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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黎丽 韩静茹:社会分工与民族

更新时间:2019-03-30 00:51:34
作者: 徐黎丽   韩静茹  

   内容提要:起源于维持生计的社会分工,是民族维持生存的生计基础;社会分工与民族以人类不同群体能够使用的自然资源为中心,形成不同民族互为表里的身份;社会分工所需要的专业工具、专业知识和技能、规范或操守、观念和价值观等,则构成民族的文化属性。社会分工对民族的影响分为建构、细化、消解、瓦解四个阶段。随着被人类使用的资源种类及加工产品日益增多和细化,社会分工从以民族为劳动主体向以资源为劳动部门转化。民族身份在国家担任资源管理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情况下,在社会生产领域逐渐从实体走向虚拟。但在人类自身生产领域,仍然以基础性的社会身份存在。这种存在,是随文化与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进入到人类自身生产领域的升华。

   关 键 词:社会分工  劳动部门  劳动主体  职业  民族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department  main body of labor  occupation  nation

  

   人类从诞生至今,都在为谋生而努力。谋生的方式因自然环境孕育的资源不同、使用资源的方式不同,自然就出现社会分工。它包括劳动部门的分工,如农业、牧业、林业、手工业、工业、商业等。也包括劳动主体的分工,即人的职业,如农人、牧人、森林人、手工人、工人和商人。由于社会分工中的劳动部门分工和劳动主体分工均有显著的外在特征,它们进而就成为人类早期除血缘地缘关系之外的显著特征。正因如此,有一些民族就以其社会分工为名。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劳动部门更加细化。如手工业就可细分为编筐、木工、锻铁、制衣、擀毡等等,相应劳动主体分工就细化为编筐人、木匠、锻铁人、制衣人、擀毡匠等。细化的社会分工,就有可能成为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民族或民族亚群体的外在特征。但随着人类科技和文化的不断进步,可以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就出现同一民族的成员从事不同职业的现象。相比而言,城市的社会分工名称比民族身份使用程度高,在农村尤其在不同生态文化区域的边缘地带,民族身份的使用频率比社会分工身份的要高。但总体来说,由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身份和民族身份,均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对未来民族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怎么样的演变,则需要进行深入探讨。但目前社会分工与民族身份关系的研究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哲学学者对自然分工与技术分工、①旧式分工以及新式分工、②新技术革命对职业分工的影响③等有所讨论,这些讨论仅限于哲学范畴,对由社会分工及其职业身份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却几乎没有研究。因此笔者拟从社会分工对族群的影响入手,探讨社会分工对民族分类的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再反思民族。

  

   一、社会分工与民族的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社会分工对族群的影响,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何谓社会分工?它与民族有何关联?从而为社会分工对民族影响的研究奠定基础。社会分工是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的分工;民族虽然概念繁多,但它是生物性、文化性、建构性三位一体的人类共同体,④这是笔者长期研究的结果。两者作为人类群体的划分类型,自然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首先,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式之一的民族维持生存的生计基础。分工是人类在使用不同自然资源为人类生存服务的过程中,因技术和文化的限制而进行的生产步骤或程序。在哲学领域,将分工视为“社会劳动及其形式在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划分”。⑤它的内容“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⑥其性质则“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⑦因为“劳动部门分工是劳动主体分工的客观基础,因而劳动主体分工对劳动部门分工有着客观依赖性;劳动主体分工是劳动部门分工的人化形式”。⑧除此之外,“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⑨如果分好工却没有人来做分工的劳动,那分工就没有任何实践价值。因此“劳动者职业划分和社会劳动的部门划分是分工的两个方面,不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事物。只承认社会劳动部门的固定划分,否认劳动者的职业划分,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⑩与此同时,“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1)恩格斯也认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2)马克思更认为:“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3)也就是说,分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劳动部门的分工,另一个就是劳动主体的分工。它虽然从产生之日起就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但它却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因素。这种能动因素,在人类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称谓不同。以上演变,正如马克思所说:“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产业部门,与此相应,人类群体也分化为相对固定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社会职业,并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4)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分工,分工决定了劳动的精细程度,劳动的精细程度则带来劳动者称谓的细化。这就是民族及其亚民族名称产生的生计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5)但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分工,分工的人化形式是职业,即人类只能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及其资源,逐渐探索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资料,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从事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等的人,就变成了以上相应职业的人,社会分工就成为这一类人维持其生存的生计基础。

   其次,无论是社会分工还是民族,均以人类能够使用的自然资源为中心,形成人类生存与发展互为表里的身份,其中社会分工为“表”,族群为“里”。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历史,将人类社会初期的分工划分为“自然分工”,将私有制下的各种分工划分为“旧式分工”,将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劳动分工称为“新式分工”。(16)我国的哲学家也有自己的历史阶段划分。如林剑将分工分为“古代的自然分工和现代的技术分工”;(17)还有人将其分为从事管理、指挥和从事一般实际操作的两大类,即发挥“脑”的功能和“肢体”功能的人;(18)陈俊宏则将其划分为旧式分工和职业划分,(19)王昕杰、乔法容则将其划分为自然分工、旧式分工和职业分工。(20)但无论怎样划分,都无法摆脱自然资源的决定性影响。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分工中的采集或狩猎,是针对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而言,旧式分工中的农业及农人、牧业及牧人、手工业及手工业者、商品及商人,均是指向地表的可再生资源。人类的劳动只是“由于分工变成了简单劳动,在这种简单劳动中更容易达到熟练度”,(21)或“只从事一项手艺的人要比从事多项手艺的人做得更出色”,(22)从而能够使不断增长的人口得以生存。因此,同一区域的自然资源将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人类群体聚集在一起,通过社会分工来满足这一人类群体衣食住行的需要。因而,社会分工就成为这一人类群体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类群体区别的显性特征。“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这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使用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23)因此,社会分工是生计方式中针对物(资源)与人(民族)的不同称谓。为此,马克思曾肯定地指出:“职业划分,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自然产生的。个人的体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这种分工的新原因。后来……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的职业划分。”(24)即职业是分工的人化形式,强调人在生产力中的能动性作用。而人在生产力中的能动性作用,不是单个人,而是靠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所有人的能动性作用。因此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在某个地域整合在一起,尽全力使用同一生态区域中的自然资源为这一人类群体生存服务的职业,就成为人类不同群体的显性特征。与此同时,人类从一开始就以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民族,则作为隐性的特征,与显性的职业特征一起,互为表里,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从而使民族成为人类前工业时代普通使用的人类共同体的名称。

   再次,社会分工所需要的专业工具、专业知识和技能、规范或操守、观念和价值观等逐渐内化为职业的传统文化,因而也构成民族的文化属性。我们以分工时间最长且至今仍是我们人类必须依赖的社会分工——农人和牧人为例说明。第一,农人和牧人的职业自古至今都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态环境。如农人遵循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牧人则有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第二,农人和牧人都需要制作越来越精细的工具不断提高生产力,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增长的需要。如农人所需工具的质地有从石器、木器到铁器的转变,类型有犁、鎙、锨、锄、镰、磨、辗以及各种分配或贮藏粮食的容器。农人因耕作土地而需要的定居住所房屋,则也经历了从地穴到房屋、从一间二间三间到院落,从一层房屋向多层房屋的转变,房屋的修建则是一项巨大的家族工程。牧人所需工具的质地同样也经过了石器、木器到铁器的转变,所需的工具类型则有各种马具,包括马头套、缰绳、马鞍、马镫、马掌等;高车,包括车轴、车轮、车辕、车身、车厢等;帐篷,则分单层、双层和三层保暖帐篷。以上农业和牧业工具均是农人和牧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农人和牧人在长期的农牧生产中,不断地积累专业知识和技能、改造工具,并促使农业和牧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如现代农业普遍使用的播种机、除草机、收割机、磨面机、去壳机等,牧业中的机动车代替马匹、活动房车代替帐篷等等,使更多的农人和牧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于科学化农业牧业或艺术的创造当中。第四,农人和牧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农业牧业规范或操守,保障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农人什么时候种什么作物、管理过程中有哪些禁忌,丰收的庆典或歉收时的法事如何做等等,就是以惩恶扬善的方式规范农人生产行为;牧人什么时候转场,转场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到新场后以什么样的程序安排新居、如何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等等,都需要一整套牧业规范或操守来规定牧人的行为,以便六畜兴旺。第五,农人和牧人的观念和价值观不仅体现了农业和牧业的智慧,也是指导农业牧业进一步发展的保证。如农人因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因此定居是其生产生活的特征。定居社会人口繁衍相对较快,因此规范农人的行为,以求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养育更多的人口而形成的勤奋、节俭、守成等观念或价值观;牧人因在相对宽广的牧场里四季转场,移动是其生产生活的特征,游牧社会人口繁衍相对较慢。且在尊重自然环境的条件下而形成豪放、开放、勇敢等观念或价值观。以上农人与牧人的职业文化因子,各有各的作用,又从整体上体现作为农人牧人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因此,农人文化就构成了农人的文化属性。牧人文化就构成了牧人的文化属性,即社会分工所需要的专业工具、专业知识和技能、规范或操守、观念和价值观等,逐渐内化为职业的传统文化,因而也构成民族的文化属性。

尽管我们在研究民族这种人类共同体时,曾经走过以体质、语言、生计、信仰等不同方式分类民族的过程,但由于谋生是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需求,因此用于谋生的不同方式及其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则与民族息息相关。因为人类从诞生至今,曾经度过几十万年仅靠采集和狩猎就可以生存的时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多种需要,因此后来的人类一直都走在为生存而艰苦努力的路上。生活在不同地球区域的人类,根据寻找到的不同资源,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这些生计方式中,最基本的社会分工及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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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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