系统的反思,并把相关文章结集为《文与学反思录》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很幸运,若用周易中的话说是“利见大人”。就在个人转型的重要时刻,在我的精神视界和思想道路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大人”:一是杨玉圣,二是邓正来。话说当年,二位教授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学术本土化与规范化运动中均为竭尽努力并成就卓著,但二者也有不同:杨氏更注重规范化,邓氏则更偏重本土化。另外,杨氏更为注重学术公共空间的开掘,其以学术批评为杠杆,为学术公共领域的拓展做出大量的奠基性工作,同时也让自己不时陷入是非纠缠以至官司缠身之中——即便如此,杨氏之无怨无悔和义无反顾,着实堪称转型期学术中国的“守夜人”。[7]到了晚近,其更是进一步拓展到了政治的公共领域,尽管荆棘重重,杨氏之勇气和担当确实让人肃然起敬。坦率说杨氏与我后来个人交往甚深,上述拙著《文与学反思录》即有幸列入杨氏担纲主编的“学术共同体文库”之一种,而拙著《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出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与杨氏之学术志业与出手奖掖有直接关系。至于老邓,后来更多的则是思想上的作为。与跟杨氏相比我跟老邓私交尚浅,但在思想上却绝对是铁哥们儿。事实上,后来个人所走的思想道路即与老邓不断的思想激励紧密相关。只是没想到,天妒英才,老邓居然一个招呼不打便撒手西归。悲痛之余,我在悼念文章中说过:我们必将继续“仰望星空”,继承老邓遗志以慰老邓在天之灵。[8]只可惜不幸而言中,我曾在拙著《思想中国》“自序”中说的“这样的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全新发展局面,在邓正来之前或之后都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后来竟然一语成谶,而今是欲说还休……

  

   尤其幸运的是,在个人转型的重要时刻得到了一份关键性刊物的大力扶持。特别是我曾把对老邓思想成果所做的批判性研究题为“呼唤中国思想巨人”系列,《社会科学论坛》一下子腾出6期版面(2011年第1-6期)予以连载,尤为感戴的是:在有关老邓研究之前与之后,跟《社会科学论坛》扶助支持有直接、间接关系的甚至涉及个人5部思想理论方面著作,[9] 如具体刊发的系列论文和单篇文章主要就有孙绍振研究(主体部分)、陈平原学案研究(小系列)、周宁批评性研究(上、下)、张远山新庄学述评以及与个别同人对“新道论研究”的讨论等……特别需要提及的还有,在老邓之后,我开始逐渐兑现继承老邓遗志的“继续仰望星空”系列思想论文写作,这个题为《天道绝对》的思想专著历时四年,《社会科学论坛》的鼎力支持一如既往,也是先后腾出6期版面(2013年第9、10期,2014年第9、10期、2017年第3、4期)连载了此著的主体部分。假如一定要说“利见大人”,或可进一步用三角关系来说明:玉圣和正来二兄跟我的精神互动与交往可视为三角形的两个底角,那么《社会科学论坛》对个人的提携则可视作这个三角形的尖角,而最后真正成全这个三角关系的则是《社会科学论坛》的社长兼主编赵虹先生。说句老实话,此生每当忆及若此身上即有一股暖流涌现,感激之情无法言表。当然,就像我曾经感激《滇池》杂志作为主阵地刊发过我众多作品,也曾感谢其他刊发过不少我的作品的文学刊物,借此也一并感谢刊发过我不少学术研究与批评的其他诸多学术期刊。

  

   现在可以确切地说,个人的真正思想转型是从《思想中国》[10]开始的,经由长期的准备性工作(如《文与学反思录》以及待出版的“文与学反思录续编”《二重奏:有解之秘和无解之魅》等),并以老邓思想的批判性研究作为过渡(拟定书名《国家理性与全球理性之间》),进而以《天道绝对》为标志个人思想转型的趋于完成。其间蕴藏着的,却是一个孕育已久逐渐成型的体系性构想,以及重构生活的立体梦想。

  

   三、一个体系建构努力与立体生活梦想

  

   事实上,回归个人思想之后也很幸运,我几乎是本能地跟五四作家们那样从文学的角度发现并发掘了社会问题,之后得到同辈同道们的思想激励,最终完成个人思想转型的。也就是说,最早个人还是出于个体的文学认知,比如最初的解构对象还是本土的人文主体,尽管至今以为这个解构对象是准确的,但远远不够,尤其必须扩大到整个国民性问题,或者干脆应该回归并接续鲁迅等人所开启的“国民性改造”经典论题。当然,眼下我们必须摒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文学认知,而需要努力拓展到社会建构的哲学认知上来;也当然,鲁迅先生的忧愤深沉以及对国民性弱点绝望之文学认知,时至今日仍然有效而且可能永远有效,但是显然,有关“无地彷徨”的个体立场需要作出大幅度改写。

  

   具体回到个人的问题意识,以及思想。尽管传统人文主体确实应该解构(甚至具有解构标本意义,所谓“君子之德风”),但是,国民性问题在后来被“阶级性问题”严重遮蔽与覆盖之后,一度表现得极其隐蔽却又无比顽强。特别是主子与奴隶关系这个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经典论题(而今仍在福山以及科耶夫等思想家的讨论中蔓延),表现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与特殊语境之中却有着另类典型意义。这意义就是“主子与奴才”的二重性,任谁都想当主子又都是奴才,除非你能攀上权力的巅峰。也便是因此,不管人们身处社会哪个角落,无一例外就是根据离权力关系的远近进行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排比取舍——不管你多有学问、多有钱或者多有技术水平与能力,或者哪怕身处社会最底层,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均被那亘古不变的生存结构所左右——也即全社会几无例外一概成为权力的奴婢。这就是说,有关“国民性改造”的经典论题,必须在全新的历史情势下做出审慎的整全性思考,因为而今我们所面对的中国问题症结几乎就是整体性的。换句话说,中国人行动方式的改变,有赖于中国人生存结构形式的改变,这就需要一种体系性的建构思想,而“天道绝对”的理论预设也便是在此思想现实背景之下出场的。

  

   然而,一旦涉及体系性思想建构,或者涉及生存结构的整体性改变,人们就会立马意识到:社会理论与法律哲学建构可能是关键领域。很遗憾,在思想界的新世纪努力中你很快会发现釜底抽薪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根据中国传统,无论是儒教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存在“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也就从根本上缺失公共领域发生与发育的制度基础。因此,我们在谈论中国思想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联想到“礼崩乐坏”,也即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才会有思想家出现,如春秋战国、魏晋、明末和五四时期。但这可能是个思想误区,因为“礼崩乐坏”就意味着社会重建或者“重新发现社会”,可惜两千多年下来这个使命始终没能完成。尽管儒教社会有“以礼化俗”使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世俗化进程”,但生活品质本身以及社会存在的性质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追究。儒者们的追求早期是“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晚期则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充当的始终是板结化生存结构的桥梁,哪怕失意了或者“荣归故里”,不是“回家种番薯”就是延续“耕读人家”的亘古不变理想。至于现代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来讲求的是“分配正义”,可因为“分配正义”的前提是“交换正义”,因此才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启并延续至今的声势浩大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吊诡的是,无论张扬怎样的“正义”却一直缺乏独立的社会领域支撑。以至于无论是社会科学哪个学科,基本都在那照搬西方理论,尤其是法学。尤为吊诡的是,当我们演绎西方各种各样的法学理论模式的时候,却与本土社会现实总是隔着一层;与本土现实紧密相连的也有,那就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穿靴戴帽法学,却对法治本身并无助益;也许,法学最为突出的贡献当是促成各级人大的立法,尤其是在新世纪之后立下了花样繁多的部门之“法”,可让人瞠目结舌的却是更为深层的釜底抽薪,那就是人们从来不“守法”。上述多重意义上的“釜底抽薪”导致的结果,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而这,才是中国思想最该做出深层追究的根本所在。

  

   更有甚者,当我们谈论法理学或法律哲学时,有关法律与社会、法律与国家、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经济、法律与历史、法律与道德等等概念与范畴,以及相互关系,常常处于混淆不清而又顾此失彼状况,有时甚至谁为重谁为轻、谁为主谁为次,也常表现出惘然以至茫然,尤其是面对漫长的“德主刑辅”中国传统时更是如此。很显然,还有着一重更为深层而关键的东西,或者提纲挈领的东西需予以明确,而且需要做出相应层面的基本说明和基础论证。而这,也便是个人“天道绝对”理论预设出场的基本理由。还不仅仅如此,更为紧要的是,还须在全新的历史情势与现实变革状况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现实建构与哲学承诺。也就是说,“天道绝对”所秉持的不仅仅是天道原则,更往元法律原则、道德最高理想原则乃至中国正义原则转化,进而从历史哲学、法律哲学和道德哲学等相关视角入手,深入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演变之中,作出系统的考察和具体论证,才会有思想落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天道绝对”内涵是对中国传统道学的改写,尽管在理论预设上并无根本改变,比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在方法上一改以自然无为达致世间万物的“自己如此”,而为通过“自然有为”达致人间世界的“自己如此”。换句话说,“自然无为”的方法成就的只是一个人或个体,“自然有为”的方法成就的则是众多人或群体。这样就很容易把庄子道学“齐物平等”的否定性正义观与儒家“公天下”的肯定性正义观结合起来,进而拒绝“古已有之”的倒退的历史哲学,在现当代条件下通过现代性民族国家重构,以确立政治法、国家法的权威,保障市民法的生长发育,最后确立法治国的目标。

  

如果国家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柏拉图以降,正义的内涵即有“公平对待每个人”[giving to every man his due]诉求或定义),人们就可以自然成长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如果把此哲学定义往法学定义置换,就可能是英文“right”一词所意指的那个观念,即一个人在行使其自愿行动的能力的时候将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国家当局的支持——那么,很自然地就与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的法权”内涵联系起来,同时也很容易地同黄宗羲意义上的“天下人的天下”之根本大法勾连起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相互承认与肯定,就自然成为题中之义。这样被建构起来的人间秩序,人们就将能够按人性的本来面目自由生长,中华伦理性文明体的崭新面貌就得以呈现出来了。尽管国家或政府无法通过法律而使人们变得道德,但至少能够扫除阻碍人们道德发展的种种障碍,从而确立起真正崇高的道德理想,以此达致中华伦理性文明体重塑的目的。有关“国民性改造”的论题,也便是在此得以基本完成。不用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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